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百年前救亡圖存的冷靜思考者和思想引領人'
梁啟超這個名字，似乎經過百年曆史的沉澱後已經沉寂，就像發黃的電影膠片，沉靜地訴說著時代的吶喊。梁啟超百年前引領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標誌性的事件，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思想和主張自始至終貫穿了那個年代。
思想的緣起
從梁啟超成長的環境看，倒是感覺不到他會有這麼強烈的改天換地的革命思想。梁啟超的父親樑寶瑛在鄉里有聲望，在梁啟超中舉之後，謙恭地帶著兒子專程去拜訪與梁氏有宿怨的東甲人，拜謁他們的宗祠，執弟子禮。此外，樑寶瑛在病床前侍奉父親近二十年。梁啟超的家教不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還有墨家的勤儉寡慾、吃苦耐勞，兼有老莊的虛無靜觀，總之要磨鍊人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梁啟超這個名字，似乎經過百年曆史的沉澱後已經沉寂，就像發黃的電影膠片，沉靜地訴說著時代的吶喊。梁啟超百年前引領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標誌性的事件，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思想和主張自始至終貫穿了那個年代。
思想的緣起
從梁啟超成長的環境看，倒是感覺不到他會有這麼強烈的改天換地的革命思想。梁啟超的父親樑寶瑛在鄉里有聲望，在梁啟超中舉之後，謙恭地帶著兒子專程去拜訪與梁氏有宿怨的東甲人，拜謁他們的宗祠，執弟子禮。此外，樑寶瑛在病床前侍奉父親近二十年。梁啟超的家教不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還有墨家的勤儉寡慾、吃苦耐勞，兼有老莊的虛無靜觀，總之要磨鍊人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這樣的家風也直接影響了梁啟超對待子女的態度，他大量地寫書信給子女，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於求成，鼓勵子女們做箇中西兼通的人。他思想的“善變”，也是在不斷地研究和汲取主要發達國家所長中變化的，思想的宗旨未變，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
革命的思想
早年梁啟超的重要引路人是康有為。康有為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他掀起了清代今文經學運動的復興，產生兩大影響，一個是動搖清朝正統學派的立腳點，另一個是重新檢查評估一切古書，有很強的革命和顛覆意識。
梁啟超這個名字，似乎經過百年曆史的沉澱後已經沉寂，就像發黃的電影膠片，沉靜地訴說著時代的吶喊。梁啟超百年前引領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標誌性的事件，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思想和主張自始至終貫穿了那個年代。
思想的緣起
從梁啟超成長的環境看，倒是感覺不到他會有這麼強烈的改天換地的革命思想。梁啟超的父親樑寶瑛在鄉里有聲望，在梁啟超中舉之後，謙恭地帶著兒子專程去拜訪與梁氏有宿怨的東甲人，拜謁他們的宗祠，執弟子禮。此外，樑寶瑛在病床前侍奉父親近二十年。梁啟超的家教不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還有墨家的勤儉寡慾、吃苦耐勞，兼有老莊的虛無靜觀，總之要磨鍊人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這樣的家風也直接影響了梁啟超對待子女的態度，他大量地寫書信給子女，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於求成，鼓勵子女們做箇中西兼通的人。他思想的“善變”，也是在不斷地研究和汲取主要發達國家所長中變化的，思想的宗旨未變，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
革命的思想
早年梁啟超的重要引路人是康有為。康有為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他掀起了清代今文經學運動的復興，產生兩大影響，一個是動搖清朝正統學派的立腳點，另一個是重新檢查評估一切古書，有很強的革命和顛覆意識。
梁啟超積極參與到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活動中，活動轟轟烈烈，有1500多人次參與，但一陣風過後歸於平靜。梁啟超認識到自上而下很難推動，要積聚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提出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政治上走得更遠，由興民權、興紳權、興辦學會，進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張。
