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人丨聆雨子
編輯丨夏天
據最新統計結果顯示，2019年1-5月中國電影分賬票房（不含服務費）和觀影人次的同比增速均為負，出現2011年後的首次下降，其中，分賬票房（不含服務費）累計249.41億元，同比降幅達6.35%。
對於中國電影而言，這次不期而至的“負增長”，顯得過於猝不及防。畢竟，過去的整整九年裡，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它，早已習慣了各路資本炙熱的目光，習慣了市場增速爆炸式的高光，習慣了“年度票房六百億”“單月票房過百億”和“單日票房13億”的榮光。
彷彿屬於它的，就該是默認的、持久的興隆昌盛，就該是把打破紀錄和創造奇蹟視作探囊取物的尋常。
沒有人能夠永遠馬不停蹄地狂奔，沒有人能一路以加速度前行卻不用經歷節奏調整，偶爾放慢腳步，也未必就是末日和萬劫不復的沉淪。
關鍵在於，要想清楚下降的原因，要揭開數據所表達的內容、所隱含的律動，以及它所傳遞出的，可以參照、可以反思、可以修正、可以引以為鑑的深層信息。
作為過去時的紅利期
第一個問題在於，過去九年，電影產業超高頻上揚的動因何在，而這個動因，在當下，為什麼會難於為繼？
當然，趕上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甚至是過熱增長的春風，沒有誰不是借力和得利於時代。電影票房，也無非是“持續擴大內需”的一個部分，只不過，相比於一些宏觀而抽象的名目（比如“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它似乎更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娛樂，更易於被談論、關注和感知，相比於另一些更讓人焦慮和恐懼的泡沫（比如房地產），它似乎也更讓人快樂和沒有負擔。
這種聯動性，決定了一榮俱榮，也完全可能導出一損俱損。
首當其衝的，就是“城鎮化”的趨於飽和：大城市的對外輻射和擴張、小城市乃至小城鎮的現代化設施改造，是一個和中國電影的發展齊頭並進的互文過程——前者意味著，每增加幾個新的住宅板塊，就要配上一個shopping mall，而眾所周知，現代商務綜合體裡的必備功能區，除了購物和餐飲，就是電影院；後者則是典型的“院線下沉”，讓那些之前沒有電影院的地方也建起了電影院，甚至，以“建起電影院”作為邁入時尚生活的標杆符號——而這個過程，在上一個九年裡，其實完成得差不多了。
擴張總有擴無可擴的一天，下沉總有沉到了最底的一天，就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樣，中國電影的這一輪增長，最本質的東西，只不過是銀幕數的增長，那麼，總有一個時刻，能建上銀幕的地方，都已經建上了銀幕。
當所有的增量都變成了常量，你去哪裡尋找新的增量？
更大的可能反而是，一旦失去增量的興奮點，常量就成了變量——全國六萬塊以上的銀幕，大量閒置和空場放映，幾乎不可避免。
另一個瓶頸，來自於移動互聯時代裡屢試不爽的、我們都曾反覆受益過的陽謀：賠本賺吆喝的市場圈地。
也許大家都聽過一個詞叫“票補”，這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內核也無非就是“我幫你付一部分錢，從而吸引你來我這裡花錢”，它和滴滴、美團、拼多多、共享單車、瑞幸咖啡所做過或正在做的事情，別無二致。
第一部啟用“票補”戰略的電影是2014暑期檔的《變形金剛4》，最終，它成為當年內地票房冠軍。“低價”對於中國消費者的吸引力，根本不用懷疑。一年後，貓眼、淘票票等在線大平臺的年度票補數值就已經到達10億元以上。許多院線也隨之跟上，主動參與了這場互聯網遊戲。就連製作方，也逐漸默認要把投資預算的一部分，專門用於“貼錢促銷”，2017年票補總額裡，來自片方的比例，開始佔到60%。
這種玩法，給我們帶來了大量“8.8元低價看電影”的機會，但這種玩法本身無異於飲鴆止渴，是畸形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到2018年底，總局出手電影管理新政，票補正式取消，接下來，報復式反噬開啟：19年賀歲檔院線齊齊漲價，網友們已經開始調侃要失去“電影自由”，而兩個月前《復仇者聯盟4》動輒高達三四百元的預售票，大家或許還記憶猶新。享受過廉價午餐的人，要重新建立奢侈消費的習慣，這份心理建設，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了。
此外還必須承認的是，我們生活在娛樂形態過於多元化的今天，對電影的熱愛，無時無刻不在遭遇著其它娛樂終端的干擾、分流和侵奪，“看什麼電影？是抖音不好刷、網綜不好看還是手遊不好玩？”這樣的自嘲式天問固然還帶有幾分玩笑意味，但當代人最熟悉、最適應、最願意採用的文化信息接收方式——碎片、短體量、互動性、即時反饋、多線程作業，其實都與電影藝術“燈光全息、手機調至靜音的封閉空間內兩個小時左右的全身心沉浸”要求背道而馳。
