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青年25歲推開文明大門
發現良渚文化背後，有一位青年不得不提。所有文獻資料會告訴你，發現良渚遺址第一人叫施昕更，1936年在其家鄉，浙江杭縣良渚鎮（今屬餘杭市）附近，發現許多地點出土黑陶和石器，因而進行發掘。
這個載入考古史冊之人，原來並非考古科班選手出身，25歲偶然成為發現良渚遺址第一人，隨即投身田野考古、撰寫報告，28歲離開人間。
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杭縣良渚鎮，他在此地長大，讀小學。1924年秋至1927年夏，在杭州直大方伯巷杭州第一中學初中部讀初中。1930年，施昕更進入西湖博物館從事地質礦產工作。
新石器時期良渚文化黑陶豆。
觸發機緣的原始事件，是當時博物館正對杭州一個叫古蕩的遺址進行發掘，1936年5月，古蕩發現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消息傳出，施昕更立馬給予極大關注。
心思細膩、反應機敏的他，發現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縣北鄉良渚一帶見過。靈光一現，施昕更感覺得到了一種“暗示”：古蕩和杭縣北鄉的良渚，會不會之間有一種互相的聯繫呢？
“行動派”施昕更說走就走，隨即跑回故鄉良渚，一口氣進行了三次調查。他終日在田野阡陌之間奔走，不以為苦。
好運氣，在11月3日那一天，驀然砸到施昕更頭上——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運氣只配得上真正有才華的大腦。施昕更於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乾涸池底，發現了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帶回了杭州。
得到館裡的同意和支持，“超高效率行動派”施昕更，馬不停蹄主持起了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根據記載，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
神人獸面圖像是良渚文化玉器最主要的紋飾題材，也被視為良渚玉器的靈魂所在。
1937年春天，施昕更寫就了5萬餘字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簡稱《良渚》）一書，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
施昕更的《良渚》文稿付排後，抗日戰爭爆發，印刷被迫中止。於是施昕更攜帶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蘭溪、永康、松陽，在董聿茂的呼籲和堅持下，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1938年《良渚》一書終於問世。
《良渚》在上海付印時，施昕更迫於生計，到瑞安縣工作。不久後，便投筆從戎，任縣抗日自衛隊祕書。1939年5月，積勞成疾，感染猩紅熱，因無力醫治，施昕更病逝於瑞安醫院，年僅28歲。葬於瑞安縣西山。
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後的短短3年，一手推開了良渚文明大門。
杭州，良渚古城北段城牆基址，右側牆壁為城牆的橫截面。
在此之後，良渚的考古發掘、良渚文明確證的工作被時代按下了“暫停鍵”，直至上世紀80年代後才恢復穩定、高效的節奏。
良渚古國，顯然不是“最早的中國”，但可以說是中國境內目前所知最早的國家。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曾講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良渚的考古從一開始就不是挖寶。”我們後人對良渚遺址的刨根問底，既是解讀古老的文明密碼，更是為中華5000年文明的真實性，找到有據可循的科學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