當時梁啟超只有二十歲左右，他著《新民說》，說清楚了國家和朝廷的區別，“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恆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字裡行間湧動著青春的熱血。他大聲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那個時候的梁啟超也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鼓吹革命和破壞主義。儘管如此，梁啟超踏實穩重的性格沒有讓他走得更超前，其革命思想遭到康有為的批評之後，在實踐中他還是內斂了很多，做出讓步，停止與孫中山的來往。
梁啟超這個名字，似乎經過百年曆史的沉澱後已經沉寂，就像發黃的電影膠片，沉靜地訴說著時代的吶喊。梁啟超百年前引領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標誌性的事件，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思想和主張自始至終貫穿了那個年代。
思想的緣起
從梁啟超成長的環境看，倒是感覺不到他會有這麼強烈的改天換地的革命思想。梁啟超的父親樑寶瑛在鄉里有聲望，在梁啟超中舉之後，謙恭地帶著兒子專程去拜訪與梁氏有宿怨的東甲人，拜謁他們的宗祠，執弟子禮。此外，樑寶瑛在病床前侍奉父親近二十年。梁啟超的家教不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還有墨家的勤儉寡慾、吃苦耐勞，兼有老莊的虛無靜觀，總之要磨鍊人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這樣的家風也直接影響了梁啟超對待子女的態度，他大量地寫書信給子女，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於求成，鼓勵子女們做箇中西兼通的人。他思想的“善變”，也是在不斷地研究和汲取主要發達國家所長中變化的，思想的宗旨未變，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
革命的思想
早年梁啟超的重要引路人是康有為。康有為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他掀起了清代今文經學運動的復興，產生兩大影響，一個是動搖清朝正統學派的立腳點，另一個是重新檢查評估一切古書，有很強的革命和顛覆意識。
梁啟超積極參與到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活動中，活動轟轟烈烈，有1500多人次參與，但一陣風過後歸於平靜。梁啟超認識到自上而下很難推動，要積聚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提出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政治上走得更遠，由興民權、興紳權、興辦學會，進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張。
當時梁啟超只有二十歲左右，他著《新民說》，說清楚了國家和朝廷的區別，“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恆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字裡行間湧動著青春的熱血。他大聲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那個時候的梁啟超也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鼓吹革命和破壞主義。儘管如此，梁啟超踏實穩重的性格沒有讓他走得更超前，其革命思想遭到康有為的批評之後，在實踐中他還是內斂了很多，做出讓步，停止與孫中山的來往。
此時，梁啟超和譚嗣同交往密切。譚嗣同好動不好靜，正好和梁啟超互補，兩人從公車上書後到戊戌變法前，有兩年多的時間，一起做事，一起讀書和討論。這個時期，梁啟超參與創辦並主筆了《中外紀聞》《時務報》《知新報》，積極吶喊，同時在時務學堂擔任教職，擔任中文總教習。當初，時務學堂第一班的學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
梁啟超這個時期以“革命”“排滿”為主調的言論，不同程度地影響到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思想和行為，在年輕一代的心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改良式的思想
梁啟超在三十歲的時候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轉變，由革命式思想向改良式思想轉變，改良的方式隨著閱歷的增加而有所變化，但改良的基本理念一直貫穿他的一生。
戊戌變法後，梁啟超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一路所見所思所感，促使其認識的變化。1903年，梁啟超從美國考察歸來後，完全放棄了革命、排滿、共和的主張，轉向君主立憲。
