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體中心訊】學習弘揚焦裕祿同志“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僕情懷，凡事探求就裡、“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敢叫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鬥精神，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習近平
焦裕祿（1922-1964），山東省淄博人。194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本縣區武裝部參加工作。解放戰爭後期，隨軍到河南尉氏縣工作。1953年6月起，在洛陽礦山機器製造廠擔任車間主任、科長。1962年12月起，先後任蘭考縣委第二書記、書記。他帶領蘭考人民治理內澇、風沙、鹽鹼三害，終於改變了蘭考縣的面貌。1964年5月14日，因癌症逝世。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東蘭考縣遭受內澇、風沙、鹽鹼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二十萬畝麥子，秋天淹壞了三十多萬畝莊稼，鹽鹼地上有十萬畝禾苗鹼死，全縣的糧食產量下降到了歷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來到了蘭考。
展現在焦裕祿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麼苦難的景象呵！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窪窩裡，結著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鹽鹼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
困難，重重的困難，象一副沉重的擔子，壓在這位新到任的縣委書記的雙肩。但是，焦裕祿是帶著《毛澤東選集》來的，是懷著改變蘭考災區面貌的堅定決心來的。在這個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看來，這裡有三十六萬勤勞的人民，有烈士們流鮮血解放出來的九十多萬畝土地。只要加強黨的領導，一時有天大的艱難，也一定要殺出條路來。
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了。他到災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隊去了。他到貧下中農的草屋裡，到飼養棚裡，到田邊地頭，去了解情況，觀察災情去了。他從這個大隊到那個大隊，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幹部談論。見到沙丘，他說：“栽上樹，豈不是成了一片好綠林！”見到澇窪窩，他說：“這裡可以栽葦、種蒲、養魚。”見到鹼地，他說：“治住它，把一片白變成一片青！”轉了一圈回到縣委，他向大家說：“蘭考是個大有作為的地方，問題是要幹，要革命。蘭考是災區，窮，困難多，但災區有個好處，它能鍛鍊人的革命意志，培養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焦裕祿的話，說得大家心裡熱呼呼的。大家議論說，新來的縣委書記看問題高人一著棋，他能從困難中看到希望，能從不利條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
連年受災的蘭考，整個縣上的工作，幾乎被髮統銷糧、貸款、救濟棉衣、燒煤所淹沒了。有人說縣委機關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供給部。那時候，很多群眾等待救濟，一部分幹部被災害壓住了頭，對改變蘭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數人甚至不願意留在災區工作。他們害怕困難，更害怕犯錯誤。……
焦裕祿想：“群眾在災難中兩眼望著縣委，縣委挺不起腰桿，群眾就不能充分發動起來。‘幹部不領，水牛掉井’，要想改變蘭考的面貌，必須首先改變縣委的精神狀態。”
夜，已經很深了，焦裕祿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披上棉衣，找縣委副書記張欽禮談心去了。在這麼晚的時候，張欽禮聽見叩門聲，吃了一驚。他迎進焦裕祿，連聲問：“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祿說：“我想找你談談。你在蘭考十多年了，情況比我熟，你說，改變蘭考面貌的主要問題在哪裡？”
張欽禮沉思了一下，回答說：“在於人的思想的改變。”
“對。”焦裕祿說：“但是，應該在思想前面加兩個字：領導。眼前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沒有抗災的幹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兩個人談得很久，很深，一直說到後半夜。他們的共同結論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別是要對縣委的幹部進行抗災的思想教育。不首先從思想上把人們武裝起來，要想完成除“三害”鬥爭，將是不可能的。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縣委委員開會。人們到齊後，他並沒有宣佈議事日程，只說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
當時，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車站的屋簷下，掛著尺把長的冰柱。國家運送蘭考災民前往豐收地區的專車，正從這裡飛馳而過。也還有一些災民，穿著國家救濟的棉衣，蜷曲在貨車上，擁擠在候車室裡……。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說：“同志們，你們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三十六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他沒有再講下去，所有的縣委委員都沉默著低下了頭，這時有人才理解，為什麼焦裕祿深更半夜領著大家來看風雪嚴寒中的車站。
