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生活在全民表演時代
文 | 張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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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春天，蔣方舟參加了一檔叫《文學英雄》的真人秀，她和另外三位作家、四位演員一起去了少林寺，他們走在寺院中心線上，踩著石刻蓮花，拜望一棵1500年的銀杏樹，又換上灰色僧袍，跟隨僧人學習“龍含珠、鳳點頭”地吃飯，大拇指掐在小指上，示意加飯的數量。一直有人圍觀，手機森森立著，跟在他們身後。蔣方舟年輕，惹眼，鏡頭故意多給她一些，她坐在樹下，笑著說：“穿了這件衣服以後，就不太想男歡女愛的事情了”。一句當然會被捕捉的話，後期在她臉頰上加了兩片粉紅色，少女的甜蜜感被放大了。
在少林寺，蔣方舟被分配學習螳螂拳，她和演員張曉龍一道跟著僧人，拇指卡進食指和中指之間，讓手看起來更像螳螂的利刃。
第二天，四組人馬將要比賽，為了不輸給另一組的掃把功，凌晨，蔣方舟起身，在漆黑的庭院裡練習螳螂拳。這一幕被抽菸的分組導演看見，叫來攝像，把她的練習拍進畫面。多少有點荒誕。但蔣方舟挺認真的。
錄製前，節目組告訴她，想炒一炒CP。她說，沒問題，別太過分就好。穿著紅羽絨服一出場，她就被張曉龍握住了手腕，接下來，兩人被花園中的紅線指引著，走到了一起。往後，在節目組設置的兩組CP中，她配合地扮演著痴情柔美的少女形象。因為這種和善，節目組有個小姑娘，白天忙前跑後，晚上就到蔣方舟的房間哭，“真是太不容易了”，蔣方舟也陪著掉眼淚。
節目最初的設置是作家主導，在一天的遊戲後，作家花一小時寫一篇800字的命題作文，演員朗讀。作家的脆弱從第一期就暴露出來，一個90後女作家哭著說“我就是這麼沒本事的一個人”，還有作家根本沒寫出來。而蔣方舟始終穩定，按時交稿，願意為演員著想，願意攝像機對準她的電腦屏幕，在鏡頭前，她還引用名人名言，“海明威說，寫作就是在重壓之下依然保持優雅”。
隨著節目進行，佔據更多社會資源、也更熟悉綜藝行當的演員佔了優勢。到少林寺那一期，作家和節目方有了嫌隙，雙方在長桌對坐兩旁，蔣方舟坐在長桌一端，試圖扮演那個居中調停的角色。
“你來都來了，是吧？”
談到那些寫作之外的活動時，蔣方舟常這麼說。如果你是為了賺錢來的，就不要希冀更多——接下這檔節目時，蔣方舟正需要錢，她買了房子，還沒錢裝修。錄節目比寫書來錢快，在商業規則中，蔣方舟是順從者。
不過，這是她第一次參加真人秀，《文學英雄》還是給了她特別的困惑。連續四個月，《文學英雄》幾乎佔滿了蔣方舟的時間，每月二十天，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化妝，八點開拍，直到第二天凌晨。她發現自己習慣了這種被設置好的生活，扮演什麼角色，下一步做什麼，都是明確的。忙碌，辛苦，但輕鬆而腳踏實地。她知道自己正在被按小時計費，知道哪句話會被節目放大，知道會引起網友什麼樣的討論，那是一種清晰的控制感，她喜歡這種控制感，在工業化的娛樂中種豆得瓜。她想每天錄節目，同時，她恐懼拍攝結束，恐懼一個人呆著，恐懼在真實生活中消耗和選擇，那常常是種瓜得豆的結果。
對比太鮮明瞭，她開始思考，“我的人設從哪兒開始、到哪兒結束？社會審美什麼樣？我在哪個區間裡？”以及，“我是誰？誰是我？”
在《文學英雄》中，蔣方舟在學螳螂拳。
為了不輸給另一組的掃把功，凌晨，蔣方舟起身，在漆黑的庭院裡練習螳螂拳。這一幕被抽菸的分組導演看見，叫來攝像，把她的練習拍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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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蔣方舟困惑的開頭，要將時間繼續往前，那是2010年，她還在清華上學。學校令她感到壓抑，僅僅是因為校外的酸奶便宜五毛錢，她也願意出門去。2010年有一半時間，她常從宿舍騎車到校外，坐公交到航天橋附近，參加一檔叫《零點鋒雲》節目的選題會，到飯點了，節目組各人吃飯，她再公交回校，騎車回宿舍。
