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的神祕使者（華商網-華商報）
在戰火硝煙中保存下來的《紅軍識字課本》，上面還清晰地印著紅軍長征路線圖
在多數人的認識中，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在華清池“兵諫”，鮮有人知事件的發軔，是許多共產黨員幕後的穿針引線，積極奔走。陝西藍田縣人汪鋒，這個在當時充滿神祕色彩的共產黨員，便是眾多幕後英雄中的一員。
汪鋒56歲的小兒子，陝西省民間藝術大師、現居北京的王又凱先生回憶了76年前父親單騎闖西安，代表黨中央聯合西北軍的破冰之旅。
身揣毛澤東親筆信25歲小夥單騎闖西安
在王又凱眼裡，父親汪鋒做事穩重、縝密又不失變通。
1935年10月，毛澤東把汪鋒叫到位於陝西富縣原東村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親自約見。
“毛主席安排給我父親一項祕密使命，代表黨中央與楊虎城就合作事宜進行談判。”王又凱說，當時父親只有25歲，黨中央之所以選擇汪鋒，是因為他之前曾從事兵運工作，對西北軍、對楊虎城非常熟悉。“1931年2月，父親受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派遣，打入楊虎城部陝西省政府衛士營幹訓隊學習軍事，開展兵運工作。”王又凱回憶說，當時汪鋒在該部祕密發展共產黨員，建立黨支部，利用楊虎城將衛士營擴編為警衛團的機會，與團長張漢民、副團長閻揆要（均為中共祕密黨員）一起，任用一批共產黨員擔任各級軍官。“毛主席對他說，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萬一失敗了，會有犧牲的危險。”年輕的汪鋒沒有絲毫猶豫，毅然接受了這一艱鉅任務。“這是一趟破冰之旅。”王又凱說，雖然當時黨中央與楊虎城部已有聯繫，但雙方還存在一些誤會，因此稍有不慎便會出現變數。帶著毛澤東親筆寫給楊虎城等人的三封信，汪鋒單騎走西安，會見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
“討賬先生”計策妙扮要犯“押見”楊虎城
肩搭褡褳、懷揣算盤、手提行李，汪鋒扮成混跡江湖的討賬先生，把毛澤東給楊虎城等人的信件縫在長袍的衣袖之中，大搖大擺地趕往西安。“一路上還算順利，但到了國統區長武縣附近時，父親遇到了麻煩。”王又凱說，在離縣城不遠的地方，獨行的父親突然被兩人強行攔住要搜查。推搡過程中，對方撕破了父親的長袍，本來縫在袖中的毛澤東信件掉落一地。“兩個傢伙見有個信皮上寫著‘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主任親啟’的字樣，傻了眼。”王又凱說，父親靈機一動，馬上沉下臉來衝上前去踹了對方每人兩腳，大聲斥責，聲稱自己是政府派出的高級特工，在祕密公幹。
兩人忙解釋說他們是長武縣縣長黨伯弧派出巡視的，汪鋒這才暗鬆了一口氣。“黨伯弧一直傾向革命，和汪鋒多有來往，且黨伯弧是楊虎城體系內的人。”汪鋒便讓兩人帶路去見黨伯弧。
王又凱說，父親見到黨伯弧並說明來由。考慮到長武縣離西安有三百多裡，擔心路上再生枝節，汪鋒又提議扮作“要犯”，由黨伯弧“押送”到西安交給楊虎城，縱然出事，也不會牽連黨伯弧。次日一早，幾個兵拿著槍，將汪鋒捆綁，用汽車押往西安東關西北軍軍法處。
從“探子”到“朋友”祕密協定終達成
在西北軍軍法處，通過時任國民黨第十七路軍楊虎城部總參議的杜斌丞，軍法處處長張依中等人暗中協調，汪鋒到西安後不久，在新城的黃樓見到了楊虎城。“當時的大環境充滿變數，共產黨與楊虎城間有些誤會，父親的處境是很危險的。”王又凱說，當時楊虎城的態度十分冷淡，提出兩個問題要汪鋒解釋：第一，楊部孫蔚如在漢中駐防，與紅四方面軍已達成祕密協議，並按協議向紅軍提供了幫助，但紅軍在不通知的情況下突然進攻漢中，使楊部遭受很大損失；第二，國民政府曾多次來電，指責楊部警三旅旅長張漢民是中共黨員，讓楊查辦，楊未予理睬，而紅軍卻設伏將其殺害。
