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減水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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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你好，我是減水書生，與您一起品讀歷史、感悟思辨。

公元前202年2月，劉邦汜水稱帝，宣告中國重歸一統而皇帝君臨天下。

然而，此時一統，仍然暗流湧動；此時天下，已是傷痕累累。

皇帝劉邦，收穫了統一的天下，卻也收穫了天下統一的問題。

中原破敗而百姓疲敝，廟堂逡巡而野無風雅，矛盾重重而天下岌岌。

該怎樣收拾舊山河？

劉邦等布衣君臣必須要認真作答這個大問題。

劉邦

這個問題裡有道路的取捨，是秦制還是周制。

也有執政風格的選擇，是暴風驟雨還是和風細雨。

還有利益、有矛盾，甚至有殺氣：諸侯盟友、功臣將軍以及邊地匈奴，哪一個處理不好都可能是再一場楚漢爭霸。

1.一切都是形勢使然

秦帝國是設計出來的，而漢帝國是演化出來的。

而其演化的方式，就是不斷地解決問題、解決當下的問題、解決形勢所迫的問題。

至於是否深謀、是否遠慮，劉邦君臣就顧及不得了。

劉邦君臣

漢中之時，他們解決了還定三秦的問題；關中之時，他們解決了楚漢爭霸的問題。

事實證明，他們解決的很成功，於是收穫了重歸一統的天下。

所以，劉邦君臣都是解決問題的好手，他們在這方面很有經驗。

沒有格局萬世的眼界，但求穩定當下的辦法。

不求主動地去設計天下，但求亦步亦趨、但求摸著石頭過河。

他們要的就是一種有目的的短視。

天下提出了什麼問題，他們就去解決什麼問題。

而形勢需要他們怎麼治理，他們就去怎麼治理。

秦末戰火，中原破敗，所以休養生息。

龐大帝國，治無所循，所以地方放任。

典籍焚燬，文學不興，所以治無主義。

功臣強勢，妥協求全，所以集權不極。

布衣將相，質勝於文，所以治理粗放。

一系列偶然的因素、一系列矛盾的聚合、一系列必然的形勢，演化出了一個無為而治的漢初政府。

秦末戰火

於是，便形成了小政府和大社會的治理格局。

而這種格局，卻恰恰實現了高層控制和基層自治的平衡。

樸素的黃老無為而治，成就了一種恰如其分的系統治理。

於是，漢初七十年便造就了一種藏富於民的繁榮。

《平準書》言：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不是有意設計的結果。

藏富於民的帝國繁榮，不是刻意為之的結果。

之所以在立漢時出現了，而之所以在武帝朝就結束了，都是形勢使然。

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而之所以興、之所以敗，也是形勢使然。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司馬遷以樸素的辯證智慧，高度概括了西漢百餘年的劇烈變化。

司馬遷

“相激使然”確實概括了小政府大社會的形成原因。

但又是如何“相激”、又是如何形勢使然呢？

“物盛而衰”，確是此理。

但漢初繁榮之因，到底為何呢？

2.足夠剋制的政府

劉邦時期，漢朝政府的主要稅種是田租，即土地稅，大體維持在十五分之一的低稅率。

文帝時期，進一步減稅安民，把土地稅降至三十分之一的更低稅率。

但是，三十稅一，還不算完。

公元前168年，漢文帝直接取消了農業稅。

這種不收農業稅的狀態一直持續了13年。

到景帝二年才再次恢復為三十稅一的低稅率。

低稅率、甚至取消農業稅，對老百姓是好事、對繁榮是貢獻。

但是，要維持這種低稅率，就需要政府得足夠剋制。

漢文帝

漢初建國，連年征戰，所以說不上剋制。

但除了築城長安和營建未央，劉邦、蕭何二人也沒有太過折騰。

呂后時期，權力鬥爭很激烈，但治國理政卻秉持無為。

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文帝時期，朝堂風氣持守無為，而國家施政當真剋制。

文帝執政23年，而“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這就意味著政府的皇室支出已經降低到了極限。

景帝時期，遭遇了吳楚七國之亂。

這是一件大事，但這件大事僅持續了三個月便結束了。

七國之亂

不僅事態被如此迅速平息，景帝還藉機削弱諸侯、鞏固中央，於是國家也就更穩定了。

除了平七國之亂，在其他時候、在其他事上，景帝政府也是十分克制的。

這種剋制的表現就是不折騰：低稅率不變、約法省禁不變、放任無為不變。

從呂后到文帝再到景帝，漢初70年間，歷屆君臣都做到了剋制。

而剋制的結果就是：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李悝治魏時算過一筆農業賬：“一夫挾五口”而能治百畝之田，每畝每年獲糧1.5石。