從車站回到縣委，已經是半夜時分了，會議這時候才正式開始。
焦裕祿聽了大家的發言之後，最後說：“我們經常口口聲聲說要為人民服務，我希望大家能牢記著今晚的情景，這樣我們就會帶著階級感情，去領導群眾改變蘭考的面貌。”
緊接著，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幹勁，勉勵大家象張思德、白求恩那樣工作。以後，焦裕祿又專門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回憶蘭考的革命鬥爭史。在殘酷的武裝鬥爭年代，蘭考縣的幹部和人民，同敵人英勇搏鬥，前仆後繼。有一個區，曾經在一個月內有九個區長為革命犧牲。烈士馬福重被敵人破腹後，腸子被拉出來掛在樹上。……焦裕祿說：“蘭考這塊地方，是同志們用鮮血換來的。先烈們並沒有因為蘭考人窮災大，就把它讓給敵人，難道我們就不能在這裡戰勝災害？”
一連串的階級教育和思想鬥爭，使縣委領導核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站起來了。他們打掉了在自然災害面前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的懦夫思想，從上到下堅定地樹立了自力更生消滅“三害”的決心。不久，在焦裕祿倡議和領導下，一個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被制訂出來。這個藍圖規定在三五年內，要取得治沙、治水、治鹼的基本勝利，改變蘭考的面貌。這個藍圖經過縣委討論通過後，報告了中共開封地委，焦裕祿在報告上，又著重加了幾句：
“我們對蘭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對著當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有革命的膽略，堅決領導全縣人民，苦戰三五年，改變蘭考的面貌。不達目的，我們死不瞑目。”
這幾句話，深切地反映了當時縣委的決心，也是蘭考全黨在上級黨組織面前，一次莊嚴的宣誓。直到現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縣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為鞭策他們前進的力量。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焦裕祿深深地瞭解，理想和規劃並不等於現實，這澇、沙、鹼三害，自古以來害了蘭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們從蘭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樣驅走，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管做什麼工作，必須首先了解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想戰勝災害，單靠一時的熱情，單靠主觀願望，事情斷然是辦不好的。即使硬幹，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評過的“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的錯誤。要想戰勝災害，必須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詳盡地掌握災害的底細，瞭解災害的來龍去脈，然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部署。
他下決心要把蘭考縣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況摸透，親自去掂一掂蘭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據這一想法，縣委先後抽調了一百二十個幹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和縣委其他領導幹部，都參加了這場戰鬥。那時候，焦裕祿正患著慢性的肝病，許多同志擔心他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加劇病情的發展，勸他不要參加，但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同志們的勸告，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不願意坐在辦公室裡依靠別人的彙報來進行工作，說完就揹著乾糧，拿起雨傘和大家一起出發了。
每當風沙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這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從黃河故道開始，越過縣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塵埃，水入河道，方肯罷休。在這場艱苦的鬥爭中，縣委書記焦裕祿簡直變成一個滿身泥水的農村“脫坯人”了。他和調查隊的同志們經常在截腰深的水裡吃乾糧，有時夜晚蹲在泥水處歇息……。