“這兩件事一直是楊虎城心中的疙瘩。”王又凱說，加上當時黨中央物資條件差，毛澤東給楊虎城的信是寫在幾張電光紙上，不吸墨，風乾後發硬，更顯粗糙，楊虎城對汪鋒的身份產生懷疑，擔心其是國民黨高層派來的“探子”。
“父親告訴他，進攻漢中是為牽引胡宗南部調回天水，錯殺張漢民確實是黨的重大失誤，打消了楊的顧慮。”面對楊虎城，汪鋒沒有絲毫怯場，還慷慨陳詞向楊講述了紅軍的抗日主張和聯合的目的。楊虎城的態度漸漸緩和下來，並將他的機要祕書王菊人先生介紹給了汪鋒，說由王代表他商談具體的合作方式。
通過汪鋒等共產黨員的努力，大約過了一個月，在和王菊人進行了多次商議後，雙方確定了合作的4項協議，即所謂的“祕密協定”。
1.雙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時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槍，打假仗，以應付環境；
2.雙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楊處建立電臺，緊密聯繫；
3.十七路軍在適當的地點建立交通站，幫助紅軍運輸必要物資和掩護中共人員的往來；
4.雙方同時做抗日準備工作，先從部隊開始抗日教育。
後來，楊虎城將軍又約見了汪鋒一次，是禮節性的，氣氛很好，主要是告別。
汪鋒順利完成了聯絡西北軍的任務後回到陝北，1936年9月，又隨葉劍英等人化裝回到西安，並在楊虎城部隊的閻揆要團團部設立了電臺，直接和中央聯絡，先後受葉劍英和周恩來的指揮，歷經了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本組稿件由本報記者侯希 採寫
他與“12”有不解之緣
藍田縣檔案局原副局長、現任藍田縣委組織部《黨史》常務主編的曾宏根，與汪鋒及其家人相識多年，曾宏根見過汪鋒6次，1998年汪鋒在京逝世，曾宏根還專程前往弔唁。“西安事變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促進了國共兩黨新一次的合作，汪鋒為西安事變做了大量工作，是共產黨統戰工作的一面旗幟。”曾宏根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汪鋒十多次回到藍田縣自己的家鄉，走遍了自己曾經戰鬥和生活過的十多個鄉鎮，看望老區人民，尋找當年一起戰鬥過的戰友。
在曾宏根眼裡，汪鋒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並與自然數“12”結下了不解之緣。汪鋒出生於1910年12月，作為祕密使者促成張、楊兩將軍1936年12月12日發動“雙十二”事變，逝世於1988年12月12日，“這種巧合，只有讓後人去詮釋了”。（感謝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陝西省中共黨史學會大力支持）
不當“睜眼瞎”紅軍邊行軍邊識字
當年的紅軍小戰士大多是窮人家的孩子，他們在戰火中學習文化，逐漸成長起來。近日，蘭州軍區西安翠華路第一干休所所長李興凱透露，他收藏著一本非常珍貴的《紅軍識字課本》，從中能看出當年戰火硝煙中，學習文化知識的不易。
樹葉上面寫字插在前面戰友的揹包上
“2002年在蘭州，我得到了這本《紅軍識字課本》，長15釐米，寬10釐米，由人民抗日紅軍總政治部編印。”李興凱介紹，為進一步考證，他曾拜訪過身經百戰、九死一生的老紅軍何光宇（蘭州軍區原副司令員）。
提起那段艱難的識字歲月，何光宇老將軍曾感慨萬千：“我從一個文盲，成長為共和國的第一批將軍，《紅軍識字課本》功不可沒啊！我出身貧寒，給地主家放牛，經常餓肚子，後來瞞著父母參加紅軍，跟著紅25軍徐海東的隊伍。我漸漸明白不識字跟睜眼瞎一樣，硬是靠‘看後背’識的字。”
所謂“看後背”識字，是指行軍打仗時，戰士把生字寫在小布條、小樹葉上，插在前面戰友的揹包上邊走邊認，戰鬥間隙用手在地上邊劃邊讀。何光宇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學到了文化，逐漸會寫簡單的信、標語和牆報，最終形成自己的文化根底。
