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爾哈赤發佈了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汗諭”，這是努爾哈赤為死後所設計政治體制。強調“同心謀國”，共議國是，在政治上汗王與八和碩貝勒處於平等的地位，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義務的承擔，掠獲品的分配，司法權的行使，都要經過八家共議才能決定。經濟上的一切利益，要堅持“八分”分配的原則。對汗王的擁立或廢黜，也要通過八旗共議才能決定。規定以後推舉的共主稱國主，不稱汗，八旗貝勒稱王。
努爾哈赤病逝以後，後金政權統治階層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爭鬥乃至性命代價，皇太極最終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貝勒”的擁護支持，“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繼承汗位，成為後金政權第二代國主。但皇太極繼承汗位似乎與努爾哈赤生前對後金政權統治階層的設定有著本質不同，《滿洲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生前並未預立汗儲，只是對“八大貝勒”共治國政進行了規定：
“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汗位的繼承雖然是滿洲統治階層大多人的意見，但如果皇太極真要獨自掌管後金政權，一把把持朝政又明顯違背了努爾哈赤生前對於後金政權政治制度的嚴格規定，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沿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過皇太極對自己繼承汗位的清醒認識：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
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爾哈赤發佈了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汗諭”，這是努爾哈赤為死後所設計政治體制。強調“同心謀國”，共議國是，在政治上汗王與八和碩貝勒處於平等的地位，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義務的承擔，掠獲品的分配，司法權的行使，都要經過八家共議才能決定。經濟上的一切利益，要堅持“八分”分配的原則。對汗王的擁立或廢黜，也要通過八旗共議才能決定。規定以後推舉的共主稱國主，不稱汗，八旗貝勒稱王。
努爾哈赤病逝以後，後金政權統治階層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爭鬥乃至性命代價，皇太極最終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貝勒”的擁護支持，“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繼承汗位，成為後金政權第二代國主。但皇太極繼承汗位似乎與努爾哈赤生前對後金政權統治階層的設定有著本質不同，《滿洲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生前並未預立汗儲，只是對“八大貝勒”共治國政進行了規定：
“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汗位的繼承雖然是滿洲統治階層大多人的意見，但如果皇太極真要獨自掌管後金政權，一把把持朝政又明顯違背了努爾哈赤生前對於後金政權政治制度的嚴格規定，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沿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過皇太極對自己繼承汗位的清醒認識：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
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的共同政治影響來初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汗位權威。《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皇太極繼位以後，對於努爾哈赤時期政治制度的沿用：
“上即位以來，歷五年所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受。”
但雄心大略、權力慾望極大的皇太極肯定不會讓這種嚴重分攤漢權的政治形式長期存在，而且皇太極和“三大貝勒”之間有著非常尖銳的矛盾：
大貝勒代善乃系努爾哈赤次子，早年便跟隨在努爾哈赤身邊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地位顯赫，而且為正紅旗旗主。褚英被廢黜太子之位以後，代善一度成為公認的汗位繼承人。努爾哈赤病逝以後，代善受到了兒子——嶽託、薩哈廉的脅迫，再加上代善自身“奪嫡無望”的自知之明，心不甘情不願的擁立了皇太極。
二貝勒阿敏乃系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雖然較之其他三位貝勒，他屬於皇室近支宗親，但其對後金政權汗位的垂涎似乎延續了其父舒爾哈齊的野心和期望。《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阿敏在努爾哈赤時期和皇太極時期的種種不臣之舉：
“二貝勒父子欲擅離我國，往據一方自立，自皇考勸之不聽。”
“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由此可見，阿敏對於汗權乃至分裂後金政權的野心一直未死。
三貝勒莽古爾泰乃系努爾哈赤第五子，努爾哈赤第二任福晉富察氏所生，他性格暴烈、莽撞衝動，而且自恃擁立皇太極繼位有功，在皇太極面前屢屢有不敬之舉。
《八旗通志》甚至以莽古爾泰在皇太極面前的不敬之舉為負面典型，專門就該種情況進行了約束和懲罰規定：
莽古爾泰在大淩河之戰中，公然對抗皇太極，於御前露刀大不敬。
