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大案：罕見的連環女性殺人案，口蜜腹劍的“蛇蠍美人”馬豔紅

今天要講的，是1994年的一起殺人案，凶手是一漂亮姑娘，我看過的女性殺人案，基本都是家暴或長期凌辱導致的。但這姑娘不一樣，所有人都喜歡她，對她特好，可她仍然要殺人。

1994年9月初，有人跟佳木斯市松花江岸邊的草叢裡，發現了兩塑料袋已經腐爛的大腿。幾乎在同時，距離案發現場8公里，佳木斯永紅分局陸陸續續接到報案，說發現了屍塊。辦案人員將收集到的屍塊拼在一起，十分犯愁：屍體的頭部沒能被發現，四肢也不全，只能看出是仨人：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兒。因為不知道第一案發現場，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凶手還把屍塊拋得到處都是，再加上那時刑偵技術遠沒現在這麼發達，案子查了很久也沒頭緒，就這麼撂下了。

9個月後，噩夢再次降臨：人們在三合大橋和佳木斯郊區稻田的水溝裡，又發現了裝在塑料袋裡的屍塊。這具屍體，和前三個狀況差不多：沒頭，拼出來三分之二，只能確定是個男的。公安局長急了，下了死命令：一個月查出屍體身份，兩個月確定凶手身份，三個月破案！

屍塊的細節都被列了出來：指甲有點黃，可能抽菸；脊柱有點彎，臀大肌發達，可能是坐辦公室坐的；從腳趾到下體的長度推算，身高應該在一米七八到一米八之間；左手腕有傷疤。現在來看，除了手腕上的傷疤以外，其他信息甚至都算不上什麼“細節”：在東北，男的，一米八左右，抽菸，坐辦公室——晚上出門擼個串，就能碰上十來個這樣的。

偵查組只能想點兒野路子。第二天，佳木斯電視臺播出了一條字幕廣告：一男子被車撞傷正在醫院搶救，身高1.80米左右，魁梧。左手腕有傷疤……知情者請撥打電話％@＃¥告知，必有重謝。警方在佳木斯電視臺播出了一條尋人啟事

很快，有一老爺子打了這個電話——他的兒子董大慶，已經好幾天沒來看他了，給家裡和單位打電話都找不著人。董大慶33歲，是政法口的警察，左手腕上有個傷疤，是拉架時被酒瓶子劃的。偵查人員立即趕到董大慶家。撬開門後，他們意識到，案發現場找著了：屋裡一片狼籍，到處是血，甚至還有骨渣肉末。經過化驗，案發現場的血跡和董大力血型吻合——身為一警察，就這麼跟自己家中被砍殺分屍了。

偵查組開始調查董大慶的社會關係。他的鄰居們表示，小夥子沒招誰也沒惹誰，前一陣子還交了女朋友，兩個人平時一起住，人長得挺帶勁的，聽大慶管她叫秀娥。董老爺子也想起來了，兒子之前看他時也說過，找了個姓任的對象兒，但這姑娘他也沒見過。

這位任秀娥同志馬上成了調查的關鍵。可警方照著這個名字一路查下去，卻發現根本沒有這個人。調查中，偵查人員從董大慶的同事那獲得了一條信息：董大慶說，和對象是通過信息部認識的。1995年那陣兒，可沒什麼珍愛網58同城什麼的。人們要想與陌生人發生交集，除了在報紙雜誌上登消息，就是通過“信息部”。當時，佳木斯有婚姻介紹服務的信息部，將近兩百家，警方一一篩過去，最後在一家叫“唯美信息部” 的登記本上，發現了董大慶和任秀娥的名字。

信息部的工作人員，對任秀娥印象很深：來信息部找對象兒時，大家都覺得這姑娘命實在太苦了——任秀娥說，自己曾經歷過一段失敗婚姻，和丈夫感情很好，但就因為沒生育能力，被婆婆逼出了家門。她清秀的小模樣，和梨花帶雨的可憐勁兒，讓工作人員決定：不能讓她這麼苦著了，必須給她找個條件哪哪兒都好的！這個哪哪兒都好的小夥子，就是董大慶：高，壯，長得不錯，人也踏實——最重要的是，“政法口乾警”這個身份，在當時的東北婚戀市場，實在太吃香了。

根據幾位見過任秀娥的工作人員，和董大慶鄰居的描述，公安局技術科畫出了任秀娥的畫像，張貼在了佳木斯的大街小巷。那時有不少人為警方提供線索：有的說和她跳過舞，有的說和她睡過覺。可警方順著查下去，卻越來越理不清楚。

