牟森改編的話劇讓劉震雲抹眼淚

4月20日晚上，河南藝術中心大劇院演出牟森導演的話劇《一句頂一萬句》。結束後，牟森（前右）與小說原著作者劉震雲（前左）上臺致辭。攝影/本刊記者 李行

牟森：“戲劇對我沒那麼重要”

本刊記者/李行

4月20日下午4點，坐在河南藝術中心大劇院旁邊咖啡館接受採訪的牟森有些忐忑，由他改編自劉震雲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的同名話劇將在當晚的藝術中心大劇院上演。此後，該劇將在接下來的兩個多月裡展開新一輪全國巡演。

早在去年的這一天，《一句頂一萬句》在國家大劇院開啟首輪巡演，北京站三場演出上座率達98％，獲得了文化界的高度關注。今年4月12日，新一輪巡演的序幕再次在北京拉開，並博得一眾大咖的讚賞。

儘管如此，鄭州站的巡演，對牟森來說是一次真正的“檢驗”。

小說寫的是河南人的故事，舞臺上也是河南方言貫穿整場，他非常在意的是，河南方言講述的河南故事進入河南人的耳朵，是否會讓他們興奮。

當晚的演出中，當演員操著地道的河南話對臺下的觀眾說出“鄭州傷了我的心。不僅鄭州，洛陽、延津、安陽都傷了我的心，我要離開這傷心之地”這段臺詞時，觀眾發出了陣陣笑聲。

戲演到動情處，臺下坐著的劉震雲與觀眾一起抹眼淚。牟森知道，這部戲成了，對得起河南觀眾，也對得起劉震雲的信任了。

“特別的緣分”

將劉震雲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劇》改編為話劇，牟森稱之為“特別的緣分”。早在2009年，《一句頂一萬句》於《人民文學》上刊發時，牟森便緊追著連載讀完了這部作品，當即寫下了八個字：地老天荒，山高水長。

更早的上世紀90年代，牟森是國外戲劇節的常客，看到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後，他決定將其搬上國際舞臺。法國很難找到驢，劉震雲就牽著一匹馬上臺講述他與姥姥的故事。

“欠劉震雲一個人情”的說法也許緣於那次的合作不夠理想，但牟森說不是因為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心理感覺”。

2017年，鼓樓西劇場總經理李羊朵找到牟森尋求合作，牟森提出想復排此前的作品《紅鯡魚》，他認為其表達的主題在當下社會依然有現實意義。

《紅鯡魚》講的是一對中產階級老夫婦，住在城市廣場附近的高級公寓中，因可憐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將他們請入家中，最後引發了階級之間的暴力衝突。“紅鯡魚”源自一條愛爾蘭諺語：你是一條紅鯡魚，意思是死路一條。鯡魚活著時為青色，死後就變成紅色。

遺憾的是，項目審批沒有通過。當李羊朵說起自己此前拿下了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時，牟森覺得再續前緣的時機到了。“他們很多年沒見，這次合作達成，在天津又見面時，兩個男人抱在一起，好幾分鐘不說話。”李羊朵感慨道。

在牟森看來，他所要面對的原著是一本“大書”。《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超級的中國社會史詩，擁有巨大的創作企圖心，作品最後的實現度也堪稱完美。

因為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本身的結構工整，作為改編者，牟森只需要遵從原著即可。困難的是，如何在舞臺上呈現小說中的近百個人物。

和去年的首輪演出不同，此次巡演，牟森決定把這部戲分為上下兩部，分別以《一句頂一萬句之出延津記》與《一句頂一萬句之回延津記》為名進行獨立演出。每部兩個多小時，十六名演員要飾演六十餘個角色、跨越七十載。舞臺設計從一開始做村莊、房屋的實物場景到最後做減法，只保留了三個土坡的無實物呈現。

“戲中所出現的人物、所講的心事似乎非常渺小，但是牟森導演的視野非常宏大，這就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差和對比，令我非常感動。”劉震雲在看完這部戲後如此說。

劉震云為小說找到的命名是“一句頂一萬句”，牟森為話劇找到的命名是“穿過黑暗的玻璃”。命名一出來，主題、結構、意義全都有了。他在中國美院開設的一門有關“敘事工程”的課上也常說，“命名即主題，主題即結構，結構即意義。”

