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這樣一位黨員，他15歲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8歲轉黨，在55年的革命生涯中，五次被捕入獄，有21年身陷囹圄，但從未改變對黨的信念。1945年到1966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先後擔任副部長和部長21年，是名副其實的組織活動家。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就是從子洲縣雙湖峪安家大院走出去的職業革命家安子文。
安子文1909年9月25日出生在雙湖峪街道辦事處雙湖峪村后街，原名志翰，字浩然。父親安慶雲，字武甫，是清末廩生，民國初年，曾任陝西省議員，為人正派，常常為方圓幾十裡的老百姓排憂解難，是一位頗有名望的鄉紳。他童年時，家有耕地百晌，還經營著一間雜貨鋪。他12歲時父親病故，家業無人經營，雜貨鋪很快倒閉，耕地逐年變賣，到後來幾乎全靠借貸度日。他小時侯是由一位姓王的農村大媽奶養的，七歲入私塾，次年轉入綏德縣城初級小學就讀，1922年春，和二弟安志銘一起到米脂城，借住在外祖母家，在米脂縣立高等小學讀書。一年後考入新成立的省立第四師範（綏德師範）。在校期間，受校長李子洲和教員楊明軒等共產黨員的直接影響，參加了陝西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共進社”，還結識了劉志丹。1924年，離開家鄉到北京求學，參加革命工作。
1925年“五卅”運動中他受共產黨員王敬臣指派上街散發傳單和張貼標語，被校方勒令退學，暫住在吉安所左巷6號“共進社”機關內，經蔡振德、王懋廷介紹於6月7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加入改組後的國民黨；後考入京兆高級中學，一面讀書，一面積極從事革命活動。1926年3月18日，他參加了李大釗等人領導的抗議日本帝國主義軍艦在大沽口炮轟國民軍的“3•18”遊行示威，被北洋軍閥政府衛隊開槍打傷，並被校方開除，隨後到共青團北京地委從事交通聯絡工作。
1926年9月，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查封了“共進社”機關，安子文被抓，10月被取保釋放，組織上為防意外決定讓他離京。1927年1月他到達西安，先在民國日報社臨時擔任發行工作，後被中共陝西省委派至馮玉祥部隊第三路軍第十九師(師長吉鴻昌系進步人士)任政治處副處長，經常向師長吉鴻昌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參加東征河南作戰；6月武漢北伐軍和馮玉樣部隊在鄭州會師後，馮玉祥公開同蔣介石、汪精衛合流反共，大革命失敗。馮玉祥提出要“禮送共產黨出境”。一天深夜，吉鴻昌獲悉抓捕安子文消息後，急忙給安送信並贈銀洋200元作路費，勸其速離。安子文離開第三路軍後未能走脫，被抓回送入馮玉祥在開封專為共產黨人辦的“訓練班”。因吉鴻昌說情，他被放出“訓練班”，復留第三路軍政治部工作。此時中國共產黨在第三路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大都被“禮送出境”，黨組織通過宣俠父，委託安子文擔任第三路軍內黨的領導工作，不久，他又被馮玉祥的軍法處逮捕關押，獲釋後離開馮玉祥部隊。
1927年12月，他赴開封向中共河南省委彙報了他在馮玉祥部隊中的工作情況，河南省委正式決定他由團轉黨，並分配他擔任省委交通科長。1928年3月，中共開封市委因叛徒告密遭破壞，市委許多領導人被捕，安子文因住市委機關附近而被株連逮捕。他們先由國民黨河南省政府審訊，後該案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他們被投入開封第一監獄。因安子文是作為嫌疑犯被逮，加之在獄中使用了假名及假口供，且到開封工作時間不長，很多人(包括叛徒)都不認識他，故只獲判11個月徒刑，在獄中也相對自由。安在獄中利用有利條件照料重傷的省委領導人，並主動擔負“交通”任務，獄中一些共產黨員創辦的《獄燈》《鐐聲》兩種手寫的小紙頭“刊物”，經其巧妙傳遞，得以在各監號共產黨員中祕密傳閱。不久，該監獄因犯人急劇增加，另又開闢一個分院，安子文被轉押分院。後在獄外中共黨組織營救，及蔣馮大戰中韓復榘倒戈後形勢變化，安子文及其他一些同志均獲釋放。安子文出獄後，於1929年秋天被中共黨組織派往上海擔任黨中央交通(員)，往返於上海和武漢、宜昌、沙市之間，傳遞文件、指示及重要通知，護送重要幹部到新的工作崗位(他曾於1930年春護送任弼時夫婦到漢口；1930年4月護送周逸群、段德昌等從洪湖蘇區回上海黨中央機關，還親自去洪湖蘇區送過阻截敵軍火的情報)。
1930年8月，他奉中共中央指示到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賀昌留他擔任該局交通科科長；10月，北方局經反覆查證掌握了原中共天津河北區委負責人李純已叛變投敵的確鑿證據(此時李仍偽裝為共產黨員，實際上已經被國民黨任命為天津市警察局的偵緝隊副隊長，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黨組織的最大威脅)，安子文受賀昌命，與天津市委書記童長榮領導中共地下武裝人員，在萬國橋(今勝利橋)處死了李純。1931年1月安任中共順直省委祕書長；不久被中共中央通知調往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此時叛徒張開運到天津擔任國民黨警察局偵緝隊長，中共順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離津前負責完成此項除奸任務；3月安子文帶一位同志到中共順直省委在法租界設立的以“墾野公司”作招牌的機關裡去處理公事，進門後即被預先埋伏的特務逮捕，關進了天津監獄．1931年6月，安子文與周仲英等政治犯從天津被押送北平國民黨海陸空軍副總司令行營軍法處，冬季轉送至北平草嵐子監獄，該獄對政治犯實行“反省政策”，獄中建立的中共黨支部(安子文任支部委員)發動全體政治犯進行了一次爭自由的鬥爭，使刑重者被酌情減刑，有10多位被判刑的同志獲釋出獄，並有力地戳穿了國民黨玩弄“大赦令”的騙局；其後，黨支部團結廣大政治犯開展了革命氣節教育，提出了“紅旗出獄”的口號，還把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的警句作為獄中共產黨員座右銘，要求黨員在漫長的歲月裡接受各種考驗和磨練；針對監獄當局在推行“反省政策”時採取的所謂請法官講課、牧師說教和強迫政治犯寫“反省”文章等措施，黨支部團結大家進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還多次發動改善生活和反對虐待的鬥爭，取得不同程度勝利。