有一次，焦裕祿從ｑǐ＠①縣陽ｇù＠②公社回縣的路上，遇到了白帳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縣變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祿想：“嗬，洪水呀，等還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門來了。”他回到縣裡後，連停也沒有停，就帶著辦公室的三個同志出發了。眼前只有水，哪裡有路？他們靠著各人手裡的一根棍，探著，走著。這時，焦裕祿突然感到一陣陣肝痛，時時彎下身子用左手按著肝部。三個青年懇求著說：“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務交給我們，我們保證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務。”焦裕祿沒有同意，繼續一路走，一路工作著。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們為他張了傘，他畫了一張又一張水的流向圖。等他們趕到金營大隊，支部書記李廣志看見焦裕祿就吃驚地問：“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來的？”焦裕祿掄著手裡的棍子說：“就坐這條船來的。”李廣志讓他休息一下，他卻拿出自己畫的圖來，一邊指點著，一邊滔滔不絕地告訴李廣志，根據這裡的地形和水的流勢，應該從哪裡到哪裡開一條河，再從哪裡到哪裡挖一條支溝，……這樣，就可以把這幾個大隊的積水，統統排出去了。李廣志聽了非常感動，他沒有想到焦裕祿同志的領導工作，竟這樣的深入細緻！到吃飯的時候了，他要給焦裕祿派飯，焦裕祿說：“雨天，群眾缺燒的，不吃啦！”說著就又向風雨中走去。
送走了風沙滾滾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調查隊在風裡、雨裡、沙窩裡、激流裡度過了一個月又一個月，方圓跋涉了五千餘里，終於使縣委抓到了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有大小風口八十四個，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個，也一個個經過丈量，編了號，繪了圖全縣的千河萬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洩洪圖。
這種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使縣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鹼發生、發展的規律。幾個月的辛苦奔波，換來了一整套又具體又詳細的資料，把全縣抗災鬥爭的戰鬥部署，放在一個更科學更紮實的基礎之上。大家都覺得方向明，信心足，無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夜已經很深了，陣陣的肝痛和縣委工作沉重的擔子，使焦裕祿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著蘭考縣的三十六萬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個生產隊。抗災鬥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思想覺悟也有高有低，怎樣才能把毛澤東思想紅旗高高舉起？怎樣才能充分調動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怎樣才能更快地在全縣範圍內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抗災鬥爭？……
焦裕祿在苦苦思索著。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開《毛澤東選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祿已養成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習慣，他從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縣委開會，他常常在會前朗讀毛主席著作中的有關章節。無論在辦公室，或下鄉工作，他總要提著一個布兜兒，裝上《毛澤東選集》帶在身邊。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難，他都認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請教，嚴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辦。他曾對縣委的同志們介紹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眾中調查訪問，回來讀毛主席著作，晚上‘過電影’，早上記筆記。”他所說的“過電影”，主要是指聯繫實際來思考問題。他說：“無論學習或工作，不會‘過電影’那是不行的。”
現在，全縣抗災鬥爭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電影活動在他的腦海裡，他帶著一連串的問題，去閱讀毛主席《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幾行金光閃耀的字上：
“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
毛主席的話給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來。他決定發動縣委領導同志再到貧下中農中間去。他自己更是經常住在老貧農的草菴子裡，蹲在牛棚裡，跟群眾一起吃飯，一起勞動。他帶著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對群眾的無限信任，在廣大貧下中農間詢問著、傾聽著、觀察著，他聽到許多貧下中農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聲。看到許多隊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對“三害”鬥爭的革命精神。他在群眾中學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鹼的辦法，總結了不少可貴的經驗。群眾的智慧，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也更加堅定了他戰勝災害的信心。韓村是一個只有二十七戶人家的生產隊。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毀滅性的澇災，每人只分了十二兩紅高粱穗。在這樣嚴重的困難面前，生產隊的貧下中農提出，不向國家伸手，不要救濟糧、救濟款，自己割草賣草養活自己。他們說：搖錢樹，人人有，全靠自己一雙手。不能支援國家，心裡就夠難受了，決不能再拉國家的後腿。就在這年冬天，他們割了二十七萬斤草，養活了全體社員，養活了八頭牲口，還修理了農具，買了七輛架子車。
