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中國的戰略威懾不能僅靠毛澤東同志那一代的“兩彈一星”了

本文為摘編自金一南著作《大國戰略》。

關於國家安全戰略,主要從三個方面考量:國家與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戰略的提出與籌劃、安全戰略中的塑造和威懾。

1

國家與國家安全

從現代國家安全治理角度來講,和平與安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平——無對抗,無紛擾;安全——無威脅,無侵害。國家安全是對國家生存與發展所受威脅程度的界定;要生存,要發展,就要實現和有效維護安全。

(1)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

國家安全的概念,是建立在現代國家概念基礎之上的。就世界歷史進程來看,現代國家的建立並不久遠。17世紀以後,西方才開始建立現代民主國家。西方現代民主國家的奠基者之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說,如果沒有一種強制力量,就不足以約束人們的野心、貪婪、憤怒和其他的類似激情,通過這個具有震撼力的絕對權威,避免人們由於其惡的本性重返戰爭狀態。國家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慈善的產物,不是為了自由民主人權而誕生的,不是為了普世價值。霍布斯說,當人人難以自我保護時,人們便自覺自願放棄權利開始締約,指定一人或多人組成權威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的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於集體的判斷,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家。

恩格斯講,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的出現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馭社會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現代國家和封建社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宗族王朝完全不一樣。第一,它有非血緣屬性,第二,它有公共屬性。如果國家治理是基於血緣關係連接,那就是封建國家,現代國家超出血緣關係。封建國家權利具有私人屬性,而現代國家權利具有公共屬性,這就是天下為公——現代國家與封建國家的重要區別。

在講到國家的時候,我們要注意西方描述國家的三個詞:Country,從土地上講;Nation,從民族意義上講;State,從政權意義上講。有的人強調自然,有的人強調民族,有的人強調政權。很多人以為國家安全僅僅是政權安全,其實國家的安全標準是民族安全,是人的安全,是國家整體的安全,人的、民族的、國家集合體的安全,所以國家安全是既包括又超出政權安全範疇的。

國家安全是一個集合體的安全。對於我們來說,容易忽視這一點。近代學者嚴復對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做了一個很準確的描述,嚴復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今天一些人的國家觀念缺在哪裡?就是缺乏現代國家觀念。

(2)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

不能不承認,我們國家受長期封建社會的影響,缺乏現代國家觀念。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三元里那樣的抗擊是極其個別的,大量的當地原住民在遠處觀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的民眾也參加了哄搶園林的行動。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8月2日,18000多人的八國聯軍,十天攻陷北京,我們京畿一帶清軍有十五六萬,義和團團民五六十萬,大量給八國聯軍推送物資的都是中國人。

缺乏現代國家觀念導致的是更大的災難。1931年8月,日本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我國東北軍將近20萬,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等裝備,關東軍據日本人統計只有1.09萬人,從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關東軍沒有底氣。板垣徵四郎,也就是1948年被判處絞刑的7個甲級戰犯之一,他說:“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板垣告訴關東軍,中國人無所謂,把稅交給張大帥也是交,交“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只要能活著就行。

另一個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元凶石原莞爾說:“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這就是近代中國,孫中山先生所講的,四萬萬中國人只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與堅船利炮無法對抗,你沒有凝聚起來,沒有團結起來,不管你有多少人也不行。

(3)死傷3500萬人,損失6000多億美元的覺醒

有這麼一句話:“直到列強不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了,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梁啟超講中國人對於國家的認識:“一曰對於一身而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就是這麼逐步演化的,是一步一步認識到的。

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標誌著封建士大夫階層覺醒。這個階層中的一些人已經開始認識到整個國家出了問題,必須加以解決。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走出書齋,走出象牙塔,投入到救國救民的洪流中去。

1937年的全民抗戰,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準整個中華民族,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真正超越了階級、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地域、超越了統治與被統治,結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我們對現代國家的認識,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但是,這一過程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八年抗戰,全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有形財產損失6000多億美元,無形財產損失不計其數。在這一飽受苦難的進程中,民眾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4)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

沒有最慘痛的沉淪,就沒有最輝煌的崛起。中國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注入了現代國家的觀念,讓我們認識了什麼叫作國家。

中國什麼時候才算是一個國家。真正在最黑暗的時候,我們的民眾才認識到我們是民族共同體,這點是我們付出重大代價才得出的結論。

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抵抗,決不投降,戰鬥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身邊的人除去犧牲,就是叛變。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7月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將楊靖宇在深山老林裡的密營全部搗毀,把楊靖宇逼入絕境。叛徒張秀峰是軍部警衛排長,這個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他帶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他還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知道楊靖宇活動規律,他的叛變導致楊靖宇很快犧牲。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還有一個很難稱為叛徒的人: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當時楊靖宇好幾天沒吃飯,棉鞋也跑丟一隻,他對趙廷喜等幾個村民說,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張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楊靖宇在山上。

