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劉少奇主持召開華中局高級幹部會議，並作題為《皖南事變的經驗教訓》的報告。
革命鬥爭中，有順境必有曲折，錯誤挫折在所難免，能汲取教訓為至善。為什麼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失敗了呢？特別是犧牲了游擊戰爭發源之地的老種子部隊，由誰來承擔責任？我們可以爭論，但不妨對照新四軍在華中的蓬勃興盛和輝煌勝利，可見功過興衰，必有是非對錯，洞若觀火。
重新整編的新四軍，壯大了許多。但倉促組建後的問題繁多，很不統一、更不平衡。“皖南事變後遺症”、各自為政的遊擊習氣、項英的錯誤思想影響，都不可小視。
父親首先抓住思想政治整頓。此時，“皖南事變”突圍脫險的胡立教等人陸續歸隊，使大家對“皖南事變”的詳情及原因，有更清楚的瞭解和認識。劉少奇一針見血地總結經驗教訓：“沒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敵後，舉起民族抗日的旗幟，求得發展壯大，被統一戰線束縛了自己的手腳。結果，在皖南的彈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沒有守到兔子，卻守來了一隻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
“沒有按中央的指示”，似耳熟多聞。而當年此事的“結果”，是真被“吃掉了”，是真的死與亡！錯誤與挫折啟迪我們，必須迅速肅清黨內軍內錯誤思想。父親旗幟鮮明地提出建設“黨軍”的任務，強調“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完全執行黨的政策命令來完成黨的任務”。為消除“皖南事變”後的茫然困惑，凝聚軍心、統一思想、發展壯大，奠定了穩固基礎。
抗日根據地出版的《論黨內鬥爭》單行本。
1941年春，日軍加大“掃蕩”、加緊誘降。韓德勤手下的蘇魯皖遊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裹挾三萬部屬投敵，即被汪偽任命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仍駐泰州，對我作戰。
3月13日，中央軍委將情報通告劉少奇和陳毅。緊急嚴密部署的同時，18日，陳毅、劉少奇發通令討伐李長江部。當夜，粟裕率一師萬餘指戰員奇襲，地方部隊四面開花，隱蔽戰場集中發威。20日，攻克泰州，李偽軍兩個支隊六千多官兵反正投誠新四軍，另五千多守軍被我全殲。泰州外之餘部，在我討逆圍攻下崩潰四散，李長江僅帶身邊數十騎遁逃南京，日偽所謂的集團軍覆滅實亡。
這又是場運動戰、游擊戰加隱蔽戰的經典，精彩紛呈，速戰速決！
1941 年7 月2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作《論黨內鬥爭》的演講
劉少奇強調指出：“過去我們用了極大的力量反對韓德勤向我們的進攻和摩擦，其唯一的目的除了自救外，就是為了抗日，為了爭取我們每一箇中國人的神聖的權利。現在……我們可以集中力量去抗日了。這是……早已企求與不可鬆懈的責任……必須集中一切注意去打擊日寇漢奸，同時必須發動、組織與武裝數十萬數百萬群眾……一道打擊敵寇、漢奸”。
綜上概括：無論白區紅區，父親在華北兩年多——從無到有、夙興夜寐勤文武，以柔克剛、枕戈待旦力抗倭，“對此漫嗟榮辱”。無論敵佔區解放區，父親在華中兩年多——以弱勝強、“沙場烽火侵胡月”，反敗為勝、“而今邁步從頭越”，戰地叱吒風雲！
劉少奇說：“實踐的結果是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只有實踐的結果才能說服那些不同意見的人”。鄧小平說，毛、劉、周、朱這一代領導人是歷史形成的。在中國革命實際成敗中，檢驗出孰是孰非；在最重要關頭，推舉出第一代領導集體。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史稱1941年“九月會議”或“整風會議”，檢討正確與錯誤的路線問題。
胡喬木回憶：“陳雲同志9月11日的發言中說，過去十年白區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在劉少奇、劉曉（華中主管城市工作）同志到白區工作才開始改變。劉少奇同志批評過去的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據此，陳雲同志提出，有些幹部位置擺得不適當，要正位，如劉少奇同志將來的地位要提高。第二天，弼時同志說：……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能根據實際情形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康生……的發言中檢討了在白區工作的政策上與少奇同志的分歧，承認今天看起來是少奇的對……主觀主義的錯誤路線把白區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時中央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九月會議上陳雲等同志對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的評價，後來也成為歷史決議的一個重要觀點。
本文摘自《夢迴萬里 衛黃保華：漫憶父親劉少奇與國防、軍事、軍隊》，劉源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劉源
編輯：朱自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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