梁啟超這個名字，似乎經過百年曆史的沉澱後已經沉寂，就像發黃的電影膠片，沉靜地訴說著時代的吶喊。梁啟超百年前引領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標誌性的事件，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思想和主張自始至終貫穿了那個年代。
思想的緣起
從梁啟超成長的環境看，倒是感覺不到他會有這麼強烈的改天換地的革命思想。梁啟超的父親樑寶瑛在鄉里有聲望，在梁啟超中舉之後，謙恭地帶著兒子專程去拜訪與梁氏有宿怨的東甲人，拜謁他們的宗祠，執弟子禮。此外，樑寶瑛在病床前侍奉父親近二十年。梁啟超的家教不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還有墨家的勤儉寡慾、吃苦耐勞，兼有老莊的虛無靜觀，總之要磨鍊人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這樣的家風也直接影響了梁啟超對待子女的態度，他大量地寫書信給子女，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於求成，鼓勵子女們做箇中西兼通的人。他思想的“善變”，也是在不斷地研究和汲取主要發達國家所長中變化的，思想的宗旨未變，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
革命的思想
早年梁啟超的重要引路人是康有為。康有為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他掀起了清代今文經學運動的復興，產生兩大影響，一個是動搖清朝正統學派的立腳點，另一個是重新檢查評估一切古書，有很強的革命和顛覆意識。
梁啟超積極參與到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活動中，活動轟轟烈烈，有1500多人次參與，但一陣風過後歸於平靜。梁啟超認識到自上而下很難推動，要積聚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提出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政治上走得更遠，由興民權、興紳權、興辦學會，進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張。
當時梁啟超只有二十歲左右，他著《新民說》，說清楚了國家和朝廷的區別，“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恆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字裡行間湧動著青春的熱血。他大聲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那個時候的梁啟超也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鼓吹革命和破壞主義。儘管如此，梁啟超踏實穩重的性格沒有讓他走得更超前，其革命思想遭到康有為的批評之後，在實踐中他還是內斂了很多，做出讓步，停止與孫中山的來往。
此時，梁啟超和譚嗣同交往密切。譚嗣同好動不好靜，正好和梁啟超互補，兩人從公車上書後到戊戌變法前，有兩年多的時間，一起做事，一起讀書和討論。這個時期，梁啟超參與創辦並主筆了《中外紀聞》《時務報》《知新報》，積極吶喊，同時在時務學堂擔任教職，擔任中文總教習。當初，時務學堂第一班的學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
梁啟超這個時期以“革命”“排滿”為主調的言論，不同程度地影響到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思想和行為，在年輕一代的心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改良式的思想
梁啟超在三十歲的時候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轉變，由革命式思想向改良式思想轉變，改良的方式隨著閱歷的增加而有所變化，但改良的基本理念一直貫穿他的一生。
戊戌變法後，梁啟超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一路所見所思所感，促使其認識的變化。1903年，梁啟超從美國考察歸來後，完全放棄了革命、排滿、共和的主張，轉向君主立憲。
梁啟超此後逐步認識到華人社會的問題，意識到革命不會使我們獲得自由，倒可能得到專制，而且在改良式的路徑方面，華人不僅離民主共和很遠，甚至離民主立憲也很遠，只能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就是其君主立憲的考慮。
那麼怎麼才能讓改良式思想落地呢？流亡回來後，梁啟超開始積極組織政黨，由政黨引領，並擬定了三條綱領：尊崇皇室，擴張民權；鞏固國防，獎勵民業；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 在實踐中，梁啟超不希望國家有大的動亂，對袁世凱有一些期待，抱有一些希望。成立進步黨，“第一，欲將全國政治導入軌道；第二，欲造成一種可為模範之政黨，以立政黨政治之基礎”。但是現實是殘酷的，最終國會被解散，梁啟超也受到非議。