那檔節目一如其名，在午夜播出，兩位嘉賓在一家假日酒店的大堂裡聊，因為年輕，蔣方舟常常承擔發問者的角色，節目組也總問她，你帶著你的問題來了嗎？你的問題獲得解答了嗎？在那裡，蔣方舟見過欣賞希拉里的女作家，著名的理想主義者，將愛國做成生意的人，聲稱“把觀眾當傻逼”的喜劇導演。一個人在大眾媒體上談論自己的時刻往往也正是其春風得意的時刻，蔣方舟發現，他們都對自己的成功經驗充滿篤定，這些“經驗”，有些她覺得不對，但面對那種篤定，她又不禁感到對方說得有點道理，要不Ta為什麼成功呢？
有一回，她的對面是剛剛寫完《奮鬥》、身價暴漲的石康。石康說：“作家越有錢，寫得越好”。蔣方舟剛21歲，還是短髮，臉圓圓的，眼睛也瞪得圓圓的。石康解釋道，譬如你的小說寫到數學，如果有錢，你就可以飛去麻省理工找最好的數學家聊。蔣方舟說，看幾篇論文不就行了嗎？石康說：“你不能理解是因為你太窮了。”
“只有石康老師的問題是直擊靈魂的。”蔣方舟說。
2019年3月，我在六道口一家西班牙餐廳見到蔣方舟。這是個灰禿禿的園區，餐廳旁邊就是知乎和脈脈，穿著襯衫的年輕人和藍的黃的快遞員外賣員在窗外的小路上急匆匆地走。蔣方舟住在附近。四五年前買的房，當時五萬一平，父母勸她再等等，她不聽，很快出手，現在已經漲到差不多十萬。第二年，她用《文學英雄》的酬勞裝修，請那個晚上和她抱頭痛哭的編導姑娘到家裡玩，開心地展示，瓷磚！馬桶！以前她鼓吹年輕人不要買房，不要把大筆的錢固定下來，失去了生活的可能性。但買房之後，她改變了看法。有保障的物質生活是重要的。現在，晚上入睡前她會看看債市消息，這是她的休息。
我們又談回了石康，談回她最初的困惑。她打開手機，給我看當時的節目截圖，她圓睜著眼，一臉掩藏不住的不高興。
“當時我覺得不高興，現在想起來，還是有點不高興。有些人造成的困惑可能兩天之後就消散了，覺得他就是錯的；但石康的話，我困惑了九年，覺得他還是錯的。”
“困惑了九年？”我感到驚訝。
“不是持續性的困惑，但看到這張截圖還是有剎那的恍惚，他說的是對的嗎？不對，他說的是錯的。就是這樣一個自我驗證的過程。”
《零點鋒雲》中。
《零點鋒雲》中，蔣方舟和石康對話。
“越高級的知識越貴嗎？”石康回答：“一定是越貴的。”
蔣方舟1989年出生在湖北襄樊，一個小城市，父親在鐵路工作，母親在鐵路下屬的小學當教師，一個不貧窮但也算不上寬綽的家庭。她從七歲開始寫作，出於母親的逼迫。如今想來，她認為那是母親對生活的不滿，不願被消耗、被浪費在女兒身上重演，而寫作是改變命運最便宜的方式。她很快出了書，以“天才”、“神童”的形象進入大眾視野。
蔣方舟瞭解自己的時代位置，她出生於變革之年，往前，文學與理想佔據著人們的精神世界，往後，商業大潮席捲。在一篇談論90年代的文章中，她寫道：“九十年代是文化和產業第一次並列的時代，也是我這種‘離經叛道‘的人能夠以自己的方式走入‘文壇’的特殊節點——到了文化產業真正繁榮的二十一世紀，整個‘文壇’的重要性都已不復當年。”
2008年，又一個時代節點，她來到北京上大學，更密切地接觸文化界；臨近畢業時，微博興起，普遍的社會熱情高漲，她成了“小公知”；在層出不窮的電視節目中，她頂著“才女”的光環，擔任評委和主持人；在真人秀風行的時候，她也可以奔跑，羞澀，娛樂大眾。與此同時，早年的光環依然有效，時常有人把她作為一種路徑，請教“我的孩子學習不好，可不可以去當作家？”
二十年來，蔣方舟在各個領域積累聲名，在時代的種種變遷中佔得先聲。在信奉流量的今天，這也構成了她的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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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不喜歡我”，蔣方舟說。這是她多次談到的“初始設定”，她記得她的第一本書《打開天窗》被評為2000年十大垃圾書之一，有媒體發佈了整版的評論員文章，標題是“早熟的蘋果未必好賣”。可能是一種應激反應，她“就像一個獨裁者一樣，把負面情緒全部殺掉”。她經常接受採訪，總是興致很高的樣子，談論自己，發表觀點。多少有點譁眾取寵的意思，大一、大二時，她在一次採訪中說，“只有60歲以上的人才能征服我”，其實當時根本沒談過戀愛。