秦寨大隊的貧下中農社員，在鹽鹼地上刮掉一層皮，從下面深翻出好土，蓋在上面。他們大幹深翻地的時候，正是最困難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們說：“不能幹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杴翻半杴，用蠶吃桑葉的辦法，一口口啃，也要把這鹼地啃翻個個兒。”
趙垛樓的貧下中農在七季基本絕收以後，冒著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溝，同暴雨內澇搏鬥。一九六三年秋天，這裡一連九天暴雨，他們卻奪得了好收成，賣了八萬斤餘糧。
雙楊樹的貧下中農在農作物基本絕收的情況下，雷打不散，社員們兌雞蛋賣豬，買牲口買種子，堅持走集體經濟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員們說：“窮，咱窮到一塊兒；富，咱也富到一塊兒。”
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廣大貧下中農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祿十分激動。他認為這就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貧下中農革命精神的好榜樣。他在縣委會議上，多少次講述了這些先進典型的重大意義，並親自總結了它們的經驗。他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應該把群眾中這些可貴的東西，集中起來，再堅持下去，號召全縣社隊向他們學習。”
一九六三年九月，縣委在蘭考冷凍廠召開了全縣大小隊幹部的盛大集會，這是扭轉蘭考局勢的大會，是蘭考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一次誓師大會。會上，焦裕祿為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的貧下中農鳴鑼開道，請他們到主席臺上，拉他們到萬人之前，大張旗鼓地表揚他們的革命精神。他把群眾中這些革命的東西，集中起來，總結為四句話：“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幹勁，雙楊樹的道路。”他說：這就是蘭考的新道路！是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聲疾呼，號召全縣人民學習這四個樣板，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在全縣範圍內鎖住風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開英勇的鬥爭！
這次大會在蘭考抗災鬥爭的道路上，是一個偉大的轉折。它激發了群眾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眾的革命鬥志，有力地推動了全縣抗災鬥爭的發展。它使韓村等四個榜樣的名字傳遍了蘭考；它讓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蘭考三十六萬群眾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從此，蘭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兩個東西，這就是縣委和縣人委發出的“奮發圖強的嘉獎令”和“革命硬骨頭隊”的命名書。
“當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出現在群眾面前”
就在蘭考人民對澇、沙、鹼三害全面出擊的時候，一場比過去更加嚴重的災害又向蘭考襲來。一九六三年秋季，蘭考縣一連下了十三天雨，雨量達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莊稼汪在窪窩裡，漬死了。全縣有十一萬畝秋糧絕收，二十二萬畝受災。
焦裕祿和縣委的同志們全力投入了生產救災。
那是個冬天的黃昏。北風越刮越緊，雪越下越大。焦裕祿聽見風雪聲，倚在門邊望著風雪發呆。過了會兒，他又走回來，對辦公室的同志們嚴肅地說：“在這大風大雪裡，貧下中農住得咋樣？牲口咋樣？”接著他要求縣委辦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幾件雪天工作。他說，“我說，你們記記。第一、所有農村幹部必須深入到戶，訪貧問苦，安置無屋居住的人，發現斷炊戶，立即解決。第二、所有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必須深入牛屋檢查，照顧老弱病畜，保證不許凍壞一頭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內副業生產。第四、對於參加運輸的人畜，凡是被風雪隔在途中的，在哪個大隊的範圍，由哪個大隊熱情招待，保證吃得飽，住得暖。第五、教育全黨，在大雪封門的時候，到群眾中去，和他們同甘共苦。最後一條，把檢查執行的情況迅速報告縣委。”辦公室的同志記下他的話，立即用電話向各公社發出了通知。
這天，外面的大風雪颳了一夜。焦裕祿的房子裡，電燈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戶紙剛剛透亮，他就挨門把全院的同志們叫起來開會。焦裕祿說：“同志們，你們看，這場雪越下越大，這會給群眾帶來很多困難，在這大雪擁門的時候，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裡烤火，應該到群眾中間去。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
簡短的幾句話，象刀刻的一樣刻在每一個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溼潤了，有人有多少話想說也說不出來了。他們的心飛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帶著救濟糧款，分頭出發了。
風雪鋪天蓋地而來。北風響著尖厲的哨音，積雪有半尺厚。焦裕祿迎著大風雪，什麼也沒有披，火車頭帽子的耳巴在風雪中忽閃著。那時，他的肝痛常常發作，有時痛得厲害，他就用一支鋼筆硬頂著肝部。現在他全然沒想到這些，帶著幾個年輕小夥子，踏著積雪，一邊走，一邊高唱《南泥灣》。他問青年人看過《萬水千山》這個電影沒有？他說：“你們看，眼前多麼象《萬水千山》裡的一個鏡頭呵！”