任太嶽區黨委書記時的安子文
1936年春，安子文在抗日救亡的形勢下，經過黨組織積極營救出獄，隨後以北平53中學教師為掩護職業，擔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西安事變”後，他接替黃敬兼管領導北平學委工作，與學委書記蔣南翔等一起，經常研究學聯的工作，採取各種形式，發動、組織和鼓勵青年學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積極發展黨的組織，在短短7個多月裡，從學生運動骨於中吸收了二三百名黨員，發展了中共地下組織；同時，他們還組織學生對宋哲元、何基灃以及國民黨二十九軍官兵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促使他們採取了抗日的立場。
1937年4月，經孔祥禎介紹，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戰士劉少白(抗戰開始後經王若飛介紹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次女劉競雄結婚。劉竟雄當時就擔負起了掩護地下黨工作的任務。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淪陷，安子文作為北平地下黨負責人首先讓市委機關和其他單位同志撤退，自己堅持到最後才離開北平，到天津扒上一列貨車，途經德州、濟南、徐州，又折向鄭州、石家莊，輾轉到達太原，向剛由平津地區遷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報到後，被留在組織部工作，隨後與幾位同志被派往臨汾建立後方根據地，以防太原失守後方便將北方局遷址該處。
安子文在臨汾縣劉封鎮找到辦公地點後，解決了生活供應中的許多棘手問題，為北方局遷至臨汾準備了良好條件。1937年12月底，安子文轉赴晉察冀區，擔任中共太嶽區工作委員會(太嶽工委)書記，領導白(圭)晉(城)路以西，同蒲路以東，平遙、介休以南，曲(沃)高(平)公路以北廣大地區的中共工作，參與創建太嶽抗日根據地。1938年1月太嶽工委歸中共晉冀豫省委領導，安子文自1月至8月任中共晉冀豫省委委員、統戰部部長兼太嶽工委書記，2月至7月任中共晉冀豫省委駐沁縣辦事處主任。在廣泛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工作隊在各地由下而上地建立了農救會、工救會、青救會、婦救會等抗日救國的群眾團體，使發動起來的群眾有了組織上的依託，太嶽區“抗戰動員”熱潮從此日趨高漲；他還對閻錫山以及太嶽區境內國民黨駐軍的高級將領馮欽哉、高桂滋、劉勘、武士敏等人進行了統戰工作，力爭團結儘量多的軍隊和各界人士參加抗日鬥爭。
1938年3月，朱德、彭德懷、左權率領八路軍總部經安澤、屯留，進駐沁縣，安經常向他們請示和彙報工作。4月，日軍集中了3萬多兵力，向太嶽和太行發動了第一次“九路圍攻”。安子文按八路軍總部統一部署，在129師師長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直接指揮下，通過黨政軍系統和群眾救國團體進行了反“圍攻”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因地方上做了充分支前準備，八路軍、決死隊和部分愛國的國民黨軍隊經過20多天的奮戰，殲敵4000多人，收復了晉東南的18座縣城，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九路圍攻”。6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共晉冀豫省委在沁縣古城召開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在朱德、彭德懷的參加指導下，經過20多天討論，通過了《新形勢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務的決定》(即“6月決定”)，指出：在新的形勢下，黨的任務主要是發展黨員與開展群眾工作，開展游擊戰，把晉冀豫邊區建設成為堅強鞏固的根據地．按照“6月決定”，安子文在太嶽區狠抓中共黨組織建設，到1938年10月時，太嶽區已先後建立了沁縣廣源、長子、屯留、平遙5個縣委，還建立了安澤和介休兩個縣的領導機關，對浮山也建立了中共領導關係，全區建立了260多個黨支部，共有黨員3840人。
1938年7月中共晉冀豫區太嶽工委奉命改稱太嶽特委，安子文任特委書記；同年8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晉冀豫區委委員兼統戰部部長。1939年1月，中共晉冀豫區太嶽特委改稱太嶽地委，安子文任地委書記，他主持太嶽地委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傳達和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獨立自主地組織人民抗日武裝，使全區的黨組織遵循黨的正確路線，更加鞏固和健康地向前發展。
