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康有為，大家耳熟能詳，他是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而且不止這些，他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書法大家。
康有為推崇魏碑，並以之為帖，修得己風。康有為所撰寫的著名書學論著《廣藝舟雙楫》中反映了他“尊魏推碑，抑帖卑唐”的主張，由此奠定了其於書法史上的地位。他精通書法，早年臨習王羲之《樂毅論》、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等歷代碑刻。尤傾力於魏碑《石門銘》，在《廣藝舟雙楫》中，康有為將之列為“神品”，尤其推重“《石門銘》為飛逸渾穆之宗”。“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康有為書學思想上崇碑抑帖的傾向，誠然有失偏頗，對其書法實踐卻起到了莫大作用，由此也成就了其開宗立派的創舉。
結合對書學理論的思考，康有為形成了自己鮮明獨特的書寫風格，世稱“康體”。與其政治實踐所走曲折道路迥異的是，康有為在書法領域卻是長袖善舞，改革探索自始至終堅守終生，將書法實踐與理論探索相糅合，以實現自己對流於清代的“二王”一路書風的發展走向加以扭轉之理想，這就闡釋了為何“康體”得以征服逆潮者，成為碑派後學的楷模。
章太炎的弟子馬宗霍，說康有為雖然“在六朝中脫化成一面目，大抵主於《石門銘》”。“然運指不運腕，專講提頓，忽於轉折，蹂鋒潑墨，以蓬累為妍”。
史實證明，康有為發憤於變革書法時並非一個空想型的改革探索者，而是一個踏實前行的實踐型鬥士，其所倡導的書體起到了振興清末書法萎靡、徘徊狀態的實效，“令人眼前一亮”。可以這樣認為，作為碑派鉅子，康體代表著一種晚清之後的碑格書體，其書法成就亮點在於行草，天迭多變而氣勢磅礴，內涵豐富，如江河奔騰，“有股英雄氣概在鼓盪”。
淵博的學識，深廣的閱歷和強烈的求變精神，使康有為在尋理導源中能另闢蹊徑，最終形成了他自己北碑南帖兼而有之的具有強烈個性的書法風貌。康有為書法以行書為最，吸收了魏碑用筆及體勢，兼收篆隸筆法和行書的體格，氣勢開張，神采飛揚。為後世驚豔之書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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