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出任公安部長始末（唐楠 舒雲）

毛澤東點將，羅瑞卿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卻說：“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會做，不如叫我去打仗。”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軍委公安部改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這是一個新建立的部門，一切都是未知數，而公安系統是新中國舉足輕重的部門，必須選最合適的部長。毛澤東點了羅瑞卿的將，說相信他能幹得最好。

1949年1月，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為北京)和平解放，時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團政委的羅瑞卿參加了入城式。之後，羅瑞卿又到西柏坡參加了七屆二中全會。會後，他又趕到太原前線，任太原前線副政委。當時任司令員兼政委的徐向前病得比較厲害，中央軍委決定由周士第和羅瑞卿代理指揮。太原戰役發起前，彭德懷來到前線。而這時兵力部署已經就緒，彭德懷聲明不干預具體事情。四天四夜，軍隊攻克了太原。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參加太原戰役的部隊，一部渡江南下，一部進軍大西北。就在傳言羅瑞卿將出任西北軍區副政委時，5月下旬，當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來電，中央要他到軍委公安部擔任部長。

這個任命出乎意料。羅瑞卿乘坐火車來到北平，當面請求周恩來允許他去西北打仗。

羅瑞卿說：“現在形勢很好，仗也打熟了，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會做，不如叫我去打仗。”周恩來說，現在全國勝利在望，不要很長時間了。舊的國家機器打掉了，就要建設新的。公安部是管家的，很重要。

羅瑞卿建議：“公安部部長還是請李克農來當好，他比我熟悉。”紅軍1932年打漳州時，就有紅軍保衛局，局長是李克農，李克農一直沒離開本行。

羅瑞卿的意見不無道理。為什麼沒選李克農來當公安部部長呢？中央給各中央局及分局有一份電報，說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設我們的保衛與情報工作，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另成立情報、公安兩部。李克農一直是我們黨內的情報專家，理所當然是情報部部長了。所以周恩來說，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農有李克農的事，就這樣定了。周恩來認為羅瑞卿的保衛經驗不一定比李克農差。並說：今晚毛主席要見你，就不要再提打仗了。

當晚，李克農用車把羅瑞卿送到毛澤東住所———香山雙清別墅。一見面，毛澤東就說：“聽說你不願意到公安部工作？還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了，我們都不幹，都還去打仗，那行嗎？”

羅瑞卿深情地說：“我真想隨大軍打向西北、西南，親眼看見勝利的紅旗插遍祖國大地。我是不太願意再做公安保衛工作，可是黨讓我做，我決心當一輩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會可以學習，可以請李克農幫助，一定要把黨交給的公安保衛工作做好。”

羅瑞卿跟毛澤東外出寸步不離左右，就是在長征時養成的警衛習慣。

羅瑞卿最早與保衛有關的職務是在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他隨第四縱隊在蛟洋一帶擔任大會的警衛任務。從此，他就與保衛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1933年初，擔任紅四軍政委的羅瑞卿因頭部重傷療養了一段時間，回到部隊後，被任命為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這可能是照顧，因為一直到長征途中，他的傷口也沒有徹底好，吃飯都成問題。就這樣，從第四次反“圍剿”到長征，大約三年，羅瑞卿一直當保衛局局長，積累了豐富的保衛經驗。

擔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後，羅瑞卿每次行軍都跟著軍團部。只要大隊人馬一出發，他就照例出現在軍團首長的身邊，只在吃飯和睡覺時才回到保衛局。那時，軍團長是林彪，政委是聶榮臻。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周恩來等經常隨紅一軍團行動，保衛雖然由中央保衛局負責，但羅瑞卿仍把保證他們的安全當成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務，要求不出一點問題。以後，羅瑞卿跟毛澤東外出寸步不離左右，就是那時養成的警衛習慣。羅瑞卿對保衛工作要求十分嚴格。雖然紅軍處於大規模的轉移途中，但他仍然要求保衛局一絲不苟地做好日常工作。每次大的行動前，他都要召集全體人員交待任務，行軍從哪裡到哪裡，打什麼仗，保衛局怎樣配合等等。平時，羅瑞卿把保衛局的同志派到下邊去，每個師三五人組成一個小組，休整時才集中。整個長征過程中，紅一方面軍的保衛工作尤其是對首長的保衛工作，沒有出一點差錯。這與羅瑞卿的工作是分不開的。由於表現出色，他曾於1933年榮獲一枚二等紅星獎章。