記者注意到，《紅軍識字課本》第73課內容是：“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國家的政黨。領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到北方，為的是要到抗日的最前方。”這本識字課本應是長征勝利結束後在陝北印製的。據悉，何光宇1929年參加紅軍，曾當過徐海東的警衛班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2008年去世。
邊區識字運動創造民主政權的一部分
去年2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王建華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過一篇論文《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識字運動》。王建華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很重視文化教育，把戰士們學文化、邊區的識字運動，當成創造民主政權的一部分。”
在革命戰爭環境下，黨通過發起識字運動，彰顯民主、平等的價值訴求，使人民從民族解放鬥爭中覺悟起來。本報記者 王曉亮
汪鋒與“西安事變” （來源：中國網中國視窗 王又凱）
一、毛主席啟動了“西安事變”的鑰匙
1935年11月間，中央紅軍進入西北革命根據地。處於軍事方面的考慮，減輕軍事壓力的大戰略，毛主席決定派人主動出擊，與楊虎城西北軍(也稱十七路軍)聯絡，以達到停戰，共同抗日的目的。經紅軍白區工作部部長賈托夫推薦，毛主席選定汪鋒來承擔此項任務。
汪鋒，陝西藍田人，從1930年起就在楊部做兵運工作，後在陝西省委負責軍事領導工作，對楊部情況熟悉，為人機敏幹練，有隨機應變的能力，是當時根據地內最合適的人選。汪鋒當時因為肅反被關押在瓦窯鋪。主席知道後，急令將人釋放，連夜派人護送到富縣中央軍委所在地東村，主席要親自當面向汪鋒佈置任務。
據汪鋒回憶，他見到楊尚昆被告知，他是主席親自調來接受任務的，別人無權過問。事後他多次單獨聆聽了主席的教誨，被主席的風采和思想深深折服。這對於一個被同志錯誤扣押和關押近大半年，多次面臨生死關頭的人來說，猶如撥雲見日，雨過天晴，頓時對革命的前途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主席對他說：由於日本的侵略，中國現在是民族矛盾上升，階級矛盾下降，要團結各種力量抗擊日本的侵略。現在全國抗日呼聲很高，因此你去和楊談判成的可能性很大。要多談合作，多談未來，少談過去雙方發生過的不愉快的事。但是，這次派你去，也有一定的危險性，你也要做好為革命犧牲的思想準備。汪鋒經過主席的教誨，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勝利的曙光，已是充滿信心，當即表示不怕為革命而犧牲。主席聽後十分滿意，告訴汪鋒這次他是以紅軍總代表的身份直接與楊虎城面談，主席要親自給楊寫一封信，由汪鋒親手呈楊，並徵詢汪鋒還有什麼想法。汪鋒考慮自己並不認識楊，面見楊虎城有一定的困難，即向主席推薦了兩個人物杜斌丞和鄧寶珊，兩人都是西北地區重要人物，也是楊身邊的關鍵人物。汪鋒想，多個朋友多條路，必要時可以通過其中一人將他引薦給楊虎城。幾天後主席將三封信即抗日綱領交給汪鋒，汪鋒立即向西安出發，時間是1935年12月初。
二、汪鋒和楊虎城的談判經過
汪鋒在去西安途中遇險，被機智化解，卻因禍得福，坐著軍車直奔西安面見了楊虎城將軍。
見面後，汪鋒表明了身份，將三封主席的親筆信一併交楊，不等寒暄話說完，楊虎城將軍已經怒氣衝衝地猛拍了桌子，打斷話頭，厲聲說道：我和我的幹部都認為紅軍不講信譽，沒有合作基礎，並一連提了兩個問題讓汪鋒解釋說明白。
一是楊部與紅四方面軍在漢中籤有祕密合作協議，楊部沒有違反，而紅軍在沒有通知楊部的情況下突然發起漢中戰役，使楊孫蔚如部遭受很大損失。
