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鳳英
劉少文，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上擔任祕書工作，見證了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西安事變爆發後，劉少文長期輾轉於國民黨統治區，完成黨賦予的多項任務，奮戰在統戰、情報工作一線，足跡遍及港澳、重慶和上海等地，於無聲處勝有聲，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隱蔽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他參與經濟建設，參與我黨、我軍情報工作路線的制定，對黨忠誠，寬厚待人，為捍衛國家安全、發展國防和軍事外交做出了突出貢獻。1955年9月，劉少文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投身革命洪流
1905年12月29日，劉少文出生於河南省信陽縣（今信陽市獅河港區）王家崗夏家衝劉家老灣。他兩進私塾兩進小學，寫得一手好字。1919年入讀距家9公里的陳家廟高小，正值五四運動爆發，劉少文參加了反對北洋政府賣國的運動。1922年在開封二中讀書。1924年劉少文的中學同學、在上海大學讀書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馬培毅，經常向他介紹《新青年》《中國青年》上的文章。劉少文受其影響，與二中同學吳芝圃以及開封第一師範馮品毅等組織了“河南社會科學研究會”，成為河南省城開封學生運動的核心人物。
1925年2月，劉少文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去世，國民黨右派開始活躍起來。劉少文、吳芝圃以“河南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名義，印發反對帝國主義、反動軍閥的傳單和小冊子。1925年6月，在有中共北方區委巡視員王若飛監誓並講話的儀式上，劉少文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任中共二中支部書記。五卅慘案發生後，作為開封學生聯合會常務幹事，代表河南學生赴上海出席第七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7月，任共青團開封地委候補委員。10月25日，劉少文參與組織開封學生髮動遊行示威，河南省督辦嶽維峻責令開封警備司令將其逮捕。經學生據理力爭，劉少文當日被釋放。黨從培養中原地區革命後備人才出發，選送劉少文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學習期間，劉少文中文名劉國章，俄文名福格爾。先修習了西方革命史、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後又學習俄語。1927年2月，大革命形勢危急之時，劉少文受組織委派，擔任以米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翻譯，隨團回國參加大革命。到達上海時，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第三天，上海灘頭一片白色恐怖。劉少文等又分散喬裝到達當時國共合作還未破裂的武漢，出席中共五大。接著又與蘇共代表團成員一起去長沙幫助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工作，又逢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劉少文當晚居住在蘇聯領事館內，才躲過一劫。在擔任蘇共代表團翻譯期間，劉少文使用一口流利的俄語及時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反映給蘇共有關人員，促使共產國際決定“應該討論陳的去留”，為扭轉中國革命時局盡心努力。
1927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看中劉少文的幹練，調他到身邊任祕書，負責國際聯絡工作。南昌起義總指揮賀龍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羅米那茲臨行前向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辭行，都由他擔任翻譯。此時他的父親劉黼堂，1927年冬參加中共豫南特委領導的四望山農民暴動，1928年2月英勇就義。劉少文忍住悲痛，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出任中共中央翻譯科科長，負責同共產國際和兄弟黨的聯絡並管理有關經費。他同羅米那茲聯繫，為中共中央領導同共產國際代表談話做翻譯，日共總書記佐野學到上海後的重要活動，他都參與安排，是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絡的交通員。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所支持的王明所掌握。王明對劉少文示好，以便拉攏。劉少文看到王明把富有鬥爭經驗的瞿秋白等排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時，心裡不以為然，從而在思想上與王明拉開了距離。
