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是如何用短短几年時間來瓦解胡雪巖龐大的商業帝國的？

往常如日中天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如今若夕陽殘照、餘暉褪去。胡雪巖和盛宣懷的鬥法，以胡雪巖破產革職而告終。林立於全國各地的”阜康錢莊”，遐邇於浙省內外的”胡慶餘堂”，均沐浴在一片愁風苦雨之中，等待著被易主換東。

一眼望去，粗看似盛、胡鬥法，細究卻為李鴻章與左宗棠之爭，深究卻又是晚清時代的官辦企業和私辦企業之爭。

先說李、左之爭，李、左本是同根所繫，皆出於曾國藩帳下。對比一下曾、李、左，三者皆以文官行武，也皆為大才俊傑。

曾、李屬封建衛道士，一生戎馬倥傯，只為保衛王道。李更是半生署理洋務，只知西洋武器枝節的厲害，卻不知西洋國制主幹的凶悍。所以，屢習屢敗，辦外交、賣國格。故，李鴻章雖文才卓異，見識卻不高。

打不過洋人，以為是大清學習洋人武器技藝的不精。結果是越學越敗，越敗越和，到處修修補補，越補越漏，惹得屋內人——清政府四處躲雨、清王庭怨聲四起，終被驟雨打枯枝，奈成殘花敗柳。

說來也似怨不得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高屋建瓴。素來“重格局、輕作為”；”重文理、輕技術”；”重義理、輕藝事”，當宏觀的理念駕馭不了微觀的技術，又不能自洽之時，重建新格局，便陷入一時驚慌失措的系統崩潰之中。

也就自然以屢屢對外委屈求全、對內求全責備，來延宕時日，以求重構系統。

在這個過程中，造就了以“和戎”對外、嚴苛治內的李中堂，殊不為怪。同為內戰高手、才高八斗的“中國最後一個聖人”曾國藩，還是比李識相點，功德圓滿之時激流勇退，直接退出系統作看客，不留懼洋罵名。

左宗棠久居鄉野，知天命之年，方得進體制之內。雖諳熟中華文化之髓，也承習曾的聖人之道，但終究久居於江湖，其經世致用之念、和江湖澎湃之血性，都比曾、李強了不少，屬悍以對外、仁以治內之官員。

收回新疆、打擊俄人，深入越南、打擊法寇，此二事。李競以疆地貧瘠，無大用處，不若節約資源專守海防，放棄疆地之應對，就是這個官僚系統在重構時的正常苟且之舉。

可海防他也沒守住呀！還有屬國越南，被法國人侵犯，法人要求越南脫離大清，越南不服，要求大清出兵干涉。李大概久辦外交，被洋人欺怕了，又怕國人罵他，竟荒唐出令，置出戰之清軍，處於“戰則違旨，退亦違旨”之境地。

難道讓中國軍隊站著讓法寇屠殺麼？

左宗棠義憤填膺，休假未半，請旨赴越剿法，這次慈禧起用”老黃忠”左宗棠，入值軍機處。左令馮子材、王德榜兩軍夾攻法軍，打得法國內閣狼狽倒臺，法軍被清軍揍成啥樣，就不用多說吧。殊見軍心民情可用、武器也不輸與洋人。由此可見，李鴻章的洋務觀之單薄狹隘、一葉障目。

左、李因上述事件，同根相煎、楚淮相怨，這是當時的盛、胡鬥法的背景。交待清楚了，方可將盛、胡鬥法這個標本，解剖地有見地、有意義。

盛宣懷跟得是李鴻章，胡雪巖輔得是左宗棠。李、左是處處不合、事事相左，於是，李便想扳倒左，倒左又沒什麼好理由去下手，便暗中指使自己的“洋務助手”盛宣懷，去搞倒左宗棠的”融資助手”胡雪巖。

左沒了胡的銀錢支撐，便萬事不可順遂，自然也就倒臺了。於是，”兩國士”的理念之戰，便以”兩商聖”的商戰的形式暗戰起來了。

盛宣懷字杏蓀，常州人，秀才出身，三考舉人不中，仰仗其父官場的關係和傾心的施教，學得經世致用之才和步入李鴻章帳下做事。

此時，正逢晚清飽受列強圍毆，西方正處於資本主義的上升期，全球各處瓜分完畢，遂將罪惡的目光移向東方。

晚清閉關自大，不知世界鉅變，便常常被組團或單獨的列強所欺凌。列強先是隔三差五地找茬尋釁、攻戰城盟、得款掠地。反正這個流程，年年在中華大地上重複一遍。當然，許多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也同時流進了大清國。

盛宣懷就是在這個環境裡，以其過人商智和格局，開辦輪船招商局、湖北煤鐵開採總局、經營大冶，廣濟煤鐵礦務、創辦天津電報總局、接手漢陽鐵廠、督辦盧漢鐵路、創設中國通商銀行、開設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吳淞商船學院（今大連海事學院、上海海事學院）、成立中國紅十字會等許多中國第一的企商學礦。

他被時人稱為”中國實業之父”，也是兵家、外交家李鴻章的籌劃融資、洋務總管。累官二品郵傳部大臣。

胡光墉字雪巖，安徵績溪人，祖上是唐皇李氏後裔，遷入本地胡裡村，遂改姓胡，屬於“外來胡”的一支。

白丁出身。家貧無助，少年辛勞，做過杭州雜糧行、金華火腿商行的夥計，後至杭州信和錢莊當學徒。先助湖州知府王有齡代理湖州公庫，利用公銀扶植蠶農養蠶，收購成絲，運往杭州、上海變現。