李悝變法

《漢書•地理志》統計全國的定墾田是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

古制一頃合五十畝，定墾田大約是4100萬畝，保守按每畝1石計，年產糧超過4億石。

“漕轉山東粟”按50萬石計算，約相當於全國農業GDP的八百分之一。

這些稅收的用途：一是養活官僚體系；二是供養帝國軍隊；三是供給皇室。

每年農業GDP的八百分之一就足夠政府開支。

而剩餘的財富，就可以流入了社會，或以養民、或以互市、或以積蓄。

所以，漢初繁榮與帝國政府的剋制是分不開的，它讓社會有了足夠的資本可供支配。

3.足夠幸運的時代

政府足夠剋制，而時代也足夠給力。

漢初七十年間，邊地沒有生大事、朝堂沒有大變故、地方也沒有大顛覆，甚至水旱之災都少有。

這隻能說是時代贈予的幸運。

其中有這樣五件事，特別能夠說明這種幸運。

一是劉邦快速而乾淨地消滅了一眾異姓諸侯王。

於是，漢初僅能止戰的形式統一，便成了真正的統一，起碼在政治上實現了，天下不再是“失鹿”的狀態。

二是諸呂之亂僅止於廟堂、朝政危局僅是“曇花一現”。

呂后爭權，但政不出房戶，天下始終蕭規曹隨。

諸呂亂政，而亂止於廟堂，國家沒有爆發內戰。

文帝登基、功臣俯首、諸侯收兵，朝政危局就這樣快速地化解了。

三是幾次對匈動武的議案都被理性地否決了。

呂后不忍則樊噲北伐，文帝為怒則灌嬰披甲，景帝任性則亞父掛帥，但幾為人主都剋制住了。

理性戰勝感性並非常態。如果真是這樣，人類也不會犯下那麼多愚蠢的錯誤。

但必須得佩服漢初君臣，他們平息了心中怒火，也就平息了漢匈戰火。

四是匈奴人能夠滿足和親、能夠滿足關市。

漢初羸弱，匈奴逞強，但僅是小侵略；漢有戰事，匈奴虎視，但僅是小插手。

和親足矣、關市即可，匈奴人滿意了。

五是七國之亂被周亞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被平定了。

吳楚敢叛亂，就說明他們有對抗中央、甚至有消滅中央的實力。

所以，周亞夫雖勇，也不敢輕易與七國聯軍正面接戰，因為打不過。

而樑國堅城、亞夫堅壁、輕兵絕糧，吳楚聯軍竟不得章法。所以，三月之間，七國亂事便告結束。

周亞夫

這是景帝之幸、大漢之幸，更是時代之幸。

想一想楚漢爭霸是怎麼打的，也就知道這種幸運是多麼來之不易了。

以上這五件大事，任何一件都足以改變時代脈絡，也都足以終結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格局。

因為這些事都需要花錢，需要花很多錢。

帝國政府也就無法再維持小政府的治理模式，而只能啟動戰國模式。

所以說，這當真是時代所賜予的幸運。

4.總結：沒有那麼多價值判斷，都是“相激使然”

漢初的黃老無為之術，在武帝朝被獨尊儒術所取代。

至於是不是被儒術取代，不好說，但黃老無為的理念卻被終結了，因為帝國要大有作為。

自由放任的治理模式，在武帝朝被嚴格管控的治理模式所取代。

大有作為的政府就要養更多的官、建更龐大的官僚體系，還要養更多的兵、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要開疆拓土、也要威儀四方。

政府高速運轉，社會也就必須高效管控、高度集中起來。

沒有了足夠剋制的政府，社會便失去了可供支配的資本，所以結果只能是殘破。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表面上看，桑弘羊沒有增加百姓稅賦。

桑弘羊

但是，桑弘羊所施用的各種財政手段卻實實在在地從社會抽血了。

田租之稅，也就是農業稅，沒有太多變化。

但是，鹽鐵官營、貨幣壟斷、入粟拜爵以及算緡之令，還有均輸、平準之策，都是在從社會攫取財富，

而其結果，總會轉嫁到平民身上。

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

這就是結果。

而算緡告緡之後，“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而“商者少，物貴”。

所以，百姓生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武帝是大有作為之主，值得歌功頌德。

漢武帝

左起朝鮮、右抵西域、南破越夷、北伐匈奴，武帝朝的漢帝國打遍了整個已知世界。

而且這種影響延及後世，強漢武功，拓展了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

但是，武帝朝的百姓卻是痛苦的。

讀司馬公的《平準書》，難免哀憐民生之艱，感慨唏噓。

所以，小編比不上司馬遷的豁達。

本來沒有那麼多價值判斷，“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僅此而已。

漢初殘破，所以物極必反，於是70年間天下蒸蒸日上。

今上盛極，所以物極必反，於是戰事頻仍而天下困頓。

無為而治的初衷，並非因為善的設計，就是偶然而又必然地開啟了。

無為而治的終結，也非因為惡的故意，就是必然而又偶然地結束了。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這裡或許真得沒有那麼多或善或惡的價值判斷。

放在歷史的長河中，漢武帝稱不上當世仁君，但其施於後世的功績，不也稱得上蓋世雄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