羅瑞卿在保衛方面的出色才幹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得周恩來的賞識。淵源就在這裡，新中國的公安部部長自然非他莫屬。

羅瑞卿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從軍隊和地方抽調幹部，組建班子。

1949年7月6日，中央軍委正式決定在軍事委員會下設立公安部，統轄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天安門斜對面的一片兵營，作為公安部的大本營。經過軍委批准，公安部規劃為六局一廳：一局(政治保衛)、二局(經濟保衛)、三局(治安行政)、四局(邊防保衛)、五局(武裝保衛)、六局(人事)和辦公廳，以及中央公安幹部學校、監獄和直屬的武裝部隊———中國人民公安部隊中央縱隊。

1949年10月15日，羅瑞卿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討論解決公安機關的組織形式、組織機構和公安工作的任務、方針等問題。這次會議為新中國的公安工作確定了方針和政策。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定：任命羅瑞卿為公安部部長，同時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稍後，羅瑞卿又被中央軍委任命為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

羅瑞卿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從軍隊和地方抽調幹部，組建班子。周恩來指示，將華北社會部的全部和中央社會部的部分機構和人員作為組建公安部的基本力量，原華北社會部副部長楊奇清擔任公安部副部長。並從各個野戰軍調來了徐子榮、雷榮天、鄧少東、蔡順禮等一批領導幹部。架子搭起來了，全國各地區公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也基本配齊，但中下級幹部奇缺，尤以西南、華南和西北等地最為嚴重。

羅瑞卿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除我們自己應努力培養外，必須依靠軍隊輸送一批中下級幹部，作為建設全國公安工作的骨幹。”

羅瑞卿還給周恩來和時任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寫了報告，要求從華北軍政大學調一批知識分子來公安部做參謀工作。大批軍隊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的到來，為公安部的隊伍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0年鬥爭的成果首先應當歸功於黨，其次應當歸功於人民群眾。我個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1959年4月28日，經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任命羅瑞卿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8月18日至9月2日，羅瑞卿出席中央軍委召開的擴大會議。9月18日，劉少奇發佈命令，任命羅瑞卿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祕書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離開軍隊10年後，羅瑞卿又重新回到軍隊任職。其實，羅瑞卿在公安部也不能算離開軍隊，因為他擔任著中央軍委委員，所以1955年授銜時他被授予大將軍銜，只不過他在軍隊沒有具體職務罷了。

9月24日，公安部召開全體幹部大會，歡送羅瑞卿到總參謀部任職。在大會上，羅瑞卿說，“今年是建國10週年，我搞公安工作也搞了10年。10年鬥爭的成果首先應當歸功於黨，其次應當歸功於人民群眾。從我們公安系統來講，功勞首先是同志們的、大家的，我個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作為公安部黨組的領導作用來講，首先是黨組的集體領導，我只是黨組的一個成員……至於我個人，我的毛病、缺點也是很多的。你們不論直接提也好，寫信也好，或是公安部通過什麼樣一種形式把你們的意見表示出來也好，我都願意聽。這也算是10年共事，作為對我的幫助，以利於我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不再重複這些缺點，不再發生這些毛病。”

“黨委領導和群眾路線，就是對我們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條件。在過去10年中，我們所以沒犯大的錯誤，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經常是兢兢業業的。當然，你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就盡善盡美了？那也不一定，還有很多錯誤、缺點。我們可以檢查一下，10年來，凡是我們聽黨的話，執行黨的指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比較好的時候，我們就總是勝利很大，錯誤很少，偏差甚小；凡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出了偏差，我們的工作就辦不好。中央公安部是這樣，各地公安機關也同樣是如此。你們可以去看，凡是哪個地方公安工作做得比較好、比較出色，對敵鬥爭是比較勝利的、有創造性的，內部是團結的，大體上你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它的第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條件，就是那個地方的公安機關同黨委的關係是正確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確的，是聽黨的話的，是誠心誠意不打折扣地、帶有很高自覺性地把自己的工作放在黨的領導和監督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