“這個‘偽人格’在人格形成之前已經形成了，自我表達在想清楚要表達什麼之前已經表達出來了”，蔣方舟說。她可能是全民表演時代的先行者——待她看清那層“偽人格”、開始逐漸瞭解自我更深的部分時，真正的全民表演時代到來了。
這個時代，“偽人格”，或者換個更常見的說法，“人設”，越來越多地被使用。
每次她錄節目，對方都會問，你有沒有給自己想一個人設？
“當你開始想這個，你就被迫進入了這個遊戲，依照別人的想象和社會輿論不斷調整。”
公知風氣盛的那會兒，她想過，“如果我是XX，我會怎麼說？”都是老男人的談話節目裡，她是“年輕人”；一堆娛樂明星的商業活動中，她是“文化人”。
詩詞節目裡，她扮演“才女”，盤頭，旗袍，看起來知性。最初她認為這是一種公共傳播的調性需求，一次，她看一個詩詞節目，一個十幾歲的女孩獲得冠軍，有人評論，“她滿足了中國男人對才華的所有想象”。她突然意識到這種限制是雙重的，一種是公共傳播領域需要的“人設”，另一種是性別層面的，對才女想象的人設。符合主流認識的“才女”是一個紅袖添香夜讀書的存在，對男性應和，但永不“提出”。
“表達上我一直挺規避性別議題的”，蔣方舟說，“從個人經驗來說，說得更誠實一點，我經歷的性別所帶來的好處，比性別所帶來的壓迫更強。作為一個年輕女作家，得到了比別人更多的機會、資源和關注。麥克風就在那兒，怎麼去抵禦這種好處和誘惑？這是我經歷更多的。”
“沒辦法”，蔣方舟說了很多次“沒辦法“，“你覺得自己在寫作，但別人看到的是你相親，恨嫁，初老，被性騷擾”。獲得共鳴是容易的，在不佔用太多時間精力的情況下她願意配合這個演出，就像她在《奇葩大會》中談“討好型人格”，後續引起了很多討論，但蔣方舟說，她花半天寫了個稿子，化妝一個小時，錄了15分鐘，完，“很快的、沒什麼精力投入的一件事”。
她毫不掙扎。她不願意在掙扎上花很多力氣。就像上班，把這個東西做完。
拍商業性廣告也挺好的，就拍看書寫作，拍得美美的，不重體力也不重腦力。“它確實是我並不重要的一部分，拿上來就拿上來，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你怎麼看自己的商業價值？”
“也就是這幾年吧。”
整個商業趨勢越來越崇拜年輕，蔣方舟今年30歲，“漸漸沒辦法成為年輕無極限的代表人物”，“中年”，可能是寫寫東西，或者在幕後做文化傳播，她表示接受。
蔣方舟在日本。
蔣方舟在日本。
蔣方舟在日本拍廣告，她說，“放飯的時候發自內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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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小王的身份是蔣方舟的助理、合作者。我跟他打了招呼，加了微信，立刻，一條新信息發過來，“您好”。配上一張娃娃臉，小王給人的感覺，就像一隻柔軟的小動物。但他當然遠不止如此，一說話，你就知道了。
“什麼天才作家啊，跟我差不多大我還沒說自己是天才。”小王說，這是他對蔣方舟的最初印象。
小王1990年出生，北京人，比蔣方舟小一歲。他是個聰明的男生，讀書很多，一說起來就沒完沒了——再自嘲虛榮。像他這個年紀的城市年輕人，很少有不知道蔣方舟的。她和韓寒一道，在信息剛開始高速流動的新千年成名，是新一代的標誌。小王對她不屑，卻也關注了她。2010年，清華百年校慶，蔣方舟寫了一篇文章，談及學生會百態，小王看到了，他開始覺得，蔣是個聰明人。
2011年夏天的一個凌晨，蔣方舟發了條微博，大意是覺得自己很糟糕。小王評論，你這樣很做作你不就是想讓別人誇你很棒嗎？蔣方舟轉發了小王的評論，“我錯了還不行嗎？”又給他發私信。她覺得小王“能看穿一些東西，並且沒有惡意”。
“那時候的微博不像現在”，小王說。移動互聯網尚未興起，新浪微博開放註冊才一年，還未“下沉”，還有志趣相投的陌生人相遇的可能。