汪鋒不卑不亢十分冷靜地說：楊將軍您是軍事家，漢中是個盆地，如果紅軍想要消滅孫部，那先奪取隘口，圍而聚殲是否更容易得手，幹嘛要打擊潰戰呢？說明白了，正是紅軍遵守了“協議”，才使貴部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兵員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國民黨胡宗南部依託天水向南發展，貴部不加抵制，使其發展到四川西部，已嚴重威脅到紅軍的安全，紅四方面軍要渡過嘉臨江和中央紅軍匯師，必須採取聲東擊西的辦法調動胡宗南部。進攻漢中是為了威脅天水，胡部果然上當。這一點說明白了將軍是會諒解地。
二是楊部警備三旅旅長張漢民，蔣介石指其是共產黨，多次讓楊法辦，楊沒有理睬，紅軍殲滅了他還把他本人殺害了，這讓人怎麼也想不通是為什麼？
中共黨員楊部警三旅旅長張漢民被誤殺，黨史稱為“九間房事件”，汪鋒正好是當事人，也被錯誤扣押，對此次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楚。向楊解釋，由於楊部追紅軍太猛，兩部距離太近，引起紅二十五軍的誤會，因此設伏。並因勢向楊虎城坦誠了張漢民是共產黨員，殺張漢民是不對的，是左傾錯誤路線造成的，我黨已經為張漢民同志平了反，希望得到楊的原諒。並對楊講，張漢民的誤殺，首先是共產黨和紅軍的巨大損失，但反過來講，楊將軍正好可以向蔣介石表明，楊部沒有共產黨，請楊一定諒解。
聽了汪鋒解釋後楊的火氣消了，又提出了第三個問題。紅軍怎樣和西北軍共同抗日？
汪鋒向楊詳細介紹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抗日共同綱領”的內容。楊聽後表示滿意，但說自己很忙，不能多談，具體問題以後和紀要祕書王菊人協商。
汪鋒在西安逗留，也是楊虎城通過其他關係證實汪的真實身份的時間，因此黨又從北方局派了與楊熟悉的黨員王世英。汪鋒在西安除了與王菊人談雙方合作辦法外，因鄧寶珊不在西安，就主要做了杜斌丞的工作，杜完全接受我黨的反蔣抗日的主張。因活動頻繁，引起注意，楊曾經下令軍法處，如果有人抓汪，一定要搶回來，實在不行，只能交死人，絕對不能交活人。
汪鋒這次談判的意義：一是溝通了中共最高領導層與楊虎城的直接聯繫；二是當面向楊說明了以前發生的誤會，基本上取得了楊的諒解；三是促使楊加快下決心，再次和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據王菊人在“文化革命”中寫的證明材料中講，“汪鋒和楊會談後，楊對他說：以前和紅軍的不愉快都是誤會，以後不要再提了。”可見，楊對汪的解釋是認可的。汪和楊在西安先後談了三次，後兩次傾向於禮節性。
毛主席代表紅軍最高決策者，與楊虎城直接聯繫，為一年後“西安事變”的爆發，拉開了歷史的帷幕。汪鋒做為毛主席的特使，雖然年齡僅僅25歲，但面對45歲的國民黨上將毫無懼色，侃侃而談。談判中的應變能力可圈可點，出色地完成毛主席交給的任務，並且全身而退，不辱紅軍總代表的身份，為中國革命立了大功。這裡特別指出，汪談以後去楊部工作的黨員，已經是楊的客人了，只有汪去時是冒有生命危險的。
(附：主席給楊的信)
虎臣先生總指揮閣下:
從徐向前同志處,知閣下曾與通南巴紅軍有某種聯繫,因閣下不顧信義,殺戮徐方代表,是以有漢中之役.徐海東同志亦云,如閣下不派唐嗣桐,張漢民等,過為己甚,則消滅唐張二旅之事亦不至發生.敝軍由南而北,志在抗日,張學良賣國成性,於其百零七師,百一十師覆滅之後,復令董英斌率五師之重侵入蘇區,敝軍初到陝西,未遑寧處,聊一還擊,即得槍四千餘枝.俘虜五千餘人,董英斌深夜逃回合水.鄙人等近日函董謂此僅對賣國將軍略施警告,勸其及早改圖,反蔣抗日,警告之不聽,則其後患不堪設想.乃聞閣下之孫,馮兩師,亦由陝南向陝北開進,誠不識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則鄙軍並無問鼎長安之謀.如言進攻紅軍,則不計何立中,劉翰東,牛元峰,沈克等之慘敗,寧不計唐嗣桐,張漢民之覆轍.如言陝西,則閣下臥榻之側,眈眈者究是何人?蔣介石四十餘團久已深入陝甘,張學良主力近更陸續入陝.邵力子手無寸鐵,閣下已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國或張學良手下任何一人,則閣下之靖綏主任,地方權利,當有存乎?