直到有一天，一從樺川縣城來佳木斯走親戚的老太太，看到了這張畫像，說：“這不是俺村那個，老馬家的三丫頭麼？”順著這條線索查下去，警方終於發現了“任秀娥” 的蹤跡——她真名叫馬豔紅，28歲，樺川縣農民，1993年離婚後，將兩個孩子留給前夫，獨自來到佳木斯生活。村民對她的印象有好有壞：不少人都說這姑娘長得是真帶勁，而且開朗大方，嘴甜還有眼力見兒，見著人先笑。也有人說，她“放蕩”，心眼多，嘴裡沒個準話。

馬豔紅唯一能找到的照片

警方必須得找著馬豔紅：不僅因為，她可能跟這場殺人案肯定有聯繫，還牽扯到了錢。

董老爺子表示，兒子有一張兩萬塊錢的存摺，現在怎麼也找不著了。警方相信，馬豔紅一定會把錢取走，就分成小組，在佳木斯各個銀行守著——半個月後，偵查組逮到了正跟銀行櫃檯取錢的馬豔紅。

審訊中，馬豔紅的說法很多：一會兒說他們早就分手了，一會兒又說董大慶是喝酒喝多了意外死的，還反問警方，存摺是他給我的，你們憑什麼抓我？在訊問中，她說話自相矛盾，警方覺得這人肯定有問題，開始問她一年前那起碎屍案——兩個案子相似點很多，早就有指示要併案處理。馬豔紅開始大哭：“殺一個是死，兩個也是死，我乾脆說了吧。”

1993年離婚之後，馬豔紅就從樺川縣城來到了佳木斯，在郊區租了一單間。房東叫徐學禮，一家三口人一起住。一開始，她就把房東給騙了：馬豔紅租房子時，為自己打造的“人設”，和後來登在信息部的不一樣。她說她叫王蘭，本來和老公開飯店，辛辛苦苦幹活，好不容易過上幾天好日子，老公卻跟一個女服務員好了，把她給踹了，她一點也沒辦法，只好來到佳木斯，靠在商場站櫃檯好養活自己。徐學禮夫婦覺得這姑娘命太苦了，本來月租100的房子，50塊就租給了她，平時還對她格外照顧。

1994年8月25號，是馬豔紅應該交房租的日子。房東徐學禮敲開馬豔紅的門，她表現出一副可憐又愧疚的模樣——“徐哥 , 真不好意思, 商店老闆外出進貨沒回來，工資一直沒發，這月房租得往後拖了。我現在連吃飯錢都沒有了...... ” 說到沒錢吃飯，姑娘眼淚都掉了下來了。

徐學禮人特好：他安慰馬豔紅，說沒事兒，房租的事兒不著急，又想到人家說沒錢吃飯——

一大老爺們兒，怎麼能眼睜睜看著命這麼苦的一姑娘吃不上飯，急得直哭啊？他趕緊從兜裡掏出了200塊錢，讓她先花著，錢的事兒等她手頭寬裕了再說。但他沒想到，就這200塊錢的善意，讓自己一家人丟了性命：在他掏錢的一瞬間，馬豔紅看到，他是從一沓子錢中，拿出的那200塊——那沓子錢少說也有5000。那陣兒的5000塊錢，可不是小數，94年那會兒，5000塊錢差不多是他一年多的工資。

房東一家雖然條件不錯，但也不是什麼富得流油的人家（不然幹嘛要把一個房間租出去）——兜裡的錢，是為了第二天去外地準備的。給完錢，徐學禮對“王蘭”說，他們一家子第二天要坐火車去外地親戚家，差不多得一個星期能回來。他們不在的日子，希望家裡這邊兒幫忙照應一下。馬豔紅滿口答應，可滿腦子都是那一沓子5000塊錢。

第二天臨走前，房東大哥也沒忘馬豔紅說她“窮得吃不上飯”這事兒。

媳婦兒做好了飯，他敲門叫馬豔紅出來一起吃——後來警察審訊時，馬豔紅說，那一下子，她突然覺得那5000塊錢有戲了。她馬上張羅起來：大哥嫂子馬上就出遠門，不好好給你們送行，咋過能意的去？她顛顛兒出門，買了啤酒會讓飲料，又從藥店買了利眠寧。現在這種藥必須得拿處方才能買到了