所以，雖然皇太極繼承了後金政權的汗位，但“三大貝勒”對皇太極汗權權威的威脅甚至直接想“取而代之”的念頭都讓皇太極必須採取相關措施才能捍衛汗權權威和地位。就此，多爾袞和多鐸這一對一母同胞正式走進了皇太極的視線。
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爾哈赤發佈了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汗諭”，這是努爾哈赤為死後所設計政治體制。強調“同心謀國”，共議國是，在政治上汗王與八和碩貝勒處於平等的地位，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義務的承擔，掠獲品的分配，司法權的行使，都要經過八家共議才能決定。經濟上的一切利益，要堅持“八分”分配的原則。對汗王的擁立或廢黜，也要通過八旗共議才能決定。規定以後推舉的共主稱國主，不稱汗，八旗貝勒稱王。
努爾哈赤病逝以後，後金政權統治階層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爭鬥乃至性命代價，皇太極最終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貝勒”的擁護支持，“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繼承汗位，成為後金政權第二代國主。但皇太極繼承汗位似乎與努爾哈赤生前對後金政權統治階層的設定有著本質不同，《滿洲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生前並未預立汗儲，只是對“八大貝勒”共治國政進行了規定：
“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汗位的繼承雖然是滿洲統治階層大多人的意見，但如果皇太極真要獨自掌管後金政權，一把把持朝政又明顯違背了努爾哈赤生前對於後金政權政治制度的嚴格規定，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沿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過皇太極對自己繼承汗位的清醒認識：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
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的共同政治影響來初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汗位權威。《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皇太極繼位以後，對於努爾哈赤時期政治制度的沿用：
“上即位以來，歷五年所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受。”
但雄心大略、權力慾望極大的皇太極肯定不會讓這種嚴重分攤漢權的政治形式長期存在，而且皇太極和“三大貝勒”之間有著非常尖銳的矛盾：
大貝勒代善乃系努爾哈赤次子，早年便跟隨在努爾哈赤身邊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地位顯赫，而且為正紅旗旗主。褚英被廢黜太子之位以後，代善一度成為公認的汗位繼承人。努爾哈赤病逝以後，代善受到了兒子——嶽託、薩哈廉的脅迫，再加上代善自身“奪嫡無望”的自知之明，心不甘情不願的擁立了皇太極。
二貝勒阿敏乃系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雖然較之其他三位貝勒，他屬於皇室近支宗親，但其對後金政權汗位的垂涎似乎延續了其父舒爾哈齊的野心和期望。《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阿敏在努爾哈赤時期和皇太極時期的種種不臣之舉：
“二貝勒父子欲擅離我國，往據一方自立，自皇考勸之不聽。”
“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由此可見，阿敏對於汗權乃至分裂後金政權的野心一直未死。
三貝勒莽古爾泰乃系努爾哈赤第五子，努爾哈赤第二任福晉富察氏所生，他性格暴烈、莽撞衝動，而且自恃擁立皇太極繼位有功，在皇太極面前屢屢有不敬之舉。
《八旗通志》甚至以莽古爾泰在皇太極面前的不敬之舉為負面典型，專門就該種情況進行了約束和懲罰規定：
莽古爾泰在大淩河之戰中，公然對抗皇太極，於御前露刀大不敬。
所以，雖然皇太極繼承了後金政權的汗位，但“三大貝勒”對皇太極汗權權威的威脅甚至直接想“取而代之”的念頭都讓皇太極必須採取相關措施才能捍衛汗權權威和地位。就此，多爾袞和多鐸這一對一母同胞正式走進了皇太極的視線。
01 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兄弟的政治同盟
雖然多爾袞和多鐸兄弟在努爾哈赤眾多兒子中並不起眼，但在努爾哈赤晚年，因為對阿巴亥的寵愛，多爾袞和多鐸在後金政權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八大貝勒”中佔據一定地位的政治勢力。尤其是努爾哈赤生前曾經想要將汗位傳給多爾袞以後，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了大妃阿巴亥的庇佑，但如果加以培養和提攜會很快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為了抑制“三大貝勒”對汗權的威脅和分割，皇太極開始有意培養多爾袞和多鐸，著重提高兩人在朝局和軍隊中的地位。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詳細記載了多爾袞在皇太極時期的逐步升遷：
1、天聰二年，太宗伐察哈爾多羅特部，破敵於敖穆楞，多爾袞有功，賜號墨爾根代青。
2、五年，初設六部，掌吏部事。
3、崇德元年，進封睿親王。
4、崇德三年，上伐喀爾喀，王留守，築遼陽都爾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復治盛京至遼河 大道。八月，命為奉命大將軍，將左翼，嶽託將右翼，伐明。
對多鐸在皇太極時期的升遷為：
1、天聰二年，從太宗伐多羅特部有功，賜號額爾克楚呼爾。
2、崇德元年四月，封豫親王，掌禮部事。