“先鋒戲劇導演”

從2017年開始籌備，牟森在北京、鄭州做了兩次演員招募。選演員有兩個要素：第一是能說河南話，因為演員在戲裡幾乎都要分飾多個角色，每個角色的方言節奏和表演節奏要高度吻合；第二就是質感，要儘可能地接近小說裡的人物。

最後，選出來的演員除了一小部分是河南的戲曲演員，大部分是戲劇院校畢業不久的學生，最年輕的出生於1997年。

一方面，戲曲演員轉演話劇是很難的；另一方面，一部投資500萬元的戲，選擇很多剛畢業的“素人”演員，使李羊朵前期倍感壓力，但因為牟森此前的戲也是大量的素人演員出演，牟森堅持用河南方言這一條也與她不謀而合。“所以，牟導是我一直覺得最適合這個戲的導演。”李羊朵說。

河南延津人曹青娥，七十八歲時病危。彌留之際，她想起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三歲時，生父在山西沁源死於非命。五歲時，繼父楊摩西入贅與母親吳香香結婚，並改姓成為吳摩西。因母親與人偷情出走，吳摩西帶她從延津出外尋找。途中，她被人販子拐賣，幾經輾轉，流落到山西沁源。

七十年後，曹青娥的兒子牛愛國，又因妻子偷情出走，從沁源出外尋找。在母親彌留之際，知悉她曾回延津，追尋過往未果。為完成她的遺願，牛愛國回到延津，追根溯源至陝西咸陽，解開了吳摩西丟失曹青娥後的命運之謎。

貫穿全劇的老年曹青娥由豫劇演員趙吟秋飾演。這個重要角色的人選是牟森前期到河南採風時就在內心暗暗定下的。

趙吟秋是豫劇演員，在話劇領域幾乎沒有經驗。多年的豫劇步態、動作已經養成，短期內改變談何容易，牟森給她的任務是每天寫曹青娥的日記。這些都是劇本、小說裡沒有的內容，趙吟秋卻想到自己的身世與曹青娥被拐賣何其相似。她的父親鄧光清身為國民黨少將，隨敗退的國民黨逃到臺灣，母親生下她之後也很快去世。後來被姨娘收養，但寄人籬下的日子，吃不飽、穿不暖。八歲時，她移居河南鄭州，被豫劇皇后陳素真收為義女，從此步入梨園。

每位演員都有活生生的故事，雖然有些不是科班出身。牟森也是從中文系畢業後愛上戲劇才開始排戲的。也許，正是這種不受科班約束，能兼容幷包，才讓他的話劇擁有實驗戲劇的氣質。

牟森 1980 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大學期間他就對戲劇著迷。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話劇的黃金年代，院團多、劇作家多、導演多、演出多，牟森幾乎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劇院。1984 年，牟森排了他的第一部戲《課堂作文》，是北師大中文系 80 級的畢業演出，在學校食堂兼禮堂裡上演。後來原著作者、西德劇作家埃爾文·魏克德收到他們的劇照和信，深受感動，給他們回了信。這次經歷讓牟森認識到了自己的導演能力，魏克德的來信更鼓舞了他。

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各領域西風猛進，百花齊放，藝術創作者也有了不同的選擇。體制內劇團開始重新排練《茶館》《雷雨》《天下第一樓》等經典話劇，牟森則主動離開僅工作了一年的西藏話劇團，回到北京，成立名為“蛙”的第一個民間劇團，拉著同道中人孟京輝、蔣樾、于堅等人排練實驗戲劇《犀牛》《大神布朗》《零檔案》。

那是一個體制外劇團很難申請到演出許可證的年代，國內觀眾沒有機會看到他的作品，所以他對觀眾也“沒那份兒責任”，能夠做專注表達自我的作品。他在劇場裡架起煤爐做火鍋、讓演員拿起電焊焊鋼筋，甚至放棄劇本，讓演員們即興發揮，講自己對性的認識。

被冠以“先鋒戲劇導演”的名號，牟森帶領劇團在國外各大戲劇節巡迴演出。《零檔案》在海外接連演出了近百場，為中國當代戲劇贏得了前所未有的榮譽。1994年5月17日，法國《解放報》這樣寫道：“面對如此殘酷、赤裸裸地表現生命的場景，你顫抖著，受到極大的震撼，它象徵著一個年輕的中國劇團的崛起，加入了戲劇的歷史。”