馮欽哉已為蔣介石拉去,孫蔚如能保其不為馮欽哉第二乎?如言國家,則今日者,乃亡國滅種之日也.凡屬愛國志士,革命軍人,應如何泣血椎心,一至奮起,為抗日討蔣而戰.盍日本帝國主義實我民族國家之世仇,而蔣介石則通國人民之公敵.日本而無蔣介石,則吞併華北滅亡中國之詭計不得售,蔣介石而無日本,則其賣國家戮民眾禍軍隊排異己之奸謀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蔣,勢無偏廢.建義旗於國中,申天討於離域,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萬年同茲快舉.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具奮,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鏢共進,則可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此政府應有適合民心統一意志之十大綱領,具見十二月一日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發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來蘇區洽商一切.
重關百二,誰雲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雲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冰霜迎地,勉之片言,風雨同舟,願聞明教.專此布臆.
順致
勳祺
毛澤東 彭德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
三、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對汪鋒的領導
1936年9月中旬，張聞天總書記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包括反蔣戰爭為內容的《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在保安的汪鋒出席聆聽了會議。會後，中央決定派汪鋒去西安加強中央對十七路軍黨的工作的直接領導。行前，周恩來與汪鋒長談了一次話，主要是佈置任務，講授工作經驗，方式方法，擯棄一切“左”的東西，最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針對十七路軍內黨員，周恩來特別強調在新環境中工作，不能按革命者的生活標準要求，這樣即容易暴露身份，也不利於團結朋友，指出團結中上層軍官的重大意義。周還特別強調，我黨不在楊部這樣的友軍內搞兵變、拉隊伍，這是原則。如果確實形勢所迫，你們成立紅軍，閻揆要就是軍長，你是政委，不必事先向中央請示，組織決定過了。關於失掉組織關係的人，凡是沒有叛變，並和組織有聯繫即可恢復。並告訴汪鋒，中央要在閻揆要特務二團設立電臺，由汪領導。
1936年9月底，葉劍英、汪鋒等一行八人，化妝來到西安，葉等六人去張學良部工作，汪和劉克東（中央軍委譯電員）去十七路軍工作。汪鋒首先完成了設立電臺的任務，然後以閻揆要特務二團為中心，分批次地向十七路軍內的黨員傳達和解釋黨的團結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當時，十七路軍的抗日熱情空前高漲，大部分黨員要求兵變、起義、拉隊伍參加紅軍，上陝北，上抗日前線。經過轉達中央指示，和耐心細緻地解釋工作，使廣大黨員逐漸統一了思想，穩定了部隊情緒。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周恩來到西安後，馬上指示汪鋒將關在監獄裡的同志解救出來，汪親自赴監獄完成了此項任務，使很多同志又回到了黨的懷抱，馬上投入到救亡運動中去，加強了地方黨的力量。