1939年7月，日軍集中重兵對太嶽和太行根據地進行第二次“九路圍攻”，安子文率領太嶽地委和決死一縱隊領導機關由沁縣轉移到沁源，沁源從此成了太嶽抗日根據地中心。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愈演愈烈，山西局勢更加緊張，安子文於11月間主持召開了太嶽地區中共代表大會，會議要求各地中共黨組織“發動廣泛持久的反投降運動”，堅決反對和徹底粉碎反共投降逆流，使閻錫山發動“12月事變”時，儘管太嶽區境內也有一些反共頑固分子蠢蠢欲動，但抗日政權和抗日軍隊始終掌握在中共手中。
1940年1月，八路軍總部和129師師部派遣陳賡率領八路軍386旅開進太嶽區，太嶽地委升格為太嶽區黨委，安子文任書記至1943年1月。區黨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區範圍內進行了第一次整黨運動，清除了一批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處理了一些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純潔了黨的組織，使全黨同志受到了一次極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安子文將沁源縣綿上村民兵藥彥明空手殺敵奪槍的英雄事蹟作為典型，廣為宣傳，並召開群眾大會獎給藥彥明一支手槍，號召大家像藥彥明那樣“拼死命、換活命”英勇鬥爭，克敵制勝。藥彥明這面群眾武裝鬥爭的旗幟，鼓舞了太嶽區的廣大群眾，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自動報名當民兵，他們以石雷和刀矛土槍為武器，為保衛家鄉、保衛根據地勇敢殺敵。1941年至1942年，因水旱災害嚴重，太嶽區進入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安子文與陳賡等在群眾中大力提倡生產救災和互助互濟，領導全區人民，用實行減租減息、建立“三三制”政權、優待軍烈屬以及精兵簡政和節衣縮食的措施來渡過難關。安子文與高揚文深入到沁縣等游擊區村莊進行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在敵佔區和游擊區採取符合當時敵我鬥爭形勢的“兩面政權”的策略，“拖延中有‘維持’，‘維持’中有拖延”，敷敷衍衍，虛與周旋，一旦時機成熟，就立刻拔除日軍據點。安子文提出的這些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對敵鬥爭策略，易於群眾接受，實行後大見成效，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的讚賞，劉少奇赴延安途經太嶽區時聽取彙報後明確指出：“這種兩面政策，實際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向敵人進行鬥爭。合法鬥爭即兩面政策，兩個術語的含義是相同的。”從1942年開始，太嶽區根據中共中央統一部署進行整風運動。安子文根據毛澤東的整風報告和太嶽區黨內的實際情況，於4月27日在《太嶽日報》上發表了《改造我們的作風》一文，列舉“三風”在太嶽區的種種表現，批評了一些同志對整風運動存在的模糊認識，號召廣大黨員和幹部對整風文件要“細嚼爛咽，化為血肉，並與檢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結成一氣，真正地掌握這個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7月，安主持太嶽區黨委制定了整風運動計劃，並在各系統的各級幹部中進行思想動員；從8月開始，整風運動就在全區範圍普遍開展。
1942年10月，日軍分兵7路“掃蕩”太嶽區，佔領沁源縣城，揚言建立“山嶽剿共實驗區”；在分析了敵我力量對比後決定採取“圍困戰”的戰術，斷其路、絕其糧，強迫日軍撤走；於是在沁源縣成立圍困指揮部，以八路軍蔡愛卿團參謀長李懋之為總指揮，沁源縣委書記劉開基為政委，將沁源縣城和“二沁”(沁縣-沁源)大道兩旁23個村鎮居民疏散到群山之中，造成1個長約百里、橫寬10裡的困敵區，日軍在被沁源8萬軍民圍困了2年半後於1945年4月從沁源撤走，史稱“沁源圍困戰”。
從1925年到1936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從事黨的祕密工作，出生入死，歷盡艱險，出色地完成了許多重要任務。這12年當中，他曾4次被捕，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他在長期的祕密工作和監獄鬥爭中，鍛鍊成為有膽有識的比較成熟的革命家。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安子文撤離北平，參加北方局組織部的領導工作，先後任晉冀豫區黨委統戰部長、太嶽區黨委書記，參與創建了太嶽抗日根據地。
1943年5月，安子文受組織委派到延安，擔任中央黨校二部副主任，後出任中央黨校教育長，整風期間，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正確方針，抵制搶救運動的錯誤。1945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安子文是正式代表。
