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6月7日報道（潘麗君）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曾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被公認為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羅奇近日接受《參考消息》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發動貿易戰無助於解決其自身經濟面臨的長期低儲蓄等根本問題，將對華貿易逆差等問題歸咎於中方是推卸責任的做法；鑑於中美經貿關係的複雜性與重要性，雙方應致力於尋求有意義的、持久有效的建設性解決方案。
美對逆差存在認識誤區
《參考消息》：由美國政府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歷時一年多，中間形勢幾經起伏，自今年5月以來，雙邊經貿形勢再度出現令人憂心的變化，您如何評估目前所處的階段？
羅奇：近期雙邊經貿磋商受挫反映出美中貿易衝突的性質出現重要轉變，即由先前的淺層次進入更為根本的層面。美中貿易衝突以鉅額的雙邊貿易失衡（美國對中國存在鉅額貿易逆差）為表象，實質上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兩大經濟體之間存在根本角力。我在多個場合都提到過，貿易失衡是宏觀經濟儲蓄失衡的結果。美國長期儲蓄不足，需要依靠經常賬戶赤字和貿易逆差來實現經濟增長。而中國是相對高儲蓄國家，具有經常賬戶盈餘和貿易順差。一項著眼於縮小雙邊貿易失衡的表面化協議恐怕無法解決雙方可追溯至宏觀儲蓄失衡的問題。
除宏觀經濟儲蓄失衡外，兩大經濟體之間還存在著兩種制度之間不可避免且更為持久的分歧。要解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沒有捷徑可走。
《參考消息》：您如何看待美國政府將對華鉅額貿易逆差歸咎於中國且頻頻動用加徵關稅的做法？
羅奇：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們（美國）對貿易逆差存在事實和分析上的認識誤區。美國存在貿易逆差是因為我們不儲蓄，2019年一季度我們的國內淨儲蓄率為2.4%，甚至還不到20世紀最後30年淨儲蓄率平均水平的一半，當時，也就是1970年至1999年的平均淨儲蓄率約為6.3%。由於缺乏儲蓄、又希望投資和實現增長，美國必須從海外進口儲蓄。世界上儲蓄較高的國家有日本、韓國、德國，當然還有中國。但這種輸入資本必然有一定代價，那就是美國長期的經常賬戶赤字及貿易逆差。美國要減少貿易逆差，就必須想辦法重新開始儲蓄，然而由於美國預算赤字體量龐大且未來仍有不斷上升趨勢，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2018年美國對102個經濟體存在商品貿易逆差，對華加徵關稅也許可以重組多邊貿易逆差的構成，但無法縮小多邊貿易逆差的總量和規模。這種做法的結果可能導致美國的對華貿易轉向其他貿易伙伴，而這一貿易分流勢必指向成本更高的地區，最終等於變相對美國消費者加稅。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8年3月提出的“301調查報告”指控，與其說是關於貿易逆差，不如說是指控。在我看來，這些指控儘管缺乏有力證據，但始終是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也是特朗普對華加徵關稅的基本理由。即便在雙方達成貿易協議後，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借此仍堅持加徵關稅。
對華指摘缺乏有效證據
《參考消息》：正如您近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美國政府這種抨擊中國、將別國視為自身問題替罪羊的做法並不鮮見，您如何評價這種做法、論調所折射出的心態？
羅奇：上世紀80年代，美國把矛頭直指日本，如今把焦點鎖定中國。長期以來，華盛頓與美國民眾簽訂一份其實並不可持續的社會契約，包括高額醫保、龐大的軍費開支以及維持較低稅率等，而這種經濟過度擴張的資金需要依靠進口儲蓄和鉅額貿易逆差。
美國政界人士沒有向公眾坦承，不論是30年前美國對日本為主的貿易逆差還是今天的對華貿易逆差，都是美國入不敷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推卸責任的遊戲是一種不幸的政治便利機制，總一味將他人認定為罪魁禍首，而不去承認自身對社會經濟根本性問題所負有的責任。
《參考消息》：您如何看待當前美國政壇普遍存在的“中國威脅”論調？
羅奇：華盛頓兩黨普遍認為，中國對美國經濟的未來構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脅。2018年6月白宮高級貿易顧問納瓦羅主持發佈的白皮書中表達了這一觀點；美國副總統彭斯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演講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所有的恐懼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以及以此為基石的未來產業發展上。同樣，2018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的“301調查報告”，也認為中國向自主創新的轉變違反了一些準則。因此，美國政府採取了關稅和其他遏制戰略來應對這一“威脅”。
但這種做法存在兩個根本問題：第一，這些指控缺乏有效證據，我在過去一年的幾篇文章中都提到過這個問題。第二，美國的低儲蓄也抑制了美國投資本國產業的潛能，包括美國在人力資本、研發支出、5G發展以及未來核心產業投資等方面。低迷的國內儲蓄與長期投資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造成的。將美國本土創新模式的不足歸咎於中國，是另一場令人痛心且不幸的推卸責任遊戲。
“危機”中蘊含危險和機遇
《參考消息》：您認為美中雙方應該如何解決貿易爭端？
羅奇：鑑於這場衝突的重要性與複雜性，美中雙方需要勇於超越指控和反指控的言論對抗，致力於尋求更持久且更有意義的出路。我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務實推進爭端的解決：一是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改善兩國之間跨境投資的市場準入。二是雙方共同努力調整宏觀儲蓄，美國應減少長期存在的預算赤字，增加儲蓄。三是共同推進全球網絡安全協議，這是一個涉及多邊的問題，應在信息共享、網絡入侵、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建立全球標準。四是建立新的常設祕書處，為美中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機制性保障。
中文中“危機”一詞同時蘊含了危險和機遇，同樣在美國，也有個說法是“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危機帶來的機會”。對兩國來說，現在正是重新審視自己，切實解決自身問題的有利時機，而兩國理順內部問題也有助於外部經貿摩擦的解決。對美國而言，應抓住時機解決國內儲蓄長期不足的問題，並將新增儲蓄用於重建基礎設施、製造業產能和人力資本。就中國而言，可以從這場經濟衝突中得到重要啟示，直面本國經濟挑戰，進一步推進改革。40年前中國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已經充分證明，勇於改革是根植於現代中國的基因。（作者系本報駐紐約記者）
斯蒂芬·羅奇（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