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從波蘭克拉科夫傳來消息，第41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批准中國青海省可可西里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至此，歷時2年多的可可西里申遺工作取得成功，青藏高原誕生了首個世界自然遺產地，獲得了一張與世界打交道的金名片。而這張名片背後，容納了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幾十年的科學積澱。
一年多出爐高質量報告
“我們是從2015年4月開始參與，最終於2016年年底提交報告。”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蘇建平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蘇建平所說的報告，是為當地政府申遺準備材料提供科技支撐的《可可西里地區生物資源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申遺報告中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內容，都是基於我們的報告寫的。”蘇建平解釋道。
依據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陳世龍的介紹，為完成《報告》，該所科研人員查閱了近50年來的文獻資料1000餘篇，梳理和糾正各類錯誤近100餘處。
為了獲得更準確、全面的信息，科研人員在緊張的時間中，進行了密集的補充調查。陳世龍介紹稱，科研人員先後安排了5次野外考察，歷時3個多月，共有15人蔘與。
通過考察，科研人員在可可西里地區證實了赤狐、兔遜、豺等物種的存在。“比如赤狐，以前只是偶爾聽說，正規的資料裡沒有相關信息，但這次補充調查拍到了照片和視頻。”蘇建平說。
同時，通過野外調查採集植物樣本進行鑑定，科研人員也對許多植物物種已有資料中的信息進行了糾正。科研人員共梳理出了可可西里地區29科89屬200餘種植物。“其中變動比較大的是鵝觀草屬，考察後很多物種被歸併到了披鹼草屬。”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慶波介紹稱。
“特殊的生物多樣性”和“絕美的自然風光”，可可西里最終入選世界自然遺產的原因讓蘇建平覺得，“我們的報告至少是合格的”。
50年積累做積澱
“我們為可可西里申遺做了科技支撐工作，完成了《報告》，但並不是一年多時間內完成的，是有前人大量的工作作積累的。”正在三江源地區進行野外考察的蘇建平在接到記者電話時如是說。
自1962年，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建立以來，經過幾代科研人員的努力，基本探明青藏高原生物資源種類及其分佈，填補了青藏高原的研究空白。據陳世龍介紹，50多年來，該所科研人員採集了動植物標本50萬份。
“早期研究所科研人員主要做動植物區系分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展了生態學研究，這些工作為我們培養了一大批人才。”蘇建平說。
“如果沒有長期堅持研究積累的資料，沒有前輩留下的研究調查方法，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完成報告是不可能的。”蘇建平補充道。
而獨一無二的可可西里被稱為“生命的禁區”，險惡的自然環境也讓科學考察遭遇重重困難。
“這幾次調查都是跟大自然的搏鬥。”蘇建平回憶道。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季節性降雨、地溫升高、沼澤消融，“本身就沒有路的便道，一下雨便成為陷車的危險地”。“天天都在陷車、挖車。”蘇建平說。
因為難以進入可可西里腹地，高慶波告訴記者，植物本體調查很難完全。這意味著，當地或許還有許多科學寶藏等待人們去探索，而這份難以“親近”的遺憾，也成為科研人員進一步研究的驅動力。
申遺成功並非研究終點
事實上，可可西里申遺成功的喜訊，對於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員而言，並不是研究工作結束的節點，反而可能會為該區域的科學研究掀開新篇章。
正在野外考察的高慶波，對未來的研究已有了自己的打算。“如何揭示植物適應高寒、乾旱、強紫外線的環境，植物形態、生化如何適應這些環境，是否有相應變異基因挖掘？”這將是他關注的重點。他也期望，在可見的未來，當地的生態保護工作會不斷加強。
蘇建平同樣對可可西里申遺成功後的相關研究有自己的一份期待。
他告訴記者，藏羚羊的遷徙原因當下還是個謎，而破解這一謎團，需要科學家找到包容藏羚羊遷徙而其他物種不遷徙的解釋，並基於這種解釋，找到可靠的證據加以印證。
為藏羚羊遷徙之謎找到科學依據，科學家便有望為這一物種提供更好的保護。
“如果發現一個區域由於放牧強度比較高，藏羚羊因食物情況較差而不得不提早遷徙，或因為食物條件好延緩遷徙，我們就可以調節人類行為、放牧水平。”蘇建平解釋稱。
“藏羚羊作為該區域的旗艦物種，申遺成功後，可能會得到全世界的關注。”蘇建平期待，這樣的關注變成推動相關研究開展的動力。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