更不要說那些在之前的票房神話裡被掩藏、被忽略了的先天不足，那些被酷炫的成績單衝昏頭腦後想當然就無視了的漏洞和隱患：3D、IMAX、巨幕、4K超高清等純技術層面的噱頭所引起的盲目追捧——“進了影院不知看哪部電影、那就選名字後面掛著3D的那部”——以及這種追捧的迅速落潮。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三年前那部“全世界都是2D版本，唯獨特供中國內地3D”的《諜影重重5》，以及它留下的“摘掉眼鏡是諜影，戴上眼鏡是諜影重重”的著名笑話。
越來越不可控的政策風險，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內容分級制，今年頻頻發生的臨時撤檔鬧劇，對投資者和觀看者積極性的雙重打擊。
觸目驚心的兩極分化，食物鏈頂端的贏家通吃下，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大量粗製濫造的炮灰：以2017年為例，《戰狼2》豪取56.78億票房，可在排行榜末尾，喜劇片《村長相聲哥》（還是李金斗主演，卡司還不算太爛）總票房1205元，歌舞片《我的舞林江湖》總票房550元，動畫片《嘻哈英雄》總票房255元，累計觀眾6人。
作為將來時的冷靜期
由此可見，“蛋糕做大了”，只不過是被端到桌面上的一個可見結果。
至於是用什麼材料做大的、用什麼技藝做大的，這背後，完全可能是由一套讓人生疑的邏輯在催化和支撐。或者說，蛋糕做大了只是因為“更多人吃上蛋糕了”、“以前沒有吃蛋糕習慣的人學會吃蛋糕了”，只是因為“以前買不到蛋糕的人有機會買到蛋糕了”、“以前買不起蛋糕的人能夠買得起蛋糕了”。而不是因為“以前就一直在吃蛋糕的人，變得越來越喜歡吃蛋糕了”。
最後這句話需要的，就不僅僅是“蛋糕做大了”，而是“蛋糕做好了”。
逆推這九年，開篇剛好是2010賀歲檔的《阿凡達》，那時候大部分中國人對於電影的理解，依然在於“奇觀性”——看得好爽，就像1998年影響了幾代人的《泰坦尼克號》，1995年開啟了進口分賬大片成功序幕的《真實的謊言》。過去九年的繁榮，確切無疑地養肥了整個行業，但同時，它還確切無疑地訓練了觀眾。
九年過去，一代從小經歷過歐美日韓電影洗禮的、閱片量遠超父輩的年輕觀眾，開始成長為市場主體，大眾的審美基準線也被拉到了新的維度上。脫離戲劇體驗和情感體驗的視覺性，早已經不是收智商稅的萬能藥方，與之相反，越來越多人開始主動地介入到影片思想性和故事性的討論與研判中，無論是豆瓣上的參與評分，還是朋友圈的主動推介：從《大聖歸來》到《紅海行動》到《我不是藥神》，都是起初市場品相併不看好，經過普通網友的“眾籌式口碑發酵”，最終逆勢上行的典範。
這說明什麼？說明中國的電影土壤依然擺在那裡，中國人的電影需求、電影判斷力依然擺在那裡。只不過，它不再依賴於雞血和狗血，而在呼喚一種更加健康的模式。從這個標準上看，我們前面分析的所有原因都是外部的，內在的斷裂則應該表述為：中國電影在內容上的火候、段位、能力、口碑，依然沒有與它在經濟上的攻城略地形成表裡如一的匹配。
既然如此，與其急著扔出“衰退”這種過於武斷的判詞，先把這次的下降定義為“冷卻”，好像顯得更加客觀與理性，至少是，更加中性。虛火過盛的、臆症式的高熱跟前，“跑一場流量＋搞一個ip＋佔一天微博熱搜就能快速掙錢”的盲目跟前，“冷卻”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它能夠導出“冷靜”。
別忘了，之前的輝煌期，其實，也是從冷靜裡萌發的。
正是成功地從《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無極》《夜宴》《墨攻》《天地英雄》的“古裝大片階段”降火降熱，冷靜到了《失戀33天》《人在囧途之泰囧》《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國合夥人》《北京遇上西雅圖》的“中等成本類型片階段”，2010-2012年間，中國電影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恰切的發展形態，之後的九年，我們才會走得如此業績斐然。
如果說，那是一次投資形態和製作形態上的理性化。那麼如今，我們能否把“負增長”看作一個機會，進入一次產業形態和內容形態上的理性化呢？
畢竟，不管正增長還是負增長，飛昇還是落潮，對於電影人來說，踏踏實實地編寫和敘述故事、勤勤懇懇地磨練和運用技術、認認真真地思索和討論道理，這才是永遠正確的事情。用一個流行的政治學術語來形容：中國電影接下來需要的，是一場“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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