幾個月後，因為蔣方舟打算送一本港版《燃燈者》給小王，他們在萬聖的醒客咖啡見了面。醒客有一種迷幻的氣質，小王曾在豆瓣日記中寫道，邁進醒客，“難免會有點兒宏大敘事的衝動，彷彿一下子變成傳說中的80年代的精神孑遺。”初次和蔣方舟這樣的大V見面，他有點激動，“就像外省青年頭一次去巴黎，用從書上看來的巴黎人的說話方式說話，卻不知道巴黎的風潮已經轉過好幾輪了”。他們聊了三四個小時，大部分時間是小王在說。他經常按捺不住地喋喋不休。他對蔣方舟的印象是“很社會”，“待人接物滴水不漏”。蔣方舟則談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小王有點驚訝，一方面驚訝她對第一次見面的人談這些，另一方面驚訝她說這些的時候那種漠然。
“剛認識的時候不太能看出來她的內心是怎麼想的”，小王說。三月中旬，我在人民大學內一家咖啡館見到小王。他吸著一杯加冰薄荷茶，不停揉搓餐巾紙。有時候他說著說著自己笑起來，有時候又有點激憤。他直白地表達觀點，用很多長句。
“感覺你需要什麼反應她就能給你什麼反應，但未必真的這麼想。我心理比較陰暗，就覺得不真誠。”
他們通過短信保持聯繫，蔣方舟給小王快遞過書和橙子，但很少見面——可能三四年只見過兩次。小王繼續追索他想要的東西：他讀書，寫評論，在豆瓣上和人寫長文辨析一個名詞，談論知識界的時事，同時試圖歸納在這個時代的行為準則。
2013年，蔣方舟的《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出版後，一位名叫“snowball”的網友在豆瓣發表了一篇評論，《送你一刀》，文中寫道，“儘管蔣方舟也不喜歡心靈雞湯，可她已經被生活淹沒了……她們有一個殼，能抵禦中國的殘忍，無論是名聲還是工作都是殼的一部分，無論如何地暴露自己的脆弱也是無用的，因為只要有殼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墮落為虛偽。”
小王推薦了這篇評論，但不完全同意。他更看重蔣方舟在書裡寫到的“從小有自我憎惡能力和習慣”，“這大概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她對自己有近乎苛刻的不滿和反思……每個人都被生活淹沒，孩子，營生，飛來飛去的籤售，但在這些之外仍然有不甘、掙扎和厭棄，並做出行動，這才是重要的。”
“不要做很錯的事”，小王說了好幾遍。“道德”這個詞對小王肯定是重要的，雖然他使用得不多。他有一些悲觀，甚至悲憫，對那些瑣碎之事。在他的印象中，蔣方舟沒有做過很錯的事。
但小王的生活逐漸陷入困頓。這些年，他欣賞並尊敬的人的離去，讓他逐漸看到邊界，譬如在2016年自縊的青年學者江緒林。在一個小範圍內，這是個令人震動的事情。包括小王，也包括蔣方舟。事情發生後，他們吐露感受，並逐漸確信彼此是在內心深處有所共鳴的朋友。
如今，小王和蔣方舟經常見面，他們共享智力活動密集的談話，偶爾談論那種模糊的、會被諸如《往事與隨想》、《彼岸書》這樣的書引發的痛苦。小王告訴蔣方舟，他曾尋求道路，讀了很多宗教方面的書，但他發現宗教也無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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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小王對蔣方舟說，你得有危機感。可能是有感於許多大熱的賬號忽然涼了，畢竟這樣的事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在微博上，蔣方舟有800多萬粉絲，但小王認為，粉絲就像蒸汽，遇熱膨脹，見涼凝固，你涼了，也就沒有人再記得。他們決定合作一檔音頻節目，通俗地說，“圈死”一部分人。
製作音頻的過程是，他們先商量選書，選定後，小王起草出一些知識點，蔣方舟寫出成稿，錄音。兩個習慣文字的人逐漸摸索聲音的邏輯：蔣方舟一定要抑揚頓挫，用語速、語調分清段落，重複核心觀點，把聽眾容易跑掉的注意力再拉回來。