◆到達陝北的紅二方面軍一部合影。後排左六為劉少文。
1931年4月，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急令劉少文轉移。6月，劉少文被任命為巡視員前往陝西。經過調查研究，他幫助改組了陝西省委班子，並助其組建了西安市委，加強了陝西地區黨的力量。在北平療養肺病期間，得知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在張家口建立察哈爾抗日民眾同盟軍，他不顧身體虛弱，化名劉志誠，奔赴張家口抗日前線找黨，與中共前委書記柯慶施取得聯繫，被任命為中共前委委員。察哈爾抗日民眾同盟軍成立後，劉少文擔任同盟軍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兼獨立第18師政治部主任。他和許權中、張曙時等共產黨人四處奔走聯絡，為這段“抗戰壯史”增添了許多聲色。
1934年2月，劉少文輾轉來到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祕書，主編軍事雜誌《革命與戰爭》，有“武記者”之稱，還擔任過紅軍總司令部政治教導員。周恩來稱讚他說，既能祕密書寫（祕書），又能提綱挈領（主編），更能深入人心（政治教導員）。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開始長征，劉少文參加了長征。
長征路赤誠心
湘江戰役後，紅軍付出了慘烈代價。在這個緊要時刻，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同紅2、6軍團會合的意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紅軍到達貴州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全力糾正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問題，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劉少文擔任會議記錄和祕書工作，經歷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一章。多年後，劉少文回憶起這一幕，依舊心潮澎湃。會後，他繼續擔任中革軍委直屬教導員，在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艱難行程中積極做好電臺、機要、警備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劉少文跟隨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被編入張國燾領導的左路軍。9月，張國燾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看中劉少文的旅蘇履歷和與共產國際負責人的交往，張國燾有意拉近劉少文，內定他為“中央”祕書長。當朱德將此消息透露給劉少文時，劉少文斷然拒絕。朱德指示他暫時“隱忍”，劉伯承則叮囑他將“通共產國際的密碼燒掉”。劉少文巧妙周旋，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鬥爭，營救了很多同志。1936年春的一個傍晚，他隻身來到新聞臺，對臺長羅若遐說：“你和張令彬、楊梅生已上了張國燾的黑名單，你們要趕快停止交往。”
4月，張國燾將劉少文從“祕書長”的位置上調開，派到甘孜一帶做少數民族工作。劉少文宣傳黨的民族政策，5月5日，波巴（藏語，意為藏族或藏人）依德瓦政府成立，在紅軍北上安置傷員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1936年7月1日，紅二（紅2、6軍團）、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劉少文轉到紅二方面軍工作，擔任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張國燾一直未停止分裂圖謀，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和紅二方面軍的任弼時、賀龍、關嚮應一起，展開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劉少文以他記錄的張國燾分裂活動為根據，向賀龍、任弼時、關嚮應進行彙報。1936年7月27日，黨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約束張國燾的反黨行動，劉少文出任祕書長。他跟隨朱德、任弼時等領導同志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展開堅決鬥爭，使黨和紅軍擺脫了分裂危機，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既定目標。途中，對受張國燾迫害的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原祕書長廖承志、中共川陝省委黨校教員羅世文、紅32軍政治部主任黃火青等都曾提供幫助。劉少文還將張國燾另立“中央”的材料整理出來交給黨中央，為批判其反黨錯誤提供了富有說服力的系統證據。