這一天，焦裕祿沒烤群眾一把火，沒喝群眾一口水。風雪中，他在九個村子，訪問了幾十戶生活困難的老貧農。在樑孫莊，他走進一個低矮的柴門。這裡住的是一雙無依無靠的老人。老大爺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個瞎子。焦裕祿一進屋，就坐在老人的床頭，問寒問飢。老大爺問他是誰？他說：“我是您的兒子。”老人問他大雪天來幹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老大爺眼裡噙著淚說：“解放前，大雪封門，地主來逼租，攆的我串人家的房簷，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祿安慰老人說：“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裡，蘭考受災受窮的面貌一定能夠改過來。”
就是在這次雪天送糧當中，焦裕祿也看到和聽到了許多貧下中農極其感人的故事。誰能夠想到，在毀滅性的澇災面前，竟有那麼一些生產隊，兩次三番退回國家送給他們的救濟糧、救濟款。他們說：把救濟糧、救濟款送給比我們更困難的兄弟隊吧，我們自己能想辦法養活自己！
焦裕祿心裡多麼激動呵！他看到毛澤東思想象甘露一樣滋潤了蘭考人民的心，黨號召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硬骨頭精神，已經變成千千萬萬群眾敢於同天抗，同災斗的物質力量了。
有了這種精神，在蘭考人民面前還有什麼天大的災害不能戰勝！
“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
焦裕祿常說，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要把縣委這個“班”帶好，必須使這“一班人”思想齊、動作齊。而要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就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掛帥。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縣人委有一位從豐收地區調來的領導幹部，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和縣人委領導幹部辦公室的計劃。連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換一套新的。為了好看，還要把城裡一個汙水坑填平，上面蓋一排房子。縣委多數同志激烈地反對這個計劃。也有人問：“錢從哪裡來？能不能花？”這位領導幹部管財政，他說：“花錢我負責。”
但是，焦裕祿提了一個問題：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他接著說明了自己的意見：
“災區面貌沒有改變，還大量吃著國家的統銷糧，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連想也很危險。”
後來，焦裕祿找這位領導幹部談了幾次話，幫助他認識錯誤。焦裕祿對他說：蘭考是災區，比不得豐收區。即使是豐收區，你提的那種計劃，也是不應該做的。焦裕祿勸這位領導幹部到貧下中農家裡去住一住，到貧下中農中間去看一看。去看看他們想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焦裕祿作為縣委的班長，他從來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他對同志們要求非常嚴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從內心裡生出改正錯誤的力量。不久以後，這位領導幹部認識了錯誤，自己收回了那個“建設計劃”。
有一位公社書記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當時，縣委開會，多數委員主張處分這位同志。但焦裕祿經過再三考慮，提出暫時不要給他處分。焦裕祿說，這位同志是我們的階級弟兄，他犯了錯誤，給他處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處分是為了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當前改變蘭考面貌，是一個艱鉅的鬥爭，不如派他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考驗他，鍛鍊他，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讓他為黨的事業出力，這樣不是更好嗎？
縣委同意了焦裕祿的建議，決定派這個同志到災害嚴重的趙垛樓去蹲點。這位同志臨走時，焦裕祿把他請來，嚴格地提出批評，親切地提出希望，最後焦裕祿說：“你想想，當一個不堅強的戰士，當一個忘了群眾利益的共產黨員，多危險，多可恥呵！先烈們為解放蘭考這塊地方，能付出鮮血、生命；難道我們就不能建設好這個地方？難道我們能在自然災害面前當怕死鬼？當逃兵？”焦裕祿的話，一字字、一句句都緊緊扣住這位同志的心。這話的分量比一個最重的處分決定還要沉重，但這話也使這位同志充滿了戰鬥的激情。階級的情誼，革命的情誼，黨的溫暖，在這位犯錯誤的同志的心中激盪著，他滿眼流著淚，說：“焦裕祿同志，你放心……。”
這位同志到趙垛樓以後，立刻同群眾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鬥爭。他發現群眾的生活困難，提出要賣掉自己的自行車，幫助群眾，縣委制止了他，並且指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從思想上武裝趙垛樓的社員群眾，領導他們起來，自力更生進行頑強的抗災鬥爭，一輛自行車是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的。以後，焦裕祿也到趙垛樓去了。他關懷趙垛樓的兩千來個社員群眾，他也關懷這位犯錯誤的階級弟兄。
就在這年冬天，趙垛樓為害農田多年的二十四個沙丘，被社員群眾用沙底下的黃膠泥封蓋住了。社員們還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內澇。這個一連七季吃統銷糧的大隊，一季翻身，賣餘糧了。