回去的路上，她把利眠寧鑿成了粉，起開一點點瓶蓋，把粉末兌進去，又把蓋扣上——從這點上看，這姐們兒平時真沒少喝酒。回到家裡，她繼續“張羅”：先上廚房把飲料“起開”，又在飯桌上一邊跟房東掏心窩子，一邊勸酒。沒多一會兒，一家三口就昏睡了過去。她從房東兜裡掏出那沓現金。看著昏睡的一家人，馬豔紅說自己當時覺得 “等人醒了發現錢沒了，不太好，畢竟人家對我挺好的”。

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她從廚房拿出菜刀，對著脖子砍了下去。殺死一家三口後，她覺著這三具屍體太容易被人發現了——後來鄰居說，那天晚上，還以為徐學禮家砍了一晚上豬肉絆子。隨後，馬豔紅花了幾天晚上，騎著自行車，把屍塊裝進塑料袋，分批扔在了佳木斯的不同地方。

“事兒辦利索”之後，她拿著那沓錢，在市區裡租了一個更好的房子。

反社會性人格障礙，一般都是男性——這事兒跟激素什麼的有一定關係。國內女性殺人案中，馬豔紅是唯一一個，有這種人格障礙。吃喝都不愁的馬豔紅，全身心投入了佳木斯的夜生活中。不知道她是不是意識到，舞廳裡的情緣“只能玩玩兒”。

1995年，她來到信息部，以任秀娥的身份，擁有了一個政法口警察男友，董大慶。董大慶喜歡極了他的秀娥。處了沒多久，馬豔紅就把租的房子退了，和董大慶一起同居。董大慶早有結婚的打算，他把攢下的兩萬塊錢存摺，給馬豔紅看，說這就是兩個人結婚用的錢——在這之前，馬豔紅時不時暗示董大慶，說自己的前夫很有錢，想試探他的家底。

1995年6月2號，馬豔紅說要慰勞她的老公，下廚炒了倆菜，還給他配了啤酒。董大慶一飲而盡，不一會兒就昏睡了過去。正準備下手時，大慶的同事敲門來找他。馬豔紅還把同事迎進屋，端茶遞煙，說：“小董喝多了，你看，真不好意思。”同事走後，她又一次操起了菜刀。

“殺董大慶我也不是沒猶豫，他樣樣都好，我的底兒早晚得露，到時候他還能瞧得起我嗎？再說，他還是警察。” 被捕後，馬豔紅說。根據她的交代，公安人員在佳木斯市郊，挖出了被她埋在地下的四個人頭。至此，案件進入審判階段。馬豔紅供認不諱，人證、物證齊全，證據鏈完整，又是四條人命——本來就是板上釘釘一顆槍子的事兒。

可當進入初審時，馬豔紅突然翻供，說以前的供詞都是“他們逼的，引誘我說的。”馬豔紅的辯護律師也提出了質疑：“一個弱女子，怎麼能單獨殺了受過專門訓練的壯男，又怎麼能一對三殺了徐學禮一家三口。案件是否有第三人蔘與？”辯護方又指出，根據案發現場殘留酒的化驗結果，馬豔紅所投藥劑量，最多隻能讓正常的成年人進入似睡非睡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馬豔紅下手取勝率是極低的，就是取勝也應該有搏鬥撕打過程，但案發現場的探察記錄卻沒有記載——馬豔紅有沒有同謀？

可當法庭讓她正面回答，到底有沒有第三個人蔘與案件中時，她的回答又模稜兩可：“一人做事一人當吧。”“自己乾的事，事到如今咬別人幹啥。”案子沒法在有這麼大的疑點的情況下宣判。法庭歇停，讓公訴方找出證據，也讓馬豔紅交代清楚“同謀”到底怎麼回事。

二次開庭，馬豔紅突然交代了她的“幫凶”，一個姓王的哥們。她把和這人怎麼認識的、什麼時候在一起、怎麼殺人、怎麼分錢說得清清楚楚，而她口中這個人，當時身上正有一條命案，是個通緝犯。這事兒挺怪的：男人犯案被通緝的時候，馬豔紅已經在監獄裡了——她說出一個同謀，這人剛剛好是一通緝犯，找不到人。更有可能，是這個老王遭通緝跑路後，被馬豔紅拿來編故事了——只要這人一天不出現，疑點一直在，案子就不會結，馬豔紅就不會挨槍子兒。

就這樣，在“當事人”沒被抓到前，沒法結案——馬豔紅就這樣，活到了1998年。1998年年末，案件第三次開庭，檢察院出示證據：馬豔紅說不出這個王某相貌的特徵；她作案時，這人壓根兒就不在佳木斯；

馬豔紅所說的兩人相處時間，找不出第三個人能證明——馬豔紅“翻案”的證詞是假的。

1998年12月22日，31歲的馬豔紅被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