10月，劉少文隨紅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兩軍戰友激動萬分。為開好聯歡會，劉少文親自搭臺子，佈置會場。11月21日到22日，紅軍三大主力協同作戰，取得山城堡戰役勝利。劉少文組織擔架隊運送傷員，派宣傳隊到前線慰問演出，並對國民黨軍隊喊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展開攻心戰。西安事變爆發後，為配合友軍行動，紅二方面軍奉命南下進駐同官縣（今銅川市）陳爐鎮。組織上單獨分給劉少文一口窯洞，他堅決不同意，一定要同大家住在一起。從投身革命到長征陝北，劉少文無愧是戰友們稱道的“丹心獻革命，黨難見忠貞”。
上海“八辦”顯留聲
七七事變後，劉少文奉調到中共中央駐上海辦事處工作。1937年8月，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八辦）設立，劉少文擔任辦事處祕書長、副主任，先後協助兩任主任李克農、潘漢年團結各界愛國人士，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主持內部工作，建立電臺、處理文稿、接受捐贈物資等，其中就有《永不消逝的電波》的原型——李白負責的電臺。在“八辦”成立後不久，劉少文就陪同潘漢年看望“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先生，宣傳中共的主張。沈鈞儒深受感動，代表“七君子”表示：“我們和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係。”上海“八辦”公開辦公後，特別是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後，慰問信、捐贈的藥品和物資紛至沓來。期間，劉少文還負責與浙南紅軍游擊隊和中共閩浙臨時省委的聯繫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劉少文在上海建立的交通站“福民食品社”舊址，地點在上海威海衛路。
在上海淪陷之前，“八辦”根據上級指示，已開始籌劃上層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問題。潘漢年、劉少文細緻考慮，經辦了郭沫若、沈鈞儒、沙千里、鬍子嬰、鄒韜奮等人的撤退事項。夏衍曾回憶說：“就在上海淪陷這一天，潘漢年要我到辦事處去，他和劉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鬍子嬰談話，我參加了進去，只聽得鬍子嬰在說：‘目標最大的，是沈老（沈鈞儒）和（鄒）韜奮，日本人和漢奸是會下毒手的。’顯然，他們分明是在討論頭面人物從上海撤退的問題。”在中共中央安排下，上海“八辦”安排宋慶齡由中共黨員李雲陪同，於1937年12月23日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1937年12月底，潘漢年趕赴香港，劉少文繼任“八辦”主任，逐漸轉為祕密活動。他居住在法租界，依然同各抗日團體上層人士保持著密切聯繫，通過各種方式傳達黨的路線、方針與政策。他直接聯繫一些上層統戰人士，與中華基督教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吳耀宗，相見討論達14次之多。他與宋慶齡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上海分會籌備工作負責人吳大琨有較多的接觸，還到魯迅夫人許廣平家，向上海婦女救國會骨幹講解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在劉少文引介下，中華職業教育社上海辦事處與其他愛國團體兩度組織“上海各界民眾慰問團”慰問皖南新四軍，各愛國團體募集龍頭細布7000匹和大批棉衣、棉鞋。中華職業教育社社員、農場經理紀振剛將他收存的國民黨軍隊潰退時遺留的機槍數十挺、步槍數百支全部移交新四軍，大大提高了部隊戰鬥力。
為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劉少文還指導和支持汪衡、胡愈之等翻譯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劉少文會見斯諾，對書中的照片和內容做了註釋，親自修改譯文。為應付租界的阻撓禁燬，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他還通過文化界的祕密黨員和進步朋友組織出版《譯報》《長征畫冊》等進步書刊。在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後，魯迅的六七百萬字文稿，隨時有被日本人掠奪的危險，劉少文根據黨中央指示積極贊助出版《魯迅全集》。在我國至今有著很大影響的蘇聯傳記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是劉少文囑託身邊工作人員梅益翻譯完成的。劉少文還把美國新聞記者史沫特萊寫的《紅軍在前進》交給梅益翻譯，發表於《文匯報》。1939年底，劉少文赴延安彙報工作。
鋪設祕密交通線