此時，梁啟超對政治生涯產生了厭倦，同時也看得出，當時的中國在由家族治理走向政黨團體治理的過程中，還未有成熟的環境，梁啟超也講到“顧吾至今乃確信吾國現在之政治社會，決無容政治團體活動之餘地，以今日之中國人而組織政治團體，其為團體分子之資格，所缺實多，夫吾即不備此資格者之一人也”。儘管後來梁啟超又參與到段祺瑞的政府中，但終究一事無成，這促使樑公歸隱，走向開民智之路。
不是尾聲的尾聲
“五四運動”掀起了革命的新風潮，似乎梁啟超已經落伍於新時代，但他與“五四運動”卻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北洋政府的無能行為，就是梁啟超在巴黎得知情況後揭露的。
梁啟超這個名字，似乎經過百年曆史的沉澱後已經沉寂，就像發黃的電影膠片，沉靜地訴說著時代的吶喊。梁啟超百年前引領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標誌性的事件，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思想和主張自始至終貫穿了那個年代。
思想的緣起
從梁啟超成長的環境看，倒是感覺不到他會有這麼強烈的改天換地的革命思想。梁啟超的父親樑寶瑛在鄉里有聲望，在梁啟超中舉之後，謙恭地帶著兒子專程去拜訪與梁氏有宿怨的東甲人，拜謁他們的宗祠，執弟子禮。此外，樑寶瑛在病床前侍奉父親近二十年。梁啟超的家教不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還有墨家的勤儉寡慾、吃苦耐勞，兼有老莊的虛無靜觀，總之要磨鍊人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這樣的家風也直接影響了梁啟超對待子女的態度，他大量地寫書信給子女，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於求成，鼓勵子女們做箇中西兼通的人。他思想的“善變”，也是在不斷地研究和汲取主要發達國家所長中變化的，思想的宗旨未變，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
革命的思想
早年梁啟超的重要引路人是康有為。康有為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他掀起了清代今文經學運動的復興，產生兩大影響，一個是動搖清朝正統學派的立腳點，另一個是重新檢查評估一切古書，有很強的革命和顛覆意識。
梁啟超積極參與到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活動中，活動轟轟烈烈，有1500多人次參與，但一陣風過後歸於平靜。梁啟超認識到自上而下很難推動，要積聚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提出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政治上走得更遠，由興民權、興紳權、興辦學會，進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張。
當時梁啟超只有二十歲左右，他著《新民說》，說清楚了國家和朝廷的區別，“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恆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字裡行間湧動著青春的熱血。他大聲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那個時候的梁啟超也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鼓吹革命和破壞主義。儘管如此，梁啟超踏實穩重的性格沒有讓他走得更超前，其革命思想遭到康有為的批評之後，在實踐中他還是內斂了很多，做出讓步，停止與孫中山的來往。
此時，梁啟超和譚嗣同交往密切。譚嗣同好動不好靜，正好和梁啟超互補，兩人從公車上書後到戊戌變法前，有兩年多的時間，一起做事，一起讀書和討論。這個時期，梁啟超參與創辦並主筆了《中外紀聞》《時務報》《知新報》，積極吶喊，同時在時務學堂擔任教職，擔任中文總教習。當初，時務學堂第一班的學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
梁啟超這個時期以“革命”“排滿”為主調的言論，不同程度地影響到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思想和行為，在年輕一代的心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改良式的思想
梁啟超在三十歲的時候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轉變，由革命式思想向改良式思想轉變，改良的方式隨著閱歷的增加而有所變化，但改良的基本理念一直貫穿他的一生。
戊戌變法後，梁啟超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一路所見所思所感，促使其認識的變化。1903年，梁啟超從美國考察歸來後，完全放棄了革命、排滿、共和的主張，轉向君主立憲。