也就在趙垛樓大隊“翻身”的這年冬天，那位犯錯誤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個個兒。他在抗災鬥爭中，身先士卒，表現得很英勇。他沒有辜負黨和焦裕祿對他的期望。
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一個貧農家裡，他的父親在解放前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逼迫上吊自殺了。他從小逃過荒，給地主放過牛，扛過活，還被日本鬼子抓到東北挖過煤。他帶著家仇、階級恨參加了革命隊伍，在部隊、農村和工廠裡做過基層工作。自從參加革命一直到當縣委書記以後，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常常開襟解懷，卷著褲管，樸樸實實地在群眾中間工作、勞動。貧農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襪子，補了又補，他愛人要給他買雙新的，他說：“跟貧下中農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錯了。”夏天，他連涼蓆也不買，只花四毛錢買一條蒲席鋪。
有一次，他發現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問，原來是看戲去了。他問孩子：“哪裡來的票？”孩子說：“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說沒有。叔叔問我是誰？我說焦書記是我爸爸。叔叔沒有收票就叫我進去了。”焦裕祿聽了非常生氣，當即把一家人叫來“訓”了一頓，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錢如數送給戲院。接著，又建議縣委起草了一個通知，不準任何干部特殊化，不準任何干部和他們的子弟“看白戲”。……
“焦裕祿是我們縣委的好班長，好榜樣。”
“在焦裕祿領導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於大作大為，心情舒暢，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祿的戰友這樣說，反對過他的人這樣說，犯過錯誤的人也這樣說。
他心裡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縣委一位副書記在鄉下患感冒，焦裕祿幾次打電話，要他回來休息；組織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祿不給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療養；財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祿多次催他到醫院檢查，……。焦裕祿的心裡，裝著全體黨員和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當黨領導著蘭考人民同澇、沙、鹼鬥爭勝利前進的時候，焦裕祿的肝病也越來越重了。很多人都發現，無論開會、作報告，他經常把右腳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頂住肝部。他棉襖上的第二和第三個釦子是不扣的，左手經常揣在懷裡。人們留心觀察，原來他越來越多地用左手按著時時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東西頂在右邊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辦公坐的藤椅上，右邊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他對自己的病，是從來不在意的。同志們問起來，他才說他對肝痛採取了一種壓迫止疼法。縣委的同志們勸他療養，他笑著說：“病是個欺軟怕硬的東西，你壓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祿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連他的親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變蘭考面貌的鬥爭中去了。
焦裕祿到地委開會，地委負責同志勸他住院治療，他說：“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離不開！”沒有住。地委給他請來一位有名的中醫診斷，開了藥方，因為藥費很貴，他不肯買。他說：“災區群眾生活很困難，花這麼多錢買藥，我能吃得下嗎？”縣委的同志揹著他去買來三劑，強他服了，但他執意不再服第四劑。
那天，縣委辦公室的幹部張思義和他一同騎自行車到三義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祿的肝痛發作，痛得騎不動，兩個人只好推著自行車慢慢走。剛到公社，大家看他氣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發病了。公社的同志說：“休息一下吧。”他說：“談你們的情況吧，我不是來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邊彙報情況，一邊看著焦裕祿強按著肚子在作筆記。顯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發抖，鋼筆幾次從手指間掉了下來。彙報的同志看到這情形，忍住淚，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樣子，說：“說，往下說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蘭考人民的除“三害”鬥爭達到了高潮，焦裕祿的肝病也到了嚴重關頭。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洶湧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著的大地。他滿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動手寫一篇文章，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鋪開稿紙，擬好了四個小題目：一、設想不等於現實。二、一個落後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起來。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精神變物質。