1940年7月，劉少文由中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委員兼中央交通處港澳辦事處處長，負責交通聯絡、機要、電臺和經費工作。他除保持同上海、韶關、桂林、海南島等地的聯繫外，還與海外一些地區建立了獨立的交通聯繫。
1940年春天，潘漢年已先行來到香港，傳達黨中央已確定的“必須打進日偽搞出情報”的方針。潘漢年領導的機構有意與日本在香港的特務機構進行接觸，他還通過剪貼報紙的方式製造了一些假情報，以換取日方情報。為慎重起見，每次出“貨”（即假情報）之前，潘漢年都先和廖承志、劉少文一起審核，對日軍進行了鮮為人知的情報戰。
◆上海解放初（左起）劉少文、潘漢年、劉人壽、吳克堅合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陷落後日軍封鎖香港至九龍的海面交通，在港的具有重要影響的愛國人士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等，以及夏衍、金山等文藝界著名人士及家屬數百人陷入危境，日軍登報表示要與這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合作”，對提供信息者予以重賞。此時，只有劉少文掌握的電臺與中共中央保持著聯繫。劉少文派妻子羅曉紅尋找廖承志，中共工作人員間的聯繫得以恢復。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電示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想盡一切辦法，全力營救。”周恩來專門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幫助朋友們的費用，均由你們負責開支，並經過你們三人會議決定動用。”經過研究，劉少文留港負責轉移工作，選擇了三條主要撤退路線。在日軍宣佈每天上下午居民各有2小時可以通行後，1942年1月9日，這些愛國文化人士化裝成“難民”，有鄒韜奮、茅盾夫婦、廖沫沙、於伶等，分組通過重重關卡到達港仔海邊，登上小木船被送上大遊艇。1月29日，又在西路組織護送了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等人。在廣東省委、當地游擊隊的協助下，動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終於將抗日愛國人士祕密撤港。當他們安全出現在後方時，日軍面面相覷。營救工作得力，劉少文受到周恩來專門致電表揚。
1942年6月，上海的政治環境更加惡劣，劉少文對其主管的內地交通工作做了部署，把一批交通人員送往新四軍，抓緊在淪陷區石家莊、天津、開封、張家口、徐州等地創建祕密交通機關，要求報務員李白在上海長期埋伏，解決職業掩護問題。同時劉少文注重發展僑運和港澳事業，1941年7月，香港僑務通訊處已與泰國、越南的僑領恢復聯繫。
1942年10月，劉少文回到重慶，化名“張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先後任交通處處長、組織部負責人等職。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務委員葉劍英命祕密交通幹部孫友餘布建了川陝祕密交通線。劉少文接手後，著手組織開闢了川陝轉移線路和重慶到中原地區的祕密交通線，領導了川陝線的續建。他將孫友餘等創建的巴山石墨製品公司改組為中國工業原料公司（簡稱“中原公司”），以經銷礦產品做掩護，把川陝線向北推進到四川北部城市廣元和陝西郿縣，接上與西安的關係，並尋找了一條通達陝北的祕密交通線以備用。
1944年，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準備撤退到川康邊境一帶。劉少文派出祕密交通人員去川康邊境的馬邊，以探採青鉛、石棉礦為掩護建立據點。他還領導鋪設了川鄂祕密交通線，後來通過這條交通線輸送多批青年學生到根據地。在重慶，他還領導執行黨的祕密任務的商業機構——廣大華行，實現了華行由交通、掩護工作機構到第三線祕密工作機構的重大轉變。華行拓展與美英的貿易往來，與國民黨中統擴大聯繫。1944年，廣大華行分行在美國紐約成立，1947年與國民黨中統頭子陳果夫“合作”組建了中心製藥廠，陳果夫為董事長。劉少文還直接領導中國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的工作，爭取團結了許多對國民黨失望的舊科技人員，為新中國的國家建設聚集了人才。
◆上海解放後，劉少文（左）與熊志華在上海禮查飯店。
重慶談判期間，劉少文出任南方局情報部部長。他精心組織，陪同毛澤東接見愛國民主人士。9月1日，毛澤東出席中蘇文化協會為慶祝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舉辦的雞尾酒會。劉少文等仔細勘查，佈置“新華日報社”等工作人員在酒會舉辦地一帶“執勤上崗”。由於情報工作出色，中共中央掌握了國民黨的談判預想，在重慶談判中爭得了主動權。1946年2月28日起，劉少文以周恩來祕書的身份，隨同周恩來和軍事調處三人小組飛抵北平、張家口等地，視察停戰協定執行情況，為中共代表出謀劃策。
領導上海隱蔽鬥爭
抗戰勝利後，周恩來派劉少文回到滬寧等地，為中共代表團的遷移做準備。劉少文在上海與趙平、熊志華以及中共地下黨員廖夢醒取得聯繫，組建了3個情報網、1個交通站、2部電臺。交通站由熊志華負責，以威海衛路上的福民食品社為據點，下轄幾條外省交通線。3個情報網各自獨立，偵察觸角伸向華東、華南國民黨黨政軍系統的要害部門。