再將變現之公銀解交浙江省”藩庫”，不需付任何利息，利潤也歸胡雪巖，也就是用公銀玩”空手道”。

王有齡升任浙江巡撫後，鼎助胡雪巖辦起阜康錢莊，並與湘軍掛上了鉤，將募兵的軍費存於胡的錢莊，又拉來了達官貴顯，也將錢存入阜康錢莊。

之後被王有齡委以協辦糧械、綜理漕運等重任，幾乎掌控了浙省愈五成以上的軍政資財。左宗棠就任浙江巡撫時，胡雪巖深得左宗棠的信任。胡雪巖白手起家，以錢莊金融為龍頭，設典當、倒生絲、開藥鋪（胡慶餘堂）、販軍火、辦船廠，財源廣進。

他敢於孤注一擲、善於官商結合、精於商戰謀略、巧於籠絡人心、明於做人之道。授江西候補道，秩二品，賜黃馬褂。

我們不以具體的盛、胡鬥法過程去分析，盛宣懷為何在短短的時間，讓胡雪巖灰飛煙滅，站在這個高度，你是看不清的。

同樣在有實力的左宗棠背書下，胡雪巖為何還是輸得那麼慘。然後，至多推導出一些李鴻章比左宗棠的權力大點，胡雪巖怎麼怎麼輸在與洋人買空的失誤之中，讓盛宣懷撿了便宜之類的無意義的結論。

我們試著站在晚清那個風雨飄搖的傍晚，以上帝之眼擷取”盛、胡鬥法”的一段微觀場景，來俯視著這個封建集權制的晚清政府，是如何慢慢消失在一片煙雨迷濛之中的。

從籌措兵械、軍費上，盛、胡之舉看似相差不多。

那是由於清王朝的威權統冶，在西方技術思想衝擊之下暈頭轉向，處於系統重構前的崩潰之中。就政制角度而言，地方督撫的權力首次頂開了日漸孱弱的皇權，2千多年來對地方政權的壓制。皇權的軟弱，導致了稅收歸集方向的改變。

督撫們一邊聽命於朝庭去剿匪，一邊可以自開財路壯大自己，可見此時的皇權統冶已顯行將就木的老態龍鍾。所以，從籌資方面來看盛胡，確實看不出盛胡之間的不同。

對比盛宣懷和胡雪巖的事業軌跡，盛宣懷明顯是官辦商人，他創設的商企學礦，幾乎都是奉旨官辦或官督商辦，實際上，他才是真正的偏官方的“紅頂商人”。相比之下，胡雪巖的“紅頂商人”更為偏商一點，更水一點。

通俗的講，盛是商辦官差，身份是官，是實授的尚書級二品官員，代表著朝庭意志，背後不僅是李鴻章，隱隱約約還有皇權的影子在閃爍。

胡雪巖雖也是家財萬貫、手段非凡，但從其鑽營官方關係，方得以空手套白狼去運作商道，進而成就大業的動作來看，本質上，他只是一個很厲害的”傍官商人”。其官秩雖為二品，卻是近似虛授的候補道。

所以，官差和商人這個差距，不是開玩笑的。沒事不要緊，一有事，雙方運作能力，將瞬間拉開非常大的差距。

同樣，以盛宣懷的稱譽為“中國實業之父”，而胡雪巖是被稱譽為“商聖”來比較，二千多年以來，“實業之父”只有一位，那就是盛宣懷。

他開創了許多中國第一，是真正的”洋務開拓實踐者”，是晚清中國洋務運動的實際推動者，是晚清至民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引領者，也是真正從資本領域終結封建王朝命運的人。

不幸的是，盛宣懷以失誤革職的方式，去引爆了這座破窗漏瓦的二千年大廈，以被晚清資政院痛斥為“誤國首惡”的罪名，去誘導了四川騷亂，連鎖引發了武昌起義，啟動了辛亥革命的炸藥，將清王朝直接送進了垃圾堆。這件事就是四川”保路運動”。

盛宣懷再怎麼洋務，他也是晚清的高官，也是個保衛王道的衛道士。他企圖利用袁世凱的新軍，來撲滅民眾騷亂和革命的烈火，那知被袁所利用，反而更快地終結了清王朝的命運。

對於滿清政權來說，李鴻章屢屢行賣國之實，尚無“誤國首惡”之稱，而以一時之失的盛宣懷，卻被直接套上“誤國首惡”之帽。

可見，滿清政府確實也不傻。那麼，能夠誤國的人，當然是柱國大臣才可以擔當，作為巨賈身份的胡雪巖是無論如何也誤不了國的。

從各方面來看，李、盛的組合是”官官組合”，左、胡的組合是”官商組合”。

”官商組合”之所以得到皇權的默許，是因為那個時候，皇權體制經西方技術思想的衝擊之下，已經虛脫了，統治能力大為降低，連稅也收不上來了。只好放開權力鉗制，讓地方督撫用各種方式去籌措軍費剿匪安境，所以也就有了北方打的熱火朝天，而南方卻風平浪靜的”東南互保”怪事的出現。

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背無奧援、”官商組合”的胡雪巖，與瞬息能調動很多政冶、經濟、社會資源的”官官組合”的盛宣懷對擂，灰飛煙滅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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