一期音頻要在一天內做完，文本不會特別雕琢，蔣方舟使用新鮮的網絡熱詞兒，佛系，錦鯉，666，談論“為什麼藝術家都是渣男”和“被綠妄想症”，這個節目談論了12本書，在蜻蜓FM上播放了六千多萬次，反響最好的是關於《反脆弱》的解讀，而關於《洛麗塔》的那期解讀，引起了強烈的爭議。
小王想賺點錢，也想“做點不欺負人的東西”。”他不是“得到”的用戶，但他認為“得到”在商業邏輯上是對的，它的成功，說明很多被知識分子看不起的人，有著強烈的想要提高知識的慾望。這是個商業機會，也是對用戶更好的機會。這檔音頻節目是兩人在大眾傳播領域的嘗試。節目是免費收聽的，他們收入不多，大概幾萬塊，小王從中分成。
小王曾在一家網站實習，把文獻編輯成一篇好讀的稿子，工作環境很好，但他感受不到價值；他還曾想過去做翻譯，思慮一番，也算了。他覺得自己有更大的使命，他渴望做出原創性的東西，但現實留給他的位置並不多。有時候8000字的文章發表出來，媒體只願意給3000字的錢。小王很理解，發這種文章的媒體，都很窮。但他還要寫，在互聯網行業已經整體拋棄35歲以上的人的時候，他覺得，寫作可能是唯一的超過35歲不是劣勢而是優勢的行業。
對從事寫作的年輕人來說，剩下的路也不多了。蔣方舟說，“你肉眼可見的範圍內，大家殊途同歸，開一個付費打賞的公眾號，搞知識星球、付費課，再不濟賣東西，都走得很窄的。”
在北京，小王靠低慾望活著。他出門騎共享單車，或者坐地鐵，想吃點好的，就去吉野家。他是北京人，不用交房租。開銷最大的是遊戲——一年六萬元。
對自己的生活，小王有深刻的剖析：“我們對自己的期待和實際的力量差太多，變成提出各種各樣的原則，但自己沒有資源去實現，也沒有勇氣和毅力去堅持，所以充斥著偽善和誇大，怯懦且可恥地生活。”
他也在逐漸修改對蔣方舟的看法，曾經的“滴水不漏”、“暴露隱私”是一種出於自我保護的病態人格，但她“這些年能一直保持在場，形象總的來說是在往更沉穩和更積極的方向去改變，是很不容易的。”
接連和小王與蔣方舟聊天，感覺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某種程度的自我厭棄，某些表達的疲憊，但又有一點非常不同：小王好像在下墜，蔣方舟則總在話語最後加一條尾巴，“我覺得這樣還挺好的，是吧？”
“我們都覺得自己的成功和失敗可以追溯到高考那一年，18歲，邁向成人世界的第一步。他高考失敗了，我高考成功了，從此我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覺得不是所有事情都有辦法，但我有超強的信念，相信能做成。我挺正能量的，我確實挺正能量的。”她笑起來。
這些同與不同，讓他們成為搭檔。蔣方舟說，小王是她的“知識充電寶”，錄《圓桌派》之前，她都會和小王談論一下相關議題，讓自己在節目上的表達更篤定。對小王來說，蔣方舟是他與大眾的連接，是對世界的寄望。不久前，他們談論起接下來的工作計劃。蔣方舟說，她想結婚生子。小王說，以你目前的狀態，可預見的幾年內都不可能生孩子的。蔣方舟生氣了，她說，我現在就要隨便找個人嫁了。小王哭了，他無法接受蔣方舟說出這種愚蠢的話。
小王是個化名。他寫書評，或者作為蔣方舟的朋友接受採訪，都不願意用真名。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都可以，他說，有一部分是因為不能面對自己。
可是蔣方舟的名字到處可見啊。我說。
所以說她強大嘛。小王說。
今年下半年，小王和蔣方舟打算再做一個音頻讀書節目。名字可能叫“非獨立思考”，他們覺得“獨立思考”被高估了。蔣方舟想談談《往事與隨想》，談談《被淹沒和被拯救的》，這可能是她那些模糊痛苦的技術性袒露。她會從“社畜的生存指南”角度來談，譬如說萊維，“在集中營如何當最後一隻竹鼠”，你也可以擴大來看，“在更廣闊的社會範疇，每個人都想當最後一隻竹鼠”。
蔣方舟在人民大學舉辦的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右）來華的活動上。
