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招生官的自白----揭示典型美國招生內幕

對於有志於進入美國大學讀書的人來說,遞交了入學申請材料之後的等待過程是漫長且令人焦慮的。在神祕的美國大學招生辦公室裡,這些材料將被閱讀、審閱、以1-5的分數進行評定,這一小小的數字決定著我們收到的是厚厚的入學許可還是薄薄的拒絕信。

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這一過程又真的能確保相對的公平嗎?

《紐約時報》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大學申請材料審閱人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Application Reader,作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申請材料審閱人的作者Ruth Starkman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我們揭示了招生辦公室的評分“內幕”……

伯克利招生官的自白----揭示典型美國招生內幕

作者Ruth Starkman,曾接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邀請擔任秋季入學申請材料的外部審閱人。

為儘可能保證招生工作的公平性,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邀請了七十位外部審閱人包括大學老師,高中學校顧問以及一些招生顧問。在接受了為期兩天的高強度培訓、八個三小時的講座以及“試評分”之後,他們開始正式負責為當年近53000份入學申請進行初步評分,每一份入學申請將被投入約八分鐘的閱讀時間。初步評分後,申請會被移交給“內部招生官”進行最終決策。

評分為4或5的申請人很可能會被伯克利拒絕,評分為3的申請人或許會被建議推遲到1月份入學;評分為1、2或2.5的申請人被錄取的機率相對較大,但也不意味著一定會被錄取。

伯克利招生官的自白----揭示典型美國招生內幕

案例——2分和2.5分之差?

在閱讀申請材料時,有這樣一位極為優秀的申請者:成績GPA3.95;SAT測驗成績2300分(滿分為2400);數學和化學成績為均拿到了滿分800分;5門AP課程拿到了5分的優秀成績(AP,Advanced Placement exams,美國大學預修課程,讓學生在大學申請時更具競爭力);同時,他還具備音樂才華,在他的兩篇個人陳述中,他同樣表達了對從印度移民至美國的父母的愛和尊敬。

然而,這樣的一位高質量申請者,在申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系時卻只拿到了2的評分(評分分為5個等級,1為最高)。

一位墨西哥裔的美國學生,同樣是一位工程系的申請者,他在申請材料中提交了一份十分打動人心、文筆細膩的論文,但是他的成績GPA只有3.4,SAT測試成績低於1800分,且他的學校不提供AP課程。他除了上學以外,課後還要協助父母兼職掙錢。這位申請者拿到了2.5分的評分。僅比上一個案例中的申請人低0.5分。

這兩個案例非常典型,都被用作是審閱人培訓的案例。極大的成績與背景差異,極小的評分差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頂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學在招生過程中面臨的挑戰,以及評分背後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伯克利招生官的自白----揭示典型美國招生內幕

真實的評分過程又是怎樣的?

儘管我接受了所有關於客觀標準的培訓,但是這一過程仍然是充滿困惑的。

課外活動

在文章開頭給出的第一個案例中,之所以我們這位準工程師在1-5的評分中拿到了2分,原因可能與伯克利的綜合評分體系相關,這也是大多數大學採取的招生政策:在整體的審閱中,大學會同樣重視成績以外的因素來確定申請人的學術潛力、驅動力和領導力。顯然,我們這位優秀的印度裔美國學生需要更多的課外活動和獎項來獲得1分。

當申請者並沒有列出什麼課外活動時,招生人員會將其稱作“空白藍屏”(blank blue screen)。在我收到的申請材料中,有許多來自移民家庭的申請者們有著優秀的成績但是課外活動卻非常有限,我在評論中寫道:是好學生,但興趣和活動不是很多,為什麼呢?很可能是因為父母過於忙碌或他們負擔不起這些課外活動?

種族家境

在招生官討論會上,主招生官會因為某位申請人“幫助建立一個班級”而提高他的評分,我卻並不能真正理解這一點。我覺得真正提高他評分的原因是國外學生繳納的學費更多,大學需要資金。(國外申請人的材料會由一個特殊的團隊進行處理)。

有些招生官會質疑為什麼一個看似普通的成績僅為3.5的申請者可以得到很高的評分。也許是因為他是非本地居民(所以學費較高)且有著闊綽的父母?(他曾參加過一次價格不菲的非洲志願之旅,但是我們被告知不應該過於強調這一點。)

另外一次培訓會議結束之後,當我問起主招生官,為什麼一位我認為應該得到2分的亞裔卻只得到3分,她說“哦,這種情況太常見了,你還會看到更多這樣的學生”。當我問起另一位來自低收入家庭、成績頂尖且曾在以色列軍隊服役的申請者時為何只拿到了3分時,我得到了一樣的回覆。

學生的家庭收入,這個本該是可填可不填的項目,卻被醒目的和申請人姓名、地址、家庭信息一起,放在我們審閱的第一屏。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該學生所在的高中在州內排名,這些信息很說明問題。

私下裡,我直截了當地詢問了招生人員:“我們要怎麼處理種族問題?”她對我的困惑表示了理解,但是她提醒我說考慮種族因素是非法的,“再強調一遍,我們是要注重申請者生活的‘全局’”。究竟什麼才是全局?