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焦裕祿，從蘭考人民在抗災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從蘭考人民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幹精神中，已經預見到新蘭考美好的未來。但是，文章只開了個頭，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筆，縣委決定送他到醫院治病去了。
臨行那一天，由於肝痛得厲害，他是彎著腰走向車站的。他是多麼捨不得離開蘭考呵！一年多來，全縣一百四十九個大隊，他已經跑遍了一百二十多個。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蘭考的群眾，蘭考的鬥爭。正象一位指揮員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刻，離開炮火紛飛的前沿陣地一樣，他從心底感到痛苦、內疚和不安。他不時深情地回顧著蘭考城內的一切，他多麼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帶著旺盛的精力回來和群眾一塊戰鬥呵！他幾次向送行的同志們說，不久他就會回來的。在火車開動前的幾分鐘，他還鄭重地佈置了最後一項工作，要縣委的同志好好準備材料，當他回來時，向他詳細彙報抗災鬥爭的戰果。
“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開封醫院把焦裕祿轉到鄭州醫院，鄭州醫院又把他轉到北京的醫院。在這位鋼鐵般的無產階級戰士面前，醫生們為他和肝痛鬥爭的頑強性格感到驚異。他們帶著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診察，最後很多人含著眼淚離開。
那是個多麼陰冷的日子呵！醫生們開出了最後診斷書，上面寫道：“肝癌後期，皮下擴散。”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趙文選同志，決不相信這個診斷，人象傻了似的，一連聲問道：“什麼，什麼？”醫生說：“你趕緊送他回去，焦裕祿同志最多還有二十天時間。”
趙文選呆了一下，突然放聲痛哭起來。他央告著說：
“醫生，我求求你，我懇求你，請你把他治好，俺蘭考是個災區，俺全縣人離不開他，離不開他呀！”
在場的人都含著淚。醫生說：
“焦裕祿同志的工作情況，在他進院時，黨組織已經告訴我們。癌症現在還是一個難題，不過，請你轉告蘭考縣的群眾，我們醫務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祿同志同困難和災害鬥爭的那種革命精神，來儘快攻佔這個高峰。”
這樣，焦裕祿又被轉到鄭州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焦裕祿病危的消息傳到蘭考後，縣上不少同志曾去鄭州看望他。縣上有人來看他，他總是不談自己的病，先問縣裡的工作情況，他問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問趙垛樓的莊稼淹了沒有？問秦寨鹽鹼地上的麥子長得怎樣？問老韓陵地裡的泡桐樹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囑咐一個縣委辦公室的幹部說：“你回去對縣委的同志說，叫他們把我沒寫完的文章寫完；還有，把秦寨鹽鹼地上的麥穗拿一把來，讓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祿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親密戰友、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匆匆趕到鄭州探望他。當焦裕祿用他那乾瘦的手握著張欽禮，兩隻失神的眼睛充滿深情地望著他時，張欽禮的淚珠禁不住一顆顆滾了下來。焦裕祿問道：“聽說豫東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沒有？”
“沒有。”
“這樣大的雨，咋會不淹？你不要不告訴我。”
“是沒有淹！排澇工程起作用了。”張欽禮一面回答，一面強忍著悲痛給他講了一些蘭考人民抗災鬥爭勝利的情況，安慰他安心養病，說蘭考面貌的改變也許會比原來的估計更快一些。
這時候，張欽禮看到焦裕祿在全力剋制自己劇烈的肝痛，一粒粒黃豆大的冷汗珠時時從他額頭上浸出來。他勉強擦了擦汗，半晌，問張欽禮：
“我的病咋樣？為什麼醫生不肯告訴我呢？”
張欽禮遲遲沒有回答。
焦裕祿一連追問了幾次，張欽禮最後不得不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說道：“呵，那我明白了……。”隔了一會兒，焦裕祿從懷裡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顫顫地交給張欽禮，然後說道：“欽禮同志，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向你說了，回去對同志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鬥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張欽禮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著焦裕祿，鼻子一酸，幾乎哭出聲來。他帶著淚告別了自己最親密的階級戰友。……