英國曆史學家、作家西蒙·蒙蒂菲奧裡（中）赴中國進行宣傳，蔣方舟是活動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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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正在寫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從2019年春節開始動筆。春節期間，她想了十幾種結構，寫了二十多個開頭，經歷了漫長和焦慮的過程，現在，她每天上午起床後寫2000字，穩定地推進，預計會寫十三四萬字。
小說談論的是永生，當永生在技術上成為可能，率先佔有這項技術的一定是有錢有勢的人，人類最後的平等被打破。在現實世界，這件事前所未有地臨近。寫作時，蔣方舟小心地規避或模糊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雖然是這麼難，這麼可笑的規避，但總能夠傳遞出一些東西吧。”
反烏托邦小說是劃去諸多選項之後的選擇。2013年出版的《我承認我不曾歷盡滄桑》，她嘗試了雜文，2015年出版的《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她嘗試了短篇小說，2017年出版的《東京一年》，是致敬阿城《威尼斯日記》。這些文體，她覺得都可以放下了。她想寫長篇。和目前中國大部分現實主義作家一樣，她也曾從社會新聞裡尋找素材，一個有著驚悚真相的故事，寫完了，不太滿意，暫且也放下。
在六道口的那家西班牙餐廳，蔣方舟和我談了很久她的寫作。還是寫作最能引起她的表達欲。從下午開始。天漸漸黑了，直到完全黑了。
作家閻連科覺得，蔣方舟和她同時代的作家不一樣。她有大是大非，關心文學之外的生活，這讓她的身份超越了小說家，同時，她成名過早，對寫作更加重視，也因此可能有種不自然的焦慮。
和在綜藝節目裡一樣，蔣方舟不停地尋找自己在文學領域的位置，“我不是那種堅守在自己的小領地，覺得所有人都活錯了，是環境不行，讀者不行，自媒體太壞所以文學被擠壓了……找各種原因，而且每種原因都對，但是，然後呢？我覺得不能只是這樣。”
她也很難設想像小王那樣，或者作為一個平凡的寫作者，從小城到北京，25歲想要寫作——是什麼樣，“那估計我就在老家寫”，往下想，“可寫的內容也很少，寫出來也未必受到應有的重視……那沒辦法，那就真的沒辦法。”
2018年初，她看了以賽亞·伯林的傳記。“伯林本來想當哲學家，20多歲他寫了個哲學論文，給維特根斯坦看，維特根斯坦說，呵呵。伯林發現自己缺乏哲學家的深邃，他開始做一些觀念史的梳理，在很多重要的歷史時刻在場，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是猶太人，兩次世界大戰中，很多與他同時代的人被監禁，被流放，但他一輩子沒有吃過苦。晚年，別人問他的訣竅，他說，生活在表層。我覺得這是特別美妙的話，生活在表層。不是膚淺，而是他對這個時代從來都沒有真情實感地投入過。”蔣方舟說。
“始終和現實保持微妙的距離，像是‘入戲的旁觀者’，雖然不斷被捲入現實中，但從來沒有被現實所俘虜。在歷史中發揮了作用，留下一些東西，一輩子生活得很幸福。我想得很清楚，我就想成為這樣的人。”
讀那本書是她瞭解自己的過程。她曾經以為自己是要獻祭給文學，但是，“伯林也沒有真情實感投入過哲學，我對文學也是這樣。我知道我不能成為康拉德或者艾略特那麼牛逼的作家。”
“你覺得侷限你進入嚴肅文學核心的那個圍欄的，是什麼？”
“是對於不確定性的厭惡，對於高風險的軟弱，覺得不一定走得成，走不成怎麼辦？我喜歡所有的事情都可控，但面對不可控……窮，病，不難，但到這樣還寫不好，或者大家不覺得你好，可怎麼辦啊？那種對於失敗的恐懼……我不想過得特別失敗。”
蔣方舟控制著自己的生活，管理預期，管理收益，管理寫作的規劃。降低不安全感，降低危險。和她同時期的女作家，可能不寫了，可能還在寫，但在公共輿論場中被討論得越來越少了。
其時春和景明，恰是新一輪四季的開始。蔣方舟認為，她對要走的路非常非常清楚，她沒有了困惑。
—— 完 ——
題圖為蔣方舟在日本。本文圖片，除視頻截圖之外，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