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幹部處處長，主持中央組織部的日常工作。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祕書長。隨同劉少奇和朱德等中央工委領導人從陝北到河北省平山縣西北坡，參與籌備召開全國土地會議。1949年3月列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9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在頤年堂合影。前排左起：劉少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毛澤東；二排左起：安子文、李克農、彭真、周恩來、齊燕銘；後排左起：劉瀾濤、陳雲、徐冰、陸定一。）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幹部工作任務十分繁重，安子文為抗美援朝和國家建設充實了大批幹部，花費很大精力在黨內組織中消除消極和不健康現象，為全面增強和鞏固黨的團結不遺餘力，嚴肅負責地審視各項組織工作，為大幅度提高幹部素質廢寢忘食，忘我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會議後，安子文非常重視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很多全國知名的科學家、教授、工程師、醫師和文藝工作者，如李四光、錢學森、梅蘭芳、程硯秋等就在這一時期入黨。
安子文於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11月，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提名，經黨中央決定，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至1966年8月，安子文一直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21年，為不同時期黨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此期間，安子文還兼任了許多重要工作：1947年3月至1948年5月，兼任中央工作委員會祕書長，協助工委書記劉少奇、副書記朱德工作；1949年11月至1953年春，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協助書記朱德工作；1950年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長；1951年12月至1953年8月，先後兼任中央直屬黨政軍機關總黨委第二書記（首任第一書記為周恩來）、第一書記。
1958年安子文陪同董必武參加了德國統一社會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並出訪了蘇聯。1959年到1962年，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安子文積極指導企業整風，在糾正“左”的錯誤和克服國家國民經濟的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深入瞭解和掌握基層工作實際情況，於1964年至1966年春到山西、河北農村長期蹲點，與當地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深受農民群眾歡迎，與他們結下下了深厚的友誼。
安子文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言
安子文和人民群眾在一起
在擔任中組部部長期間，他不僅要求部裡的幹部要熟悉幹部情況，他自己身體力行，經常通過各種途徑，利用各種機會廣泛地接觸幹部，還主動上門去找幹部談心談話，在調配幹部中，他充分考慮各方面關係，各位幹部的特點。有一次，周總理要求安子文推薦一位幹部擔任一項重要職務，安子文一口氣說出了二十幾個幹部的名字，並作了簡要介紹。當週總理考慮確定了其中一個人後，安子文又進一步提供了這個人的情況。對安子文能夠如此熟悉為數眾多的幹部情況，毛主席、周總理和劉少奇都非常讚賞。
1966年8月至1978年12月，安子文遭受不公正待遇，離開組織工作崗位長達12年之久。
1978年12月11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予以徹底平反，安子文從安徽淮南迴到北京，並被黨中央任命為中央黨校副校長，同時還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安子文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他還是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在他生命的最後18個月，縈繞在他心中的不是個人榮辱，而是內心深深的不安——自己為黨少工作了12年。為此，他懷著極大的熱情，以只爭朝夕的勁頭，投入到新時期黨建工作上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譜寫了一位老共產黨員博大壯麗的華彩篇章！
安子文在生命的最後時光、病榻之上，念會不忘的是 “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去世前10天，他還向前來醫院看望他的彭真同志說：“要教育幹部，多做實事，少說空話；要加強對高級幹千部的管理、教育和監督。”肺腑之言，拳拳之心！安子文晚年對黨建工作的思考愈加深刻，特別是對新時期幹部的培養、管理、使用，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這些嚴肅認真的思索，至今還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1980年春，安子文在家中病榻旁與夫人劉競雄在一起。
1980年6月25日，安子文病逝於北京，7月12日，黨中央在北京隆重舉行追悼大會。由彭真主持，胡耀邦致悼詞。追悼會後，按照本人的意願把骨灰撒到秦晉之間的黃河裡。
斯人遠去，風範長存；青史丹心，光耀後人。來源：琴聲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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