也就是說經過天聰朝十年的磨礪，多爾袞和多鐸成為了清朝建立之初“六大親王”中的兩位，其排名分別為第三、第四位。而且在天聰十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表明多爾袞在皇太極的提攜和培養下，已經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人物，成為絕對能夠和昔日“三大貝勒”相抗衡的中堅力量。
皇太極有意提升多爾袞和多鐸的地位，而多爾袞和多鐸對於皇太極與三大貝勒的鬥爭也選擇站在皇太極一邊。
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爾哈赤發佈了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汗諭”，這是努爾哈赤為死後所設計政治體制。強調“同心謀國”，共議國是，在政治上汗王與八和碩貝勒處於平等的地位，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義務的承擔，掠獲品的分配，司法權的行使，都要經過八家共議才能決定。經濟上的一切利益，要堅持“八分”分配的原則。對汗王的擁立或廢黜，也要通過八旗共議才能決定。規定以後推舉的共主稱國主，不稱汗，八旗貝勒稱王。
努爾哈赤病逝以後，後金政權統治階層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爭鬥乃至性命代價，皇太極最終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貝勒”的擁護支持，“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繼承汗位，成為後金政權第二代國主。但皇太極繼承汗位似乎與努爾哈赤生前對後金政權統治階層的設定有著本質不同，《滿洲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生前並未預立汗儲，只是對“八大貝勒”共治國政進行了規定：
“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汗位的繼承雖然是滿洲統治階層大多人的意見，但如果皇太極真要獨自掌管後金政權，一把把持朝政又明顯違背了努爾哈赤生前對於後金政權政治制度的嚴格規定，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沿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過皇太極對自己繼承汗位的清醒認識：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
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的共同政治影響來初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汗位權威。《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皇太極繼位以後，對於努爾哈赤時期政治制度的沿用：
“上即位以來，歷五年所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受。”
但雄心大略、權力慾望極大的皇太極肯定不會讓這種嚴重分攤漢權的政治形式長期存在，而且皇太極和“三大貝勒”之間有著非常尖銳的矛盾：
大貝勒代善乃系努爾哈赤次子，早年便跟隨在努爾哈赤身邊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地位顯赫，而且為正紅旗旗主。褚英被廢黜太子之位以後，代善一度成為公認的汗位繼承人。努爾哈赤病逝以後，代善受到了兒子——嶽託、薩哈廉的脅迫，再加上代善自身“奪嫡無望”的自知之明，心不甘情不願的擁立了皇太極。
二貝勒阿敏乃系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雖然較之其他三位貝勒，他屬於皇室近支宗親，但其對後金政權汗位的垂涎似乎延續了其父舒爾哈齊的野心和期望。《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阿敏在努爾哈赤時期和皇太極時期的種種不臣之舉：
“二貝勒父子欲擅離我國，往據一方自立，自皇考勸之不聽。”
“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由此可見，阿敏對於汗權乃至分裂後金政權的野心一直未死。
三貝勒莽古爾泰乃系努爾哈赤第五子，努爾哈赤第二任福晉富察氏所生，他性格暴烈、莽撞衝動，而且自恃擁立皇太極繼位有功，在皇太極面前屢屢有不敬之舉。
《八旗通志》甚至以莽古爾泰在皇太極面前的不敬之舉為負面典型，專門就該種情況進行了約束和懲罰規定：
莽古爾泰在大淩河之戰中，公然對抗皇太極，於御前露刀大不敬。
所以，雖然皇太極繼承了後金政權的汗位，但“三大貝勒”對皇太極汗權權威的威脅甚至直接想“取而代之”的念頭都讓皇太極必須採取相關措施才能捍衛汗權權威和地位。就此，多爾袞和多鐸這一對一母同胞正式走進了皇太極的視線。
01 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兄弟的政治同盟
雖然多爾袞和多鐸兄弟在努爾哈赤眾多兒子中並不起眼，但在努爾哈赤晚年，因為對阿巴亥的寵愛，多爾袞和多鐸在後金政權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八大貝勒”中佔據一定地位的政治勢力。尤其是努爾哈赤生前曾經想要將汗位傳給多爾袞以後，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了大妃阿巴亥的庇佑，但如果加以培養和提攜會很快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為了抑制“三大貝勒”對汗權的威脅和分割，皇太極開始有意培養多爾袞和多鐸，著重提高兩人在朝局和軍隊中的地位。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詳細記載了多爾袞在皇太極時期的逐步升遷：
1、天聰二年，太宗伐察哈爾多羅特部，破敵於敖穆楞，多爾袞有功，賜號墨爾根代青。
2、五年，初設六部，掌吏部事。
3、崇德元年，進封睿親王。
4、崇德三年，上伐喀爾喀，王留守，築遼陽都爾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復治盛京至遼河 大道。八月，命為奉命大將軍，將左翼，嶽託將右翼，伐明。