周恩來向汪鋒傳達了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蔣抗日的方針政策。讓汪趕往渭南前線向部隊黨員傳達解釋統一思想，堅決執行。同時也要鼓舞士氣，做兩手準備，如果敵人進攻要堅決抵抗。不久，隨著形勢的發展，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商量，在前線成立一支可靠的部隊，加強前線力量。因此，成立了以楊部特務一團和二團為基礎，以共產黨員許權中為旅長的獨立旅。這支部隊中共黨員多，組織健全，可以說是楊虎城的部隊，黨的指導和力量，絕對忠於“三位一體”的部隊，實質上是黨的部隊。周恩來和楊虎城商量，任命汪鋒為少校參謀，專門負責該旅黨的工作。該旅成立後，駐守藍田許廟，旅部設在縣城，隨時準備抗擊南京方面的進攻。該旅黨組織和地方黨組織聯合，在當地積極發動群眾，組織劇社演出，開群眾大會，宣傳抗日愛國思想，群眾和部隊是抗日熱情高，革命士氣空前高漲。同時，支援地方黨組織200餘支搶，也給陝南的紅軍送去了急需的物資。部隊始終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宣傳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義，鼓舞士氣，隨時準備打擊來犯之敵。放蔣後，對部隊的不滿和疑惑，又進行了耐心細緻宣傳教育，穩定了部隊情緒。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對汪鋒講，你們在赤水火車站打的好，不管你們打不打這一仗，你們都是最讓人放心的隊伍。現在要多向部隊黨員解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偉大意義，穩定部隊。沒有組織同意，黨員個人一律不準去延安，當紅軍。對善後問題，汪鋒向周建議：趁著局面混亂，打掉兩個反動的攔路虎，雷天一和夏老麼民團。這兩個人在歷史上就極為反動，殺害紅軍，攔刧物資，截留人員，特別是在“西安事變”中投靠南京政府，以後是個禍害，現在不搞，後患無窮。週考慮了形勢，部分接受了汪的建議。於是部隊移居耀縣，在旅部誘殺了反動民團頭子雷天一，同時解除了反動民團的武裝，收繳槍支200餘，送給了地方黨組織。這一行動，極大地震懾了其他反動分子，拔掉了卡在西安和延安之間的釘子，保障了以後西安和延安之間的道路的暢通，也為犧牲了的紅軍戰士報了仇。
汪鋒在“西安事變”中，堅決貫徹執行我黨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政策，堅決落實周恩來的指示。對部隊中個別黨員想拉隊伍投紅軍的錯誤思想，進行了細心疏導和堅決阻止。
“西安事變”是我黨摒棄左傾錯誤走向正確道路的拐點之一，而且是一個重要拐點。我黨這種不在友軍挖牆腳的作法，使楊部的中上層軍官重新認識共產黨，認識到我黨抗日救亡的方針政策是真心實意的。因此，許多人由反動而轉變成我黨的同情者，有的甚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也使楊虎城的部隊早在1938年就成立了軍級共產黨工委，該部隊始終在陝西省委和中央的領導下，為中國革命做貢獻。成為了抗日戰爭中忻口戰役的“及時雨”，中條山戰役的“鐵柱子”，老百姓口中的“七路半”。不管條件有多艱苦，環境有多複雜，形勢有多危險，這支部隊的共產黨員們都堅決服從黨的領導，起中堅帶頭作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員前仆後繼勇於犧牲，使部隊始終保持很強的戰鬥力，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解放戰爭中，從1945年日本投降開始，就陸陸續續的起義回家，成立了我黨領導指揮的民主三十八軍。該部參加了上黨戰役，參加解放了豫西、陝南、襄樊戰役，在淮海會戰中頑強地阻擊了黃維，最遠的打到玉門關。被毛主席稱讚為“我黨統一戰線的典範”。是拿國民黨晌辦共產黨事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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