主招生官說的“這種情況太常見了,你還會看到更多這樣的學生”,究竟指的是哪樣的學生?是更多GPA4.0 卻被拒掉的學生?還是更多的猶太人和亞裔申請者會受到同樣的待遇?(伯克利約有43%亞裔,11%拉丁裔和3% 黑人)。

在這樣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之下,我儘可能本著公平的想法去評分,卻收到一封招生主任的郵件,暗示我脫離了準則:“你的評分裡,有15個異常值,這有些過多了,被你評為4分的申請者最終的評分被改為了2或2.5分。”我還被告知,在接下來的審閱中,要更多地關注過往數據並對我的評分進行相應的調整。

特殊關照

接下來,在第二封郵件中,我被告知需要提供更多1分的申請者,同時也需要推薦更多因為存在“壓力源”而值得被特殊關注的申請者(指那些社會或經濟地位低的申請者,以幫助學校增加自己的“多樣性”)。

為了更好地理解壓力源,我接受了一個培訓,學習如何從個人陳述中尋找有價值的部分來提高申請者的評分。在這個培訓中,我發現了這樣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和那些阻止學生取得成就的困難因素相比,一項鼓舞人心的成就會黯然失色。

始終如一的優秀者和在逆境挑戰下的進步者,到底哪個更可貴?我不知道,我最後決定根據種族來決定,那些不被重視的少數族裔更有可能成龍成鳳。

我想我已經迷失在無言的指令中。 有些事情不能講的那麼明白,但招生官們必須要知道。

許多文書都清晰地表達了自我,然而令人不那麼愉快的是,文書中浮誇的部分很容易就會被發現,就好像他們在試圖從不那麼令人痛苦的事情中博取同情一樣。這些“悲苦”可能會讓招生官們麻木,申請者們要麼父母離異,要麼和他們有著學業差距,要麼患有罕見疾病,甚至僅僅是被頭皮屑所困擾!

在這樣一個“暢銷小說”機構中,我的眼光漸漸變得犀利。我問起主審閱人,那些壓力源可信度有多少,卻被告之不要去對文書進行猜測,而是專注於最有價值的申請者。不過我還是忍不住要提出一些我工作範圍之外的問題。

他們說,要“尋找這個學生可以在伯克利取得成功的證據”,每當我想要給某位弱勢申請者一臂之力時,這句話總在我耳邊揮之不去。我想要幫助他們,而且毫無疑問,如果這些學生進入了伯克利,他們會學到各種各樣的考試和學習技巧。

但是他們是否能夠與那些成績3.95和SAT2300分的申請者們進行競爭?伯克利又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來彌合這樣的差距並獲得成效?這個揹負著各種壓力源又迫切需要提高寫作功底的學生又是否能夠順利通過大學的寫作課程?

我希望每一個進入伯克利的學生都能夠成功。

那些因為壓力源的考量入學的學生後來怎麼樣了呢?少數族裔仍然落後:大約92%的白人和伯克利的亞裔在六年內畢業,相比之下,81%的西班牙裔和71%的黑人在六年內畢業。 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的一項研究顯示,17%表現出對科學興趣的少數族裔在五年內獲得理科學位,而白人學生的這一比例為31%。

伯克利招生官的自白----揭示典型美國招生內幕

“當被邀請參加下一個學年的申請審閱時,我猶豫了。我作為一名評估學生潛在成功的審閱人的工作是我學術生涯中最神聖的事情,但是這個過程的不透明性和模糊性讓我感到焦慮不安,為什麼不使決策過程更加公開從而幫助更多的家庭為他們的孩子進行更準確的定位?難道加州Prop 209法案僅僅是為了將種族問題推向地下?大學申請的競技場上還能有真正的公平嗎?

Prop 209,在1996年,加州通過了一個Prop 209法案,Prop 209法案禁止加州政府機構在僱傭公務員、簽訂公共服務合同、和公共教育中考慮種族、性別和族群因素

對我來說,這個過程中有著太多的道德困境,因此我的最終答覆是:不再參加入學申請的審閱工作。

此文發出後引起強烈反響,伯克利大學招生辦公室不得不發表聲明迴應。

伯克利招生辦公室的迴應

“總的來說,我們的整個招生過程講出來之後是令人難以置信且成功的。”彼時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招生辦公室主任的Amy Iarich在接受採訪時說道。

在一次採訪中,Iarich回答了本文作者Ruth Starkman在培訓時以及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在Iarich看來,伯克利的招生過程時十分透明的。(在伯克利學院官網可以看到錄取標準以及綜合評價報告)

“我們的培訓是經過了驗證的,”她說,“我們嘗試通過培訓來幫助審閱人們瞭解我們的招生政策和招生實踐。關於培訓中用到的案例,我們故意挑選了最棘手的案例來進行規範,旨在產生更多的討論。在培訓之後,會讓審閱人們重新對自己的給出的評分進行調整。

Iarich提到,申請材料的審閱是一門“藝術”,Prop 209法案是一個挑戰,使審閱人們將其腦海中的種族和性別因素剝離開來。“而對於其他的因素,如家庭收入,並未決定我們最終的評分,只是為我們的下一步審閱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 “對於我們希望吸引一個社會經濟多元化群體這一事實我們是非常敏感的。”Iarich說,在伯克利,會有專門的課程來幫助這些學生畢業。

她說,為了進一步實現多元化,他們設定了一個目標:要確保20%的學生來自國外。“國內/國外的爭論過於政治化,我們很難對其視而不見,但是在審閱申請材料時,這並不是我們的考慮因素。

學生告訴我們他們的成績併為我們展示自己的每一項優點和成就,而審閱人不應該在審閱過程中考慮任何超出學生自身控制範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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