對多鐸在皇太極時期的升遷為：
1、天聰二年，從太宗伐多羅特部有功，賜號額爾克楚呼爾。
2、崇德元年四月，封豫親王，掌禮部事。
也就是說經過天聰朝十年的磨礪，多爾袞和多鐸成為了清朝建立之初“六大親王”中的兩位，其排名分別為第三、第四位。而且在天聰十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表明多爾袞在皇太極的提攜和培養下，已經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人物，成為絕對能夠和昔日“三大貝勒”相抗衡的中堅力量。
皇太極有意提升多爾袞和多鐸的地位，而多爾袞和多鐸對於皇太極與三大貝勒的鬥爭也選擇站在皇太極一邊。
天聰四年，皇太極“以貝勒阿敏等敗績師還”，不讓入城，“於十五里外立營。”後秉承皇太極的旨意，“諸貝勒大臣等議大貝勒阿敏十六罪狀具奏。”借永平之敗，列阿敏十六大罪狀，貝勒阿敏雖“已自服罪”，“於 是 眾 貝 勒 大 臣 等 合 詞 請 誅，以 彰 國法。” 包括多爾袞、多鐸在內的眾貝勒大臣竟無人替阿敏求情，反而一致請求誅殺阿敏。阿敏剛愎自用，四面樹敵，沒有穩定的同盟者是此結果的重要原因。出於穩定政權，團結內部的需要，“上不忍加誅，從寬免死，幽禁之。”皇太極將阿敏幽禁，至死未放出。自此，在多爾袞、多鐸等人的直接作用下，阿敏正式退出政治舞臺。
而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和直接支持，但在此期間皇太極和多爾袞之間的另類默契，讓人看到了多爾袞兄弟對皇太極的另類支持，那就是對於皇太極清理以莽古爾泰為代表的正藍旗勢力時，多爾袞不反對、不阻止甚至用磨人的方式來擁護皇太極的決定。對於皇太極而言，這無疑是皇權集中道路上減少障礙的最佳表現。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
大貝勒莽古爾泰議革去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六年十二月，以暴疾卒。”莽古爾泰死後，正藍旗旗主由莽古爾泰同母弟德格類繼任。天聰九年十月，德格類也去世了。很快皇太極“所屬冷僧機追首莽古爾泰朋謀不軌事，削貝勒，黜宗室，爵除。”
冷僧機是誰？這位清初時期最善於政治投機的人物，最終的歸屬頭靠在了多爾袞的麾下，冷僧機當時對於莽古爾泰等人的告發是不是多爾袞的授意呢？而且，皇太極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很快得到了皇室宗親們的一致認可：
“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和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鐸聞之皆怒。”
這裡面雖然沒有多爾袞的表態，但在同年多爾袞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在並大婚之時，皇太極給予了非常厚重的賞賜。《滿文老檔》記載：
墨爾根戴青貝勒去科爾沁娶汗的大福晉的妹為妻。汗的大福晉率眾貝勒的福晉們迎於五裡外，設大宴，入城了。
滿洲貴族的婚姻是其政治地位的重要反應，多爾袞不僅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而且迎娶時皇太極給予了很高的待遇，而正好這期間發生了冷僧機告發莽古爾泰、德格類事件，在多爾袞未對該事件明確表態時，皇太極的舉動明顯具有討好、拉攏多爾袞之意，所以皇太極和多爾袞達成某種默契也是可能的，這樣就明顯減輕了皇太極懲處、兼併莽古爾泰等正藍旗勢力的阻力。
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爾哈赤發佈了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汗諭”，這是努爾哈赤為死後所設計政治體制。強調“同心謀國”，共議國是，在政治上汗王與八和碩貝勒處於平等的地位，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義務的承擔，掠獲品的分配，司法權的行使，都要經過八家共議才能決定。經濟上的一切利益，要堅持“八分”分配的原則。對汗王的擁立或廢黜，也要通過八旗共議才能決定。規定以後推舉的共主稱國主，不稱汗，八旗貝勒稱王。
努爾哈赤病逝以後，後金政權統治階層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爭鬥乃至性命代價，皇太極最終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貝勒”的擁護支持，“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繼承汗位，成為後金政權第二代國主。但皇太極繼承汗位似乎與努爾哈赤生前對後金政權統治階層的設定有著本質不同，《滿洲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生前並未預立汗儲，只是對“八大貝勒”共治國政進行了規定：
“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汗位的繼承雖然是滿洲統治階層大多人的意見，但如果皇太極真要獨自掌管後金政權，一把把持朝政又明顯違背了努爾哈赤生前對於後金政權政治制度的嚴格規定，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沿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過皇太極對自己繼承汗位的清醒認識：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
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的共同政治影響來初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汗位權威。《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皇太極繼位以後，對於努爾哈赤時期政治制度的沿用：
“上即位以來，歷五年所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受。”
但雄心大略、權力慾望極大的皇太極肯定不會讓這種嚴重分攤漢權的政治形式長期存在，而且皇太極和“三大貝勒”之間有著非常尖銳的矛盾：