1993年，牟森在北京電影學院主持的一個演員實驗訓練班開始排練《彼岸》。

排練期間，演員們陷入了烏托邦式的美好幻想，作為“北漂”的牟森就告訴年輕人，不要夢想著“彼岸”，不要以為此後就可以做明星。

三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排練了5個月，《彼岸》作為結業劇目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排練室裡連演了7天，在當時的京城藝術圈極為轟動。崔健看後也深受觸動，特別為它寫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彼岸》。內部公演後，離開學校，年輕演員們才由《彼岸》的幻想中被拉回到為生計發愁的現實。

直到1997年，各領域的商業化浪潮已經在中國風起雲湧時，民間戲劇的商演手續才不再那麼麻煩，但牟森的懷有商業企圖的《傾訴》票房慘淡。他選擇急流勇退，而當年在他的戲劇裡做演員的孟京輝，則扛起“先鋒”的大旗，賺得盆滿缽滿。

“保衛自己”

闊別戲劇的二十多年裡，牟森沒有閒著。他做過不知名網站的CEO，籌備過一直沒拍出來的電影，擔任過“西岸2013建築與當代藝術雙年展”戲劇部分的總敘事和藝術總監。2014年，他開始到中國美院教書。

成功和失敗，在這個亞里士多德的信徒看來，都是“命運的禮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就這個主題跟他約了幾年的書稿，他一直未完成。因為他相信世界是連續的，“賊不走空”。

1998年，離開戲劇界的第二年，牟森去上海為通用別克拍攝他們在大陸的第一款10分鐘的廣告片。那年冬天，在上海浦西的老機場，飛機延誤15個小時，他買了本哈佛MBA企業管理教程來打發時間。“我這麼個搞藝術的人，你怎麼想都跟它沒緣分，但當時正好我在拍這個大企業，一下子覺得比小說還好看。這對我以後做網站，包括整個思維方式都影響很大。”

雖然從戲劇界淡出多年，但牟森不止一次被問到戲劇與他的關係。他甚至回答，戲劇對他“一丁點兒”都不重要，說不做就不做了。

“從1993年的《彼岸》，到1994年的《零檔案》，再到1995年的《紅鯡魚》，我是啪啪啪幾大步。那個時候戲劇不能叫商品，沒法賣票。我們那時出個國多難啊！要辦護照，得拿3000美元放銀行裡3個月給自己做擔保，到處借錢給演員辦，而且還不能張揚。”儘管如此，牟森說，“世界上有意思的事那麼多，我從來不認為一個人應該一件事幹到底。我也不像有人那樣，拿戲劇當生命。這事兒對我沒那麼重要。”

他一直努力擁抱當下的生活。互聯網時代，他經常在博客大巴上列書單、寫讀書筆記、記錄生活點滴，粉絲眾多，但沒有備份，博客大巴關停服務後，連他自己都看不了那些文字了。

後來，微信朋友圈替代博客大巴，成了他“倒垃圾”的地方。一天發數條，很多觀點依然犀利，很多合作都通過朋友圈公佈出來，作為他知行合一的“證據”。比如最近一條，他說想為《一句頂一萬句》的年輕人再排一出新戲。

在《一句頂一萬句》裡，牟森開始強調導演這一職業與製作人的“高度合作性”，並開始對劇本精雕細琢。在一部分熟悉牟森此前作品的觀眾看來，牟森從先鋒迴歸傳統了。但牟森從來不把自己歸到先鋒或傳統的語境裡。“我的作品從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是在建構，所以我不是破壞者，我強調理性和建設性。”牟森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作為牟森早年話劇中的演員，蔣樾看完《一句頂一萬句》後，問他是不是對觀眾妥協了，遭到牟森的堅決否認，“這齣戲就適合這麼排。”蔣樾認為，進入美院教書是牟森這些年最好的時候，用他們那個年代的話術來講就是，他（終於）佔領了一塊陣地。

骨子裡，牟森依然是《彼岸》裡用理智表達憤怒的青年，像他早年排演的話劇《犀牛》裡對被世界同化、做出最後吶喊的年輕人，“我要保衛自己，對付所有的人，我要保衛自己。我是最後的一個人，我將堅持到底，我絕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