金一南:中國的戰略威懾不能僅靠毛澤東同志那一代的“兩彈一星”了

(圖片來自央廣網)

楊靖宇最後壯烈犧牲,日本人從他肚子裡掏出來的只有草根、樹皮、棉絮。楊靖宇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了一箇中國人的血性、中國人的骨氣。出賣楊靖宇、抓住楊靖宇的全是叛徒,趙廷喜向日本人告發前,對楊靖宇說: “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裡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讓楊靖宇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其影響制服東北抗聯。

楊靖宇對趙廷喜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就是共產黨人楊靖宇!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家萬念俱灰紛紛投降的時候,用自己的靈魂與血性,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樑。

中國人的現代國家觀念就是在這種最黑暗的時候,才樹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刻,將階級擔當轉化為民族擔當,由階級鬥爭的開路先鋒,轉變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1938年,抗戰最困難的時候,蔣廷黻講,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的話,我們的民族是有前途和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1949年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人通過犧牲奮鬥、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它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能夠完成救亡與復興雙重使命的政治實體。當然,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這一艱難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實踐證明,它不穩定、不持續、不繁榮,最終既無法完成民族救亡,也無法完成民族復興。建立現代國家的歷史使命,歷史地被中國共產黨人承擔起來。這就是毛澤東講的:“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精神,由此建立。從這個意義上,再回頭看霍布斯的話,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的意志,這就是國家。只有新中國,才真正實現了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這是新中國超越意識形態對中華民族的重大貢獻,建構起第一個穩定、繁榮,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復興的現代國家。

(5)內部有人妄圖肢解、顛覆我們的國家

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我們經過了一個艱苦的過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我們看,現在一些人在否定、攪亂我們的國家觀念,妄圖肢解、顛覆我們的國家。習近平同志講:有些人刻意抹黑我們的英雄人物、歪曲我們的光輝歷史,要引起我們高度警覺。

有個教授說:“鴉片戰爭是林則徐違反了自由貿易準則,咎由自取。”有的教授說:“《辛丑條約》是西方對華的合理條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是正確的做法。”還有教授說:“有些漢奸如汪精衛,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相反,我們有的人以十幾萬人生命作代價,宣稱死不投降,這樣的人,人民不值得懷念。”

這就是我們的教授,這樣的觀點在大學裡堂而皇之地教我們的學生。這樣一批人在解構我們的歷史,解構我們的國家,解構我們的英雄。對此,我們應該保持高度警惕。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但是我覺得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尚未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發展中的,必須完成發展;尚未統一,必須完成統一;社會主義的,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大國,必須履行大國的責任。一定不要忘記尚未統一,對我們造成的長期重大影響。我們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沒有統一的國家,聯合國190多個國家,沒有統一的為數很少,我們是其中之一。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是一個強國,全世界沒有一例一個強國連自己國家的統一沒有解決,還宣稱自己是強國。這是你從大國到強國必須邁過的門檻。現在我們講憂患意識,不是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什麼叫國家安全?絕不簡單是一個政治概念,尤其對中國來說,對中華民族來說,它的深刻性我們必須牢牢記住。

2

國家安全戰略的提出與籌劃

現代國家的建立,現代安全觀念的建立,這個基礎之上才有可能講現代國家安全的建立。

新中國成立四十年的1989年出版的《辭海》,關於國家的詞條,既沒有提國家利益,也沒有涉及國家安全。1989年底,鄧小平同志講,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論和處理問題。1999年版《辭海》加進了國家利益、國家安全。

1992年十四大報告第一次提出,2007年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完善國家安全戰略。2012年十八大報告35次提到安全,並進一步提出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我們終於提出國家安全,但是對國家安全戰略的認識仍沒有到位,還有待昇華。我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是與國家特定安全環境、相應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大國安全戰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總體安全觀,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安全範圍極度的擴大,是我們新中國在這一領域認識的重大進展,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大進展。

政府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推手,還是安全的維護者。國家安全在國家大戰略中應占有重要位置,其排序——國家發展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國家軍事戰略。國家發展戰略是什麼?簡單說,國家發展戰略就是兩個一百年:中共建黨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中國成立一百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我們國家的頂級戰略,我們的全部工作要圍繞這個目標。

國家安全戰略就是保障實現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總體籌劃,籌劃的目標就是為了保證國家發展戰略總體目標的實現。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任務就是綜合運用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綜合力量,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同時,為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安全戰略為保障發展戰略的實現而存在,國家發展對國家安全產生制約,有什麼樣的發展戰略,就有什麼樣的安全戰略。

2014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並確定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這是我們在國家安全戰略規劃上的一個重大進展。

要科學把握籌劃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要素。一個完整的國家戰略需要幾個基本機制:

(1)利益定位。這是國家安全戰略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對維護國家利益的力度排序。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的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六項,新中國第一次公佈自己的核心利益,不惜用戰爭手段維護的利益就是核心利益。當然這六項,我個人覺得還有調整的餘地,但是比較好的是我們終於有了第一個對國家安全意義的闡釋。從學者的角度描述國家安全:第一,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第二,基本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第三,經濟發展的資源及市場環境。第四,進入國際市場的權利和運輸通道。第五,周邊地區不出現敵對國家聯盟或集團。第六,國內社會穩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持續推進。這些與國務院白皮書配合起來,就是今天中國國家安全的判斷,你要維護什麼,你最重要的利益點是什麼。否則你就容易出現以領導者的講話為準,以領導者個人的態度為準,或者以部門的觀點為準。我們的國家安全出發點是對自己國家的清晰判斷,而不是來源於任何別的結論。

(2)威脅判斷。判定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的防範對象。威脅判斷不是腦袋一拍、計上心來的問題,它有一個基本要素判斷:第一,是否具有重大利益牴觸。第二,是否具有實際能力抗衡。第三,是否有針對性戰略。第四,是否展開綜合力量部署。

(3)目標選擇。是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軍隊有句話講得比較好,目標跳起來能夠著,目標與力量之間的距離就是風險,跳起來夠不著,風險無法防範。

(4)手段的應用。對所用手段提供支撐的,是國家綜合戰略能力,即國家著眼安全利益目標,所能調動使用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和。國家戰略能力是國家硬、軟實力之和。首先說軟實力,軟實力指一個國家經久不衰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健康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富含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全民族共同一致的奮鬥目標;領袖人物的道德感召力和戰略決斷力;民族基本素質的不斷提高。硬實力,包括國家資源力、經濟力,武裝力量的打贏能力。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這是籌劃國家安全戰略的根本性需求。你在研究戰略問題的時候,如果不與力量結合,一切皆空,都是照貓畫虎,理論設計就是空的,落不到實際上去,能幹多大事,一定要與力量結合。講到力量,我們正在迎來國防與軍隊建設的新一輪發展黃金時期。

從今天看,我們的國防投入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當前制約我們發展的瓶頸,關鍵是人的差距,關鍵是領導幹部的差距,關鍵是高級領導幹部的差距,不解決這些差距,強軍目標實現不了。能否具有大國軍官的理念、素質、胸懷,這一代軍人必須邁過這道坎兒。

習近平同志曾在“兩會”參加解放軍代表團小組討論時講了三個必須:必須抓住戰略契機,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深入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必須勇敢承擔起我們這一代革命軍人的歷史責任,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金一南:中國的戰略威懾不能僅靠毛澤東同志那一代的“兩彈一星”了

(圖片來自人民網)

3

安全戰略中的塑造和威懾

單獨把塑造和威懾提出來講,對我們今天的安全來說至關重要。

塑造就是主觀對客觀的改變,能不能切實把握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主動塑造。今天,我國已經在一些重要戰略領域發揮著很好的主導作用。比如“上合組織”“一帶一路”“中國東盟10+1”“朝核六方會談”“中老緬湄公河執法安全合作機制”,等等。就像十八大報告講的,推動全球治理秩序變革,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我們抵禦風險和塑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明顯增強。我們要塑造一個讓我們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安全環境。

真正保證安全,離不了威懾。威懾說穿了就是讓別人對你有所畏懼。實力是威懾的基礎,決心是威懾的靈魂。美國人特別會用他的戰略思維影響我們,我們也要學會用我們的戰略思維影響他們。什麼叫作威懾?基辛格講得很透:

第一,實力。

第二,決心。沒有決心,實力形同擺設。

第三,讓對手知道。

三個缺一不可,丟了一個都不能形成有效的威懾。美國將自身的實力透明化是威懾;當然,我們祕而不宣也是威懾。這是雙方對威懾的不同選擇。

毛澤東同志那一代,“兩彈一星”戰略威懾已經建立了,我們不能躺在前人的資本上,我們必須前進。而且我們看到,僅僅靠毛澤東同志那一代的“兩彈一星”已經不足以形成我們的戰略威懾了。

毛澤東同志對海軍有兩次指示:

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對海軍第一次指示,我們一定要建設一支海軍,能夠保衛我們的海防,有效防禦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侵略;

第二次是1975年5月對海軍的指示,即海軍要搞好,使敵人怕。語言非常簡練,含義非常深刻。

人類的出路在哪裡?善意與力量的結合。今後十年到二十年是決定中國能否進入發達國家序列的關鍵時間段。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道路,必然是在力量與善意結合的基礎上能夠有效保障國家安全的模式。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真正可持續的、科學的,才能夠最終完成民族復興大業。

(本文轉載自微信號“瞭望智庫”。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

相關推薦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