大貝勒代善乃系努爾哈赤次子，早年便跟隨在努爾哈赤身邊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地位顯赫，而且為正紅旗旗主。褚英被廢黜太子之位以後，代善一度成為公認的汗位繼承人。努爾哈赤病逝以後，代善受到了兒子——嶽託、薩哈廉的脅迫，再加上代善自身“奪嫡無望”的自知之明，心不甘情不願的擁立了皇太極。
二貝勒阿敏乃系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雖然較之其他三位貝勒，他屬於皇室近支宗親，但其對後金政權汗位的垂涎似乎延續了其父舒爾哈齊的野心和期望。《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阿敏在努爾哈赤時期和皇太極時期的種種不臣之舉：
“二貝勒父子欲擅離我國，往據一方自立，自皇考勸之不聽。”
“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由此可見，阿敏對於汗權乃至分裂後金政權的野心一直未死。
三貝勒莽古爾泰乃系努爾哈赤第五子，努爾哈赤第二任福晉富察氏所生，他性格暴烈、莽撞衝動，而且自恃擁立皇太極繼位有功，在皇太極面前屢屢有不敬之舉。
《八旗通志》甚至以莽古爾泰在皇太極面前的不敬之舉為負面典型，專門就該種情況進行了約束和懲罰規定：
莽古爾泰在大淩河之戰中，公然對抗皇太極，於御前露刀大不敬。
所以，雖然皇太極繼承了後金政權的汗位，但“三大貝勒”對皇太極汗權權威的威脅甚至直接想“取而代之”的念頭都讓皇太極必須採取相關措施才能捍衛汗權權威和地位。就此，多爾袞和多鐸這一對一母同胞正式走進了皇太極的視線。
01 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兄弟的政治同盟
雖然多爾袞和多鐸兄弟在努爾哈赤眾多兒子中並不起眼，但在努爾哈赤晚年，因為對阿巴亥的寵愛，多爾袞和多鐸在後金政權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八大貝勒”中佔據一定地位的政治勢力。尤其是努爾哈赤生前曾經想要將汗位傳給多爾袞以後，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了大妃阿巴亥的庇佑，但如果加以培養和提攜會很快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為了抑制“三大貝勒”對汗權的威脅和分割，皇太極開始有意培養多爾袞和多鐸，著重提高兩人在朝局和軍隊中的地位。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詳細記載了多爾袞在皇太極時期的逐步升遷：
1、天聰二年，太宗伐察哈爾多羅特部，破敵於敖穆楞，多爾袞有功，賜號墨爾根代青。
2、五年，初設六部，掌吏部事。
3、崇德元年，進封睿親王。
4、崇德三年，上伐喀爾喀，王留守，築遼陽都爾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復治盛京至遼河 大道。八月，命為奉命大將軍，將左翼，嶽託將右翼，伐明。
對多鐸在皇太極時期的升遷為：
1、天聰二年，從太宗伐多羅特部有功，賜號額爾克楚呼爾。
2、崇德元年四月，封豫親王，掌禮部事。
也就是說經過天聰朝十年的磨礪，多爾袞和多鐸成為了清朝建立之初“六大親王”中的兩位，其排名分別為第三、第四位。而且在天聰十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表明多爾袞在皇太極的提攜和培養下，已經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人物，成為絕對能夠和昔日“三大貝勒”相抗衡的中堅力量。
皇太極有意提升多爾袞和多鐸的地位，而多爾袞和多鐸對於皇太極與三大貝勒的鬥爭也選擇站在皇太極一邊。
天聰四年，皇太極“以貝勒阿敏等敗績師還”，不讓入城，“於十五里外立營。”後秉承皇太極的旨意，“諸貝勒大臣等議大貝勒阿敏十六罪狀具奏。”借永平之敗，列阿敏十六大罪狀，貝勒阿敏雖“已自服罪”，“於 是 眾 貝 勒 大 臣 等 合 詞 請 誅，以 彰 國法。” 包括多爾袞、多鐸在內的眾貝勒大臣竟無人替阿敏求情，反而一致請求誅殺阿敏。阿敏剛愎自用，四面樹敵，沒有穩定的同盟者是此結果的重要原因。出於穩定政權，團結內部的需要，“上不忍加誅，從寬免死，幽禁之。”皇太極將阿敏幽禁，至死未放出。自此，在多爾袞、多鐸等人的直接作用下，阿敏正式退出政治舞臺。
而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和直接支持，但在此期間皇太極和多爾袞之間的另類默契，讓人看到了多爾袞兄弟對皇太極的另類支持，那就是對於皇太極清理以莽古爾泰為代表的正藍旗勢力時，多爾袞不反對、不阻止甚至用磨人的方式來擁護皇太極的決定。對於皇太極而言，這無疑是皇權集中道路上減少障礙的最佳表現。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
大貝勒莽古爾泰議革去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六年十二月，以暴疾卒。”莽古爾泰死後，正藍旗旗主由莽古爾泰同母弟德格類繼任。天聰九年十月，德格類也去世了。很快皇太極“所屬冷僧機追首莽古爾泰朋謀不軌事，削貝勒，黜宗室，爵除。”
冷僧機是誰？這位清初時期最善於政治投機的人物，最終的歸屬頭靠在了多爾袞的麾下，冷僧機當時對於莽古爾泰等人的告發是不是多爾袞的授意呢？而且，皇太極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很快得到了皇室宗親們的一致認可：
“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和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鐸聞之皆怒。”
這裡面雖然沒有多爾袞的表態，但在同年多爾袞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在並大婚之時，皇太極給予了非常厚重的賞賜。《滿文老檔》記載：
墨爾根戴青貝勒去科爾沁娶汗的大福晉的妹為妻。汗的大福晉率眾貝勒的福晉們迎於五裡外，設大宴，入城了。