誰也沒有料到，這就是焦裕祿同蘭考縣人民，同蘭考縣黨組織的最後一別。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祿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共河南省委和開封地委有兩位負責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對這兩位上級黨組織的代表斷斷續續地說出了最後一句話：“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他死後，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他沒有死，他還活著
事隔一年以後，一九六五年的春天，蘭考縣幾十個貧農代表和幹部，專程來到焦裕祿的墳前。貧農們一看見焦裕祿的墳墓，就彷彿看見了他們的縣委書記，看見了他們永遠不也不會忘記的那個人。
一年前，他還在蘭考，同貧下中農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災鬥爭的前線。人們怎麼會忘記，在那大雪封門的日子，他帶著黨的溫暖走進了貧農的柴門；在那洪水暴發的日子，他拄著棍子帶病到各個村莊察看水情。是他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紅燈，照亮了蘭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帶領蘭考人民扭轉了蘭考的局勢，激發了人們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鎖住風沙，制伏洪水”的號召；是他發現了貧下中農中革命的“硬骨頭”精神，使之在全縣發揚光大。……這一切，多麼熟悉，多麼親切呵！誰能夠想到，象他這樣一個充滿著革命活力的人，竟會在蘭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蘭考的大地。
人們一個個含著淚站在他的墳前，一位老貧農泣不成聲地說出了三十六萬蘭考人的心聲：
“我們的好書記，你是活活地為俺蘭考人民，硬把你給累死的呀。困難的時候你為俺貧農操心，跟著俺們受罪，現在，俺們好過了，全蘭考翻身了，你卻一個人在這裡。……”
這是蘭考人民對自己親人、自己的階級戰友的痛悼，也是蘭考人民對一個為他們的利益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的最高嘉獎。
焦裕祿去世後的這一年，蘭考縣的全體黨員，全體人民，用眼淚和汗水灌溉了蘭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祿倡導制訂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蘭考，這個豫東歷史上缺糧的縣份，一九六五年糧食已經初步自給了。全縣二千五百七十四個生產隊，除三百來個隊是棉花、油料產區外，其餘的都陸續自給，許多隊還有了自己的儲備糧。一九六五年，蘭考縣連續旱了六十八天，從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颳了七十二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十九萬畝沙區的千百條林帶開始把風沙鎖住了。這一年秋天，連續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縣也沒有一個大隊受災。
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集體完成了。這是一篇人顏歡笑的文章，是一篇閃爍著毛澤東思想光輝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蘭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貼了膏藥，紮了針”（注），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歸了河道，笑那人老幾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鹼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笑那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壓在人們頭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不能再任意擺佈人們的命運了。
焦裕祿雖然去世了，但他在蘭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種子，正在發芽成長，他帶給蘭考人民的毛澤東思想的紅燈，愈來愈發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為革命，一心為群眾的高貴品德，已成為全縣幹部和群眾學習的榜樣。這一切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已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推動著蘭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道上繼續奮勇前進。蘭考災區面貌的改變，還只是蘭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開始，在這場偉大的向大自然進軍的鬥爭中，他們不僅要徹底摘掉災區的帽子，而且決心不斷革命，把大部分農田逐步改造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逐步實現“上綱要”（達到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產量要求），“過長江”，建設社會主義新蘭考。
焦裕祿同志，你沒有辜負黨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你的任務，蘭考人民將永遠忘不了你。你不愧為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好黨員，不愧為黨的好乾部，不愧為人民的好兒子！你是千千萬萬在嚴重自然災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產黨員和貧下中農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裡！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