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之間，有個著名的道教學者陳希夷，就是傳說中的“陳摶老祖”，他留下一篇傳世之作，名《心相篇》，取“相由心生”之意，與那些江湖流傳的相面術不可同日而語，比曾國藩的《冰鑑》更為大氣，頗有止惡揚善之功，讀之耐人尋味。以下為部分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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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重而責己輕，弗與同謀共事；

功歸人而過歸己，盡堪救患扶災。

指責別人不留情面，批評自己輕描淡寫。這是屬手電筒的——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再嚴重一點就是“功勞歸於自己，錯誤推給他人”。這種人既不能與之相交，更不能共謀同事，因為他極端自私,不負責任。真正值得信賴的，是有擔當、負責任的人，足以救民於水火的人，他們是厚人薄己、推功攬過的君子、丈夫。“盡堪”，有足以、完全可以的意思。

古人說“眾惡必察易，自惡必察難”。寬人責己是德，推功攬過有功。將功勞歸於他人，自己承擔責任，這種擔當非有大願力、大福德、大智慧，是很難實現完成的。

世間人修行要做兩件事：一要積功累德，二要開啟智慧，福慧雙圓，佛法上稱為“兩足尊”。要想修福慧，先要消業障（清理已有的障礙），最快的方法就是修忍辱。福氣福氣，福多大，氣多大。受不了氣，就享不了福。忍辱可以消業積福，擔眾人的過 ，忍受大侮辱，就能消大業、積大福。老子說“受邦之不祥，是謂天下王”。一個人承擔的責任越大，他的價值也就越大，所以能夠承擔起國家的責任，這個人才配做天下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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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家孝悌無虧，簪纓奕世；

與世吉凶同患，血食千年。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處家孝悌無虧的，世代福祿不盡；與世人患難與共的，永遠受人敬仰。

“簪纓”，古代達官貴人的冠飾，藉以指高官顯宦。“奕世”，累世、世世代代的意思。“血食”，殺牲取血以祭神,是古代祭祀之禮（吉禮）的一種。

“孝悌”，是東方文化（做人）的根本，是以倫常為本位，西方文化是以個人為本位。以東方文化的觀點，社會是人與人關係的共同體形式，絕對孤立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國文化強調“五倫”（五種倫常關係）。五倫即：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五種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父道為慈，子道為孝，兄弟之道叫做悌。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孝”字，千經萬論都是這個字的發揮，都是對這個字的解釋而已。懂了孝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所以說“百善孝為先”。

將孝敬父母的仁愛之心向外展開，第一層就是兄弟之道。兄弟之間互相關愛、互相照顧，叫做悌（心中有弟也）。懂了孝 ，其他四倫的關係就自然都懂了，這就是為什麼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的道理。

“與世吉凶同患”的人，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將天下事為己任，明知不可而為之。孔子、孟子都是這樣的人，憑他們的學問和修養，獨善其身，做個活神仙還不容易嗎？但他們硬是要挑起傳承中國文化的重任，明知不可而為之，竭盡自己的力量，為萬世開太平。

以世俗功利的看法，孔子、孟子都沒有成功。孔子周遊列國，宣傳仁德的思想，結果到處受癟，還被困在陳蔡餓肚子。孟子在列強爭霸的戰國時代，還堅持為人倫正義、道德政治，奔走呼號，始終不渝。他們是不識時務的腐儒嗎?變通一下，不就名利雙收了嗎？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明知道挽救不了這個時代，還是儘自己的力量為後世立法，以期來者。這就是聖人，是萬世師表，永受後人尊敬，享血食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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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意周全知有後；任情激搏必凶亡。

自己吃虧受氣，曲意周全他人的，後代一定好；死硬頑固，任性而為的，必定凶亡。

能忍辱、能受氣，肯吃虧，同時還能找別人好處，委屈自己，成全他人。這樣的人，必有厚福，且有好子孫。因為人欺人，天不欺人；人道吃的虧，天道必給你補回來 ，這是天理。否則，物質不滅的定律就不存在了。有多少古人為了保住忠良的後代，自己委曲求全，甚至賠上性命，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像唐朝的中興名將郭子儀，一生歷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包括安史之亂在內的幾次大亂，都是郭子儀平定下來的。他不計較個人得失，曲意周全，維繫國家安危二十餘年，連對手都很尊重他，皇帝都不直接呼他的名字。

有一次，他領兵在外抵禦吐蕃，朝中奸臣魚朝恩卻派人掘了郭子儀的祖墳。他得勝還朝後，眾大臣惶恐 ，代宗皇帝無顏面對，大家以為郭子儀會大鬧一場。哪知他伏地大哭，奏道：“臣將兵日久，不能禁阻軍士們殘人之墓。今日他人發先臣之墓，此乃天譴，不是人患”。最後，連魚朝恩都被感動了，流著眼淚說 ：“非公長者，得無見疑”。

唐代將軍能富貴壽考的，只有郭子儀一個人。他有八子七婿，都是朝廷重臣。孫子有數十人之多，以致孫子來問安，他因無法分辨，只能頷首點頭。

相反，固執己見，不聽勸誡；任性而為，頑固到底的人必定遭遇凶災而亡，這樣的例子也很多。如三國時的呂布，從不聽人勸諫，最後死在白門樓。

《論語》中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自己絕對注意四種行為：不自以為是，不搞想當然，不固執己見，不自我膨脹。多聽聽聖人的話，很多後悔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