滿洲貴族的婚姻是其政治地位的重要反應，多爾袞不僅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而且迎娶時皇太極給予了很高的待遇，而正好這期間發生了冷僧機告發莽古爾泰、德格類事件，在多爾袞未對該事件明確表態時，皇太極的舉動明顯具有討好、拉攏多爾袞之意，所以皇太極和多爾袞達成某種默契也是可能的，這樣就明顯減輕了皇太極懲處、兼併莽古爾泰等正藍旗勢力的阻力。
而對於代善，這個政治智慧極高的人物，眼見於此，主動做出了表態，《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
“儻皇上不令臣與議事之列，臣亦何敢違背上命。”
自此，“三大貝勒”和皇太極分攤皇權，威脅皇權集中的局面，在皇太極一手扶持起來的多爾袞兄弟的直接或間接支持下，徹底打破。皇太極成為清王朝名副其實的皇帝。
02 清朝建立後，皇權和旗權矛盾下，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之間關係的變化
“三大貝勒”的勢力被逐步消除後，皇太極改元稱帝，建立清朝，其皇權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但隨之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著變化。
崇德元年，“分敘諸兄弟子侄軍功”，多爾袞封為和碩睿親王，多鐸封為和碩豫親王。雖然多爾袞和多鐸繼續保持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但皇太極對二者的態度則變得有所不同。對於多爾袞，皇太極表現出繼續拉攏和重用，而對多鐸則更多表現出壓制的態度，同時防止多爾袞和多鐸過於親密，希圖將多爾袞和多鐸“分而治之”。
對於多爾袞，皇太極表現更多的是拉攏和重用：
《清史列傳》記載，皇太極曾經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過對多爾袞的態度：
“朕愛爾過於群子弟！”
皇太極對於多爾袞的看重態度一方面在於他依然需要軍事才能卓著的多爾袞於戰場建立功勳，為大清建功立業甚至為清朝入關留下一個關鍵性的軍事統帥；另一方面，他還希望藉由多爾袞的勢力，控制和平衡逐步崛起的滿洲貴族勢力，也就是旗權對於皇權的分攤。
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爾哈赤發佈了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汗諭”，這是努爾哈赤為死後所設計政治體制。強調“同心謀國”，共議國是，在政治上汗王與八和碩貝勒處於平等的地位，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義務的承擔，掠獲品的分配，司法權的行使，都要經過八家共議才能決定。經濟上的一切利益，要堅持“八分”分配的原則。對汗王的擁立或廢黜，也要通過八旗共議才能決定。規定以後推舉的共主稱國主，不稱汗，八旗貝勒稱王。
努爾哈赤病逝以後，後金政權統治階層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爭鬥乃至性命代價，皇太極最終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貝勒”的擁護支持，“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繼承汗位，成為後金政權第二代國主。但皇太極繼承汗位似乎與努爾哈赤生前對後金政權統治階層的設定有著本質不同，《滿洲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生前並未預立汗儲，只是對“八大貝勒”共治國政進行了規定：
“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汗位的繼承雖然是滿洲統治階層大多人的意見，但如果皇太極真要獨自掌管後金政權，一把把持朝政又明顯違背了努爾哈赤生前對於後金政權政治制度的嚴格規定，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沿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過皇太極對自己繼承汗位的清醒認識：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
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的共同政治影響來初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汗位權威。《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皇太極繼位以後，對於努爾哈赤時期政治制度的沿用：
“上即位以來，歷五年所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受。”
但雄心大略、權力慾望極大的皇太極肯定不會讓這種嚴重分攤漢權的政治形式長期存在，而且皇太極和“三大貝勒”之間有著非常尖銳的矛盾：
大貝勒代善乃系努爾哈赤次子，早年便跟隨在努爾哈赤身邊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地位顯赫，而且為正紅旗旗主。褚英被廢黜太子之位以後，代善一度成為公認的汗位繼承人。努爾哈赤病逝以後，代善受到了兒子——嶽託、薩哈廉的脅迫，再加上代善自身“奪嫡無望”的自知之明，心不甘情不願的擁立了皇太極。
二貝勒阿敏乃系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雖然較之其他三位貝勒，他屬於皇室近支宗親，但其對後金政權汗位的垂涎似乎延續了其父舒爾哈齊的野心和期望。《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阿敏在努爾哈赤時期和皇太極時期的種種不臣之舉：
“二貝勒父子欲擅離我國，往據一方自立，自皇考勸之不聽。”
“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由此可見，阿敏對於汗權乃至分裂後金政權的野心一直未死。
三貝勒莽古爾泰乃系努爾哈赤第五子，努爾哈赤第二任福晉富察氏所生，他性格暴烈、莽撞衝動，而且自恃擁立皇太極繼位有功，在皇太極面前屢屢有不敬之舉。
《八旗通志》甚至以莽古爾泰在皇太極面前的不敬之舉為負面典型，專門就該種情況進行了約束和懲罰規定：
莽古爾泰在大淩河之戰中，公然對抗皇太極，於御前露刀大不敬。
