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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經濟有三個重要工具：習俗道德調節機制、市場自發調節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機制。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作為兩種常見的手段，為各界普遍接受。以習俗道德調節經濟，儘管也常被人一些學者提及，但卻往往被人忽視。
習俗和道德，常常作為一個詞來用，其實二者有著微妙區別。道德作為一種價值觀念體系，是基於某種信念基礎的規則系統，是人的“內心”法則。而習俗更強調作為適應環境而逐漸形成的社會文化的規範系統，是一種“行為”習慣。當二者連用時，主要是指基於某種信念基礎，依靠人們的自覺和習慣共同遵守的規則系統。習俗道德，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具有以下特徵：
一是習俗道德作為信念系統，解釋並指導組織成員遇到的各類“事實”。它是某一群體成員的知識系統總結，並在實踐中不斷修正，作為群體成員的共同信念，用以解釋和指導成員面對的各個層面“事實”。習俗道德的來源是個人習慣，個人通過經驗總結、理性計算和感悟，逐步形成一套有利於資源配置的習慣。如果這一習慣在一定群體範圍內得到認可，就會上升為明示或暗示的慣例。例如，在一些愛國主義強烈的國家，將使用國內產品作為榮耀；而在國際品牌的衝擊下，使用國外奢侈品成為一些消費者的時尚。最近，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班納（Dolce & Gabbana）設計師被曝在社交網站上發佈辱華言論，引發國人爭議抵制，就是其中一例。
與外在強制的法律系統相比，習俗道德經過群體成員的反覆驗證、修改，成為一種穩定規則體系被人們自覺自願地遵守。很多人反思杜嘉班納事件，認為一些人之所以會“迷信”外國品牌，是覺得名牌傍身便能提高“身價”，恰恰是這種心理上的空虛，給了外國品牌辱華的勇氣。
二是習俗道德作為價值觀念系統，規範群體成員的奮鬥方向、目標。不同群體在不同時期的奮鬥目標並不一致。中國傳統社會的習俗道德主要是為維護社會穩定，儒家將“信”的理念作為調節熟人關係的工具。近代西方市場經濟的習俗道德，主要是為推動資本的積累擴張，將“信”作為調節陌生人關係的工具。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人們覺得簽訂婚前協議並無不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會考慮簽訂婚前協議。法律沒有硬性要求，是否簽訂婚前協議則取決於結婚雙方的價值觀念。當然，婚前協議書內容必須在不違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才具有法律效力。
三是習俗道德作為規則系統，從內在自覺和外在習慣兩個方面調節群體成員的行為。習俗道德作為某一群體共同遵守的規則系統，需要不斷宣傳教育，讓群體成員自覺遵守，如果有人違背就會受到懲罰。
習俗道德從信念系統、價值觀念系統和規則系統三個層面，系統地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指導日常行為，從而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方式。習俗道德都是在一定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挑戰形成的，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在傳統社會，習俗道德是調節“自然經濟”的主要方式。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習俗道德作為配置資源方式的地位開始下降。
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是從習俗道德演化而來的。經濟學原本是倫理學分支，後來逐漸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早期經濟學家既是經濟學家，又是倫理學大師。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之前，還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不僅認為人的自發性利己行為會導致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還強調人的利他性行為。
在一些學者看來，市場並非是人為建構的規則體系，而是一種在自發經濟活動中逐漸形成的系統。市場制度本身就是一系列人們認同的習慣性規則系統。最開始的市場發生機制是經驗性的、凌亂的，隨著經濟學家群體的出現，這些經驗性的知識被系統化形成理論體系，這些理論體系不斷地被學習、運用、修正，逐漸形成複雜的經濟學知識體系。在我們看來，無論哪一種市場行為，都需要迎合消費者異質性的多種需求，企業開發一套產品，首先要考慮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考慮到當地的風俗習慣和偏好，否則就可能被踢出局。
但是，每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會自動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嗎？市場調節實際上是一種事後調節，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在價格作出明確指示（例如上漲、下跌）才決定擴大或縮小產品供應。馬克思指出了市場自發性和盲目性的弊端：每個企業在價格牽引下，盲目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會導致產品過剩，從而引發經濟危機，並可能會引發社會危機。也就是說，市場自發性的調節機制也存在邊界，出了這個邊界，市場也會失靈。凱恩斯事實上接受了馬克思的觀點，提出通過政府來調節個人與整個社會利益關係，防止和糾正二者的激烈衝突。
命令調節（政府調控）不僅是因為市場失靈才有存在的必要，還作為企業配置內部資源的基本形式而廣泛存在。命令調節當然也有界限，需要一個具有完全理性知識的人，才能做出恰當的調控舉措。這一假設當然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對於那些相對比較明確的狀態，調控者通過命令方式，集中優勢資源，可以辦很多大事難事。命令調節當然也要儘量符合人們的風俗習慣，不符合習慣道德的調節往往會遇到很大阻力。當然，許多不合時宜的習俗道德，調控者也應當採取一定措施來“移風易俗”。
概而言之，市場、政府和習俗道德都是調節資源的方式，這三種方式之間的平衡點就是信用機制。信用可以降低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利於促進社會穩定、提升經濟效率和維護社會公正。習俗道德的信用多適用於熟人社會，而市場的契約信用多適用於陌生人社會，而命令調控的信用機制適用於依靠道德習俗和市場自發機制無法調節的整體社會領域。政府調控經濟要講“信”，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就是從“立木賞金”開始的，通過“立木賞金”商鞅確立了政府威信。道德習俗依靠熟人關係確立“信”的原則，失信者在熟人社會難以立足。市場自發機制更要有契約精神，如果人人都不講契約精神，市場的自發機制和擴展機制就會受到制約。
現在，我們正在致力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更好地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同時，不要忘記配置資源還有道德習俗的方式，三種方式相互配合起來，才能發揮資源配置的最大功用。
作者簡介
楊百寅，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領導力與組織管理系系主任、偉創力講席教授（Flex Chair Professor）、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說明
本文經楊老師授權發佈，文中配圖來自新華網。
責編：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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