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代表團奉命轉入地下，改組為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劉少文任副書記。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成立，劉少文是委員之一，負責上海周邊及港澳地區的統戰、宣傳和情報工作，開展第二條反蔣戰線即祕密戰線鬥爭。他領導中共在上海的中央地下檔案庫工作，1946年四五月間，將中央急需的部分檔案設法轉運到延安，建黨以來的珍貴黨內文獻得以完整保存。領導了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的工作，使之成為中共編輯出版經濟通訊稿件的宣傳要塞。
1946年5月18日，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簡稱“周恩來公館”）設立，劉少文任副書記。他改扮成商人，穿越國民黨統治區到達淮安，會見了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副書記譚震林、華中軍區副司令員粟裕等，商討工作協同事項。隨後，劉少文組織向華中軍區輸送了數百名幹部、知識青年、技術人員。6月26日，國民黨空軍上尉劉善本駕駛B—24型轟炸機起義抵達延安。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此前正是通過劉少文系統電臺將起義之事報告給中共中央，劉少文亦受中共中央指令，組織為劉善本在上海的家屬送信和接濟生活費用。
◆1951年7月，劉少文（前排右一）參加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就職典禮。
劉少文抓緊時機佈置祕密工作網點，抗戰勝利初，他指示孫友餘去上海調研，先在成都北路修德新村設立中原公司辦事處，陸續將中原公司人員東移。1946年初，又指派孫友餘等在天津市繁華地段萬全道設立中原公司。中原公司在上海與一位電瓷生產專家合辦了中華窯業廠，在湖南醴陵設廠生產電瓷，銷售給上海揚子電業公司及華通等電器廠。通過劉少文的運作，以孫友餘為首的中原公司形成了從長沙、武漢到上海、天津的一個網絡，具有一定的活動能力和財力，隨時可供黨的祕密工作使用。
經過艱苦的經營，劉少文的情報系統已深入到國民黨的陸、海、空軍及後勤、特務系統，以及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等，獲得蔣介石準備勾結美國積極準備內戰以及大量的國民黨軍數量、駐地、戰鬥序列、武器裝備和作戰計劃、總結，獲取國民黨軍內部矛盾、國民黨區經濟狀況、軍統組織架構和密碼、國防部第二廳的潛伏活動，以及特務機關抓捕中共地下黨員的黑名單等材料。對國民黨軍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衛立煌、國民黨軍整編第96軍軍長吳化文等開展了策反工作；與桂系、湘系軍閥取得了聯繫；設置了3個地下電臺；創建了一個事業系統——中國原料公司及中華窯廠；建立了一條海外交通線。劉少文領導的情報系統，成為中共中央倚重的情報來源之一。
1948年10月1日，劉少文回到了黨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不久他列席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為爭取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4月，劉少文隨解放大軍南下，協助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對上海地下黨裡應外合迎解放作了周密部署。5月27日，他隨軍進駐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輕工業處處長，將預定的財政接管工作落實得井井有條。他投身到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紡織工業部部長、華東紡織管理局局長，組織和領導了上海和華東地區的輕紡工業恢復和生產。1952年3月，任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第四部副部長、代部長。參與了我黨、我軍情報工作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1955年9月，劉少文被授予中將軍銜，獲得一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78年6月，劉少文復出，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一職。他在其位謀其政，儘自己所能為軍隊現代化奉獻心力。1987年4月10日，劉少文在京長逝，享年8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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