所以，雖然皇太極繼承了後金政權的汗位，但“三大貝勒”對皇太極汗權權威的威脅甚至直接想“取而代之”的念頭都讓皇太極必須採取相關措施才能捍衛汗權權威和地位。就此，多爾袞和多鐸這一對一母同胞正式走進了皇太極的視線。
01 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兄弟的政治同盟
雖然多爾袞和多鐸兄弟在努爾哈赤眾多兒子中並不起眼，但在努爾哈赤晚年，因為對阿巴亥的寵愛，多爾袞和多鐸在後金政權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八大貝勒”中佔據一定地位的政治勢力。尤其是努爾哈赤生前曾經想要將汗位傳給多爾袞以後，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了大妃阿巴亥的庇佑，但如果加以培養和提攜會很快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為了抑制“三大貝勒”對汗權的威脅和分割，皇太極開始有意培養多爾袞和多鐸，著重提高兩人在朝局和軍隊中的地位。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詳細記載了多爾袞在皇太極時期的逐步升遷：
1、天聰二年，太宗伐察哈爾多羅特部，破敵於敖穆楞，多爾袞有功，賜號墨爾根代青。
2、五年，初設六部，掌吏部事。
3、崇德元年，進封睿親王。
4、崇德三年，上伐喀爾喀，王留守，築遼陽都爾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復治盛京至遼河 大道。八月，命為奉命大將軍，將左翼，嶽託將右翼，伐明。
對多鐸在皇太極時期的升遷為：
1、天聰二年，從太宗伐多羅特部有功，賜號額爾克楚呼爾。
2、崇德元年四月，封豫親王，掌禮部事。
也就是說經過天聰朝十年的磨礪，多爾袞和多鐸成為了清朝建立之初“六大親王”中的兩位，其排名分別為第三、第四位。而且在天聰十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表明多爾袞在皇太極的提攜和培養下，已經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人物，成為絕對能夠和昔日“三大貝勒”相抗衡的中堅力量。
皇太極有意提升多爾袞和多鐸的地位，而多爾袞和多鐸對於皇太極與三大貝勒的鬥爭也選擇站在皇太極一邊。
天聰四年，皇太極“以貝勒阿敏等敗績師還”，不讓入城，“於十五里外立營。”後秉承皇太極的旨意，“諸貝勒大臣等議大貝勒阿敏十六罪狀具奏。”借永平之敗，列阿敏十六大罪狀，貝勒阿敏雖“已自服罪”，“於 是 眾 貝 勒 大 臣 等 合 詞 請 誅，以 彰 國法。” 包括多爾袞、多鐸在內的眾貝勒大臣竟無人替阿敏求情，反而一致請求誅殺阿敏。阿敏剛愎自用，四面樹敵，沒有穩定的同盟者是此結果的重要原因。出於穩定政權，團結內部的需要，“上不忍加誅，從寬免死，幽禁之。”皇太極將阿敏幽禁，至死未放出。自此，在多爾袞、多鐸等人的直接作用下，阿敏正式退出政治舞臺。
而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和直接支持，但在此期間皇太極和多爾袞之間的另類默契，讓人看到了多爾袞兄弟對皇太極的另類支持，那就是對於皇太極清理以莽古爾泰為代表的正藍旗勢力時，多爾袞不反對、不阻止甚至用磨人的方式來擁護皇太極的決定。對於皇太極而言，這無疑是皇權集中道路上減少障礙的最佳表現。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
大貝勒莽古爾泰議革去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六年十二月，以暴疾卒。”莽古爾泰死後，正藍旗旗主由莽古爾泰同母弟德格類繼任。天聰九年十月，德格類也去世了。很快皇太極“所屬冷僧機追首莽古爾泰朋謀不軌事，削貝勒，黜宗室，爵除。”
冷僧機是誰？這位清初時期最善於政治投機的人物，最終的歸屬頭靠在了多爾袞的麾下，冷僧機當時對於莽古爾泰等人的告發是不是多爾袞的授意呢？而且，皇太極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很快得到了皇室宗親們的一致認可：
“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和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鐸聞之皆怒。”
這裡面雖然沒有多爾袞的表態，但在同年多爾袞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在並大婚之時，皇太極給予了非常厚重的賞賜。《滿文老檔》記載：
墨爾根戴青貝勒去科爾沁娶汗的大福晉的妹為妻。汗的大福晉率眾貝勒的福晉們迎於五裡外，設大宴，入城了。
滿洲貴族的婚姻是其政治地位的重要反應，多爾袞不僅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而且迎娶時皇太極給予了很高的待遇，而正好這期間發生了冷僧機告發莽古爾泰、德格類事件，在多爾袞未對該事件明確表態時，皇太極的舉動明顯具有討好、拉攏多爾袞之意，所以皇太極和多爾袞達成某種默契也是可能的，這樣就明顯減輕了皇太極懲處、兼併莽古爾泰等正藍旗勢力的阻力。
而對於代善，這個政治智慧極高的人物，眼見於此，主動做出了表態，《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
“儻皇上不令臣與議事之列，臣亦何敢違背上命。”
自此，“三大貝勒”和皇太極分攤皇權，威脅皇權集中的局面，在皇太極一手扶持起來的多爾袞兄弟的直接或間接支持下，徹底打破。皇太極成為清王朝名副其實的皇帝。
02 清朝建立後，皇權和旗權矛盾下，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之間關係的變化
“三大貝勒”的勢力被逐步消除後，皇太極改元稱帝，建立清朝，其皇權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但隨之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著變化。
崇德元年，“分敘諸兄弟子侄軍功”，多爾袞封為和碩睿親王，多鐸封為和碩豫親王。雖然多爾袞和多鐸繼續保持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但皇太極對二者的態度則變得有所不同。對於多爾袞，皇太極表現出繼續拉攏和重用，而對多鐸則更多表現出壓制的態度，同時防止多爾袞和多鐸過於親密，希圖將多爾袞和多鐸“分而治之”。