梁啟超此後逐步認識到華人社會的問題，意識到革命不會使我們獲得自由，倒可能得到專制，而且在改良式的路徑方面，華人不僅離民主共和很遠，甚至離民主立憲也很遠，只能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就是其君主立憲的考慮。
那麼怎麼才能讓改良式思想落地呢？流亡回來後，梁啟超開始積極組織政黨，由政黨引領，並擬定了三條綱領：尊崇皇室，擴張民權；鞏固國防，獎勵民業；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 在實踐中，梁啟超不希望國家有大的動亂，對袁世凱有一些期待，抱有一些希望。成立進步黨，“第一，欲將全國政治導入軌道；第二，欲造成一種可為模範之政黨，以立政黨政治之基礎”。但是現實是殘酷的，最終國會被解散，梁啟超也受到非議。
此時，梁啟超對政治生涯產生了厭倦，同時也看得出，當時的中國在由家族治理走向政黨團體治理的過程中，還未有成熟的環境，梁啟超也講到“顧吾至今乃確信吾國現在之政治社會，決無容政治團體活動之餘地，以今日之中國人而組織政治團體，其為團體分子之資格，所缺實多，夫吾即不備此資格者之一人也”。儘管後來梁啟超又參與到段祺瑞的政府中，但終究一事無成，這促使樑公歸隱，走向開民智之路。
不是尾聲的尾聲
“五四運動”掀起了革命的新風潮，似乎梁啟超已經落伍於新時代，但他與“五四運動”卻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北洋政府的無能行為，就是梁啟超在巴黎得知情況後揭露的。
“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盛行，不激進的即被看作落伍，梁啟超的溫和主張似乎受到了質疑，不被新的一代年輕人所歡迎。曾經仰慕梁啟超的胡適在此時接過了大旗。如果說，梁啟超站在這個時代的最前端，是開路的先鋒，胡適則屬於這個時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時代的開創者；如果說，梁啟超最初搭建了“現代中國”的舞臺的話，那麼，胡適則是拉開大幕的人。梁啟超一生似乎有些“高開低走”，國民黨直到其去世十三年後才頒發褒獎令，但是，我們真的不能要求梁啟超太多了，他已經是開啟新思想的急先鋒了，然而他的成長經歷和性格特點又決定他不會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領導革命。與此相對應，他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這就是為什麼“五四運動”請來了西洋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作為自己的旗幟，而梁啟超卻同時宣佈西洋文明並不能救濟國人的精神饑荒，認為救知識饑荒，可以在西方找材料，但救精神饑荒，要在東方找材料。
梁啟超這個名字，似乎經過百年曆史的沉澱後已經沉寂，就像發黃的電影膠片，沉靜地訴說著時代的吶喊。梁啟超百年前引領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況，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標誌性的事件，都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思想和主張自始至終貫穿了那個年代。
思想的緣起
從梁啟超成長的環境看，倒是感覺不到他會有這麼強烈的改天換地的革命思想。梁啟超的父親樑寶瑛在鄉里有聲望，在梁啟超中舉之後，謙恭地帶著兒子專程去拜訪與梁氏有宿怨的東甲人，拜謁他們的宗祠，執弟子禮。此外，樑寶瑛在病床前侍奉父親近二十年。梁啟超的家教不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還有墨家的勤儉寡慾、吃苦耐勞，兼有老莊的虛無靜觀，總之要磨鍊人格，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這樣的家風也直接影響了梁啟超對待子女的態度，他大量地寫書信給子女，強調要細密而踏實，不貪圖虛名，也不急於求成，鼓勵子女們做箇中西兼通的人。他思想的“善變”，也是在不斷地研究和汲取主要發達國家所長中變化的，思想的宗旨未變，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
革命的思想
早年梁啟超的重要引路人是康有為。康有為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他掀起了清代今文經學運動的復興，產生兩大影響，一個是動搖清朝正統學派的立腳點，另一個是重新檢查評估一切古書，有很強的革命和顛覆意識。
梁啟超積極參與到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活動中，活動轟轟烈烈，有1500多人次參與，但一陣風過後歸於平靜。梁啟超認識到自上而下很難推動，要積聚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提出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政治上走得更遠，由興民權、興紳權、興辦學會，進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張。
當時梁啟超只有二十歲左右，他著《新民說》，說清楚了國家和朝廷的區別，“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恆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字裡行間湧動著青春的熱血。他大聲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那個時候的梁啟超也受到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鼓吹革命和破壞主義。儘管如此，梁啟超踏實穩重的性格沒有讓他走得更超前，其革命思想遭到康有為的批評之後，在實踐中他還是內斂了很多，做出讓步，停止與孫中山的來往。
此時，梁啟超和譚嗣同交往密切。譚嗣同好動不好靜，正好和梁啟超互補，兩人從公車上書後到戊戌變法前，有兩年多的時間，一起做事，一起讀書和討論。這個時期，梁啟超參與創辦並主筆了《中外紀聞》《時務報》《知新報》，積極吶喊，同時在時務學堂擔任教職，擔任中文總教習。當初，時務學堂第一班的學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開國名人。
梁啟超這個時期以“革命”“排滿”為主調的言論，不同程度地影響到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思想和行為，在年輕一代的心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改良式的思想
梁啟超在三十歲的時候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轉變，由革命式思想向改良式思想轉變，改良的方式隨著閱歷的增加而有所變化，但改良的基本理念一直貫穿他的一生。
戊戌變法後，梁啟超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一路所見所思所感，促使其認識的變化。1903年，梁啟超從美國考察歸來後，完全放棄了革命、排滿、共和的主張，轉向君主立憲。
梁啟超此後逐步認識到華人社會的問題，意識到革命不會使我們獲得自由，倒可能得到專制，而且在改良式的路徑方面，華人不僅離民主共和很遠，甚至離民主立憲也很遠，只能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就是其君主立憲的考慮。
那麼怎麼才能讓改良式思想落地呢？流亡回來後，梁啟超開始積極組織政黨，由政黨引領，並擬定了三條綱領：尊崇皇室，擴張民權；鞏固國防，獎勵民業；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 在實踐中，梁啟超不希望國家有大的動亂，對袁世凱有一些期待，抱有一些希望。成立進步黨，“第一，欲將全國政治導入軌道；第二，欲造成一種可為模範之政黨，以立政黨政治之基礎”。但是現實是殘酷的，最終國會被解散，梁啟超也受到非議。
此時，梁啟超對政治生涯產生了厭倦，同時也看得出，當時的中國在由家族治理走向政黨團體治理的過程中，還未有成熟的環境，梁啟超也講到“顧吾至今乃確信吾國現在之政治社會，決無容政治團體活動之餘地，以今日之中國人而組織政治團體，其為團體分子之資格，所缺實多，夫吾即不備此資格者之一人也”。儘管後來梁啟超又參與到段祺瑞的政府中，但終究一事無成，這促使樑公歸隱，走向開民智之路。
不是尾聲的尾聲
“五四運動”掀起了革命的新風潮，似乎梁啟超已經落伍於新時代，但他與“五四運動”卻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北洋政府的無能行為，就是梁啟超在巴黎得知情況後揭露的。
“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盛行，不激進的即被看作落伍，梁啟超的溫和主張似乎受到了質疑，不被新的一代年輕人所歡迎。曾經仰慕梁啟超的胡適在此時接過了大旗。如果說，梁啟超站在這個時代的最前端，是開路的先鋒，胡適則屬於這個時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時代的開創者；如果說，梁啟超最初搭建了“現代中國”的舞臺的話，那麼，胡適則是拉開大幕的人。梁啟超一生似乎有些“高開低走”，國民黨直到其去世十三年後才頒發褒獎令，但是，我們真的不能要求梁啟超太多了，他已經是開啟新思想的急先鋒了，然而他的成長經歷和性格特點又決定他不會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領導革命。與此相對應，他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這就是為什麼“五四運動”請來了西洋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作為自己的旗幟，而梁啟超卻同時宣佈西洋文明並不能救濟國人的精神饑荒，認為救知識饑荒，可以在西方找材料，但救精神饑荒，要在東方找材料。
他可以避開塵世的喧鬧，極致冷靜地思考。他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今天看來，這仍是穿透世紀長河的聲音，依舊振聾發聵。
作者史廣建單位：中國鐵道通信信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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