對於多爾袞，皇太極表現更多的是拉攏和重用：
《清史列傳》記載，皇太極曾經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過對多爾袞的態度：
“朕愛爾過於群子弟！”
皇太極對於多爾袞的看重態度一方面在於他依然需要軍事才能卓著的多爾袞於戰場建立功勳，為大清建功立業甚至為清朝入關留下一個關鍵性的軍事統帥；另一方面，他還希望藉由多爾袞的勢力，控制和平衡逐步崛起的滿洲貴族勢力，也就是旗權對於皇權的分攤。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了皇太極處理錦州大戰時犯有過錯的多爾袞一事：
圍錦州，王貝勒移營去城三十里，又令每旗一將校率每牛錄甲士五人先歸。上遣濟爾哈朗代將，傳諭詰責，對曰：“臣以敵兵在錦州、松山、杏山三城，皆就他處牧馬。若來犯，可更番抵禦。是以遣人歸牧，治甲械。舊駐地草盡，臣倡議移營就牧，罪實在臣。”上覆使諭曰：“朕愛爾過於群子弟，錫予獨厚。今違命若此，其自議之。”王自言罪當死，上命降郡王，罰銀萬，奪二牛錄。
由此可見，對於犯下死罪的多爾袞，皇太極仍然給予充分肯定，並輕罰以堵悠悠眾口，對多爾袞的袒護和另類看待，可見一斑。
但對於多鐸，皇太極有著不同的考慮和態度。多鐸雖然具有傑出的軍事才能，但政治才能較弱，這突出表現在他行為狂悖，率性而為，缺乏政治敏感性。這些致命弱點，在皇太極看來多多非但不會成為支持自己打壓旗權的中堅力量，甚至可能成為滿洲貴族勢力的代表，徹底站在自己的對立面，成為旗權的代表人物。所以，對於多鐸，皇太極更多的是打壓。
我們同樣以錦州大戰中的過錯，皇太極對於多鐸的處理，探究皇太極對多鐸的不同態度，《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
詔與鄭親王濟爾哈朗軍會，經中後所，大壽以兵來襲，我軍傷九人，亡馬三十。多鐸且戰且走，夜達鄭親王所，合師薄中後所城。上統師至，敵不敢出。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鐸戒諭之，數其罪，下諸王、貝勒、大臣議，削爵，奪所屬入官。上命降貝勒，罰銀萬，奪其奴僕、牲畜三之一，予睿親王多爾袞。尋命掌兵部。
由此可見，多爾袞對於犯錯程度不及多爾袞的多鐸，懲罰是非常嚴厲，不但將其連降三級，成為貝勒，還“奪其奴僕、牲畜三之一，予睿親王多爾袞”，這無疑是在刻意挑撥多爾袞和多鐸之間的兄弟感情，似乎想要讓兩人內鬥，以達到自己坐山觀虎鬥、漁翁得利的政治目的。
導語：皇太極生母系孝慈高皇后，多爾袞、多鐸兄弟生母系努爾哈赤第四任大妃阿巴亥。皇太極這個一母兄長和多爾袞、多鐸這對一母同胞之間的關係從皇太極繼承之初的穩固政治同盟到清朝建立以後的分別對待、分而治之，完美詮釋了皇太極時期，皇權和“三大貝勒”、皇權和旗權之間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揭示了清初時期統治階層的內部政治爭鬥和國家大權最終走向高度集中、集於皇太極一人之手的過程。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權，後金政權本身的將士稀少和敵人的強大，決定了努爾哈赤必須採取激勵兒子和部眾奮勇殺敵、拼命貢獻的治國策略。尤其是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除非太子之位後，努爾哈赤進一步認清了“汗權”集中帶給後金政權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潛在因素，所以努爾哈赤創設“八和碩貝勒”共理國政的基本國策，並賦予該項制度以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爾哈赤發佈了八大貝勒共治國政的“汗諭”，這是努爾哈赤為死後所設計政治體制。強調“同心謀國”，共議國是，在政治上汗王與八和碩貝勒處於平等的地位，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義務的承擔，掠獲品的分配，司法權的行使，都要經過八家共議才能決定。經濟上的一切利益，要堅持“八分”分配的原則。對汗王的擁立或廢黜，也要通過八旗共議才能決定。規定以後推舉的共主稱國主，不稱汗，八旗貝勒稱王。
努爾哈赤病逝以後，後金政權統治階層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爭鬥乃至性命代價，皇太極最終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貝勒”的擁護支持，“眾堅請不已，然後從之”繼承汗位，成為後金政權第二代國主。但皇太極繼承汗位似乎與努爾哈赤生前對後金政權統治階層的設定有著本質不同，《滿洲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生前並未預立汗儲，只是對“八大貝勒”共治國政進行了規定：
“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庶幾同心幹國，可無失矣。”
由此可見，皇太極對汗位的繼承雖然是滿洲統治階層大多人的意見，但如果皇太極真要獨自掌管後金政權，一把把持朝政又明顯違背了努爾哈赤生前對於後金政權政治制度的嚴格規定，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沿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過皇太極對自己繼承汗位的清醒認識：
“皇考無立我為君之命！”
所以，皇太極必須繼續用努爾哈赤時期“四大貝勒”的共同政治影響來初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汗位權威。《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皇太極繼位以後，對於努爾哈赤時期政治制度的沿用：
“上即位以來，歷五年所凡國人朝見，上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受。”
但雄心大略、權力慾望極大的皇太極肯定不會讓這種嚴重分攤漢權的政治形式長期存在，而且皇太極和“三大貝勒”之間有著非常尖銳的矛盾：
大貝勒代善乃系努爾哈赤次子，早年便跟隨在努爾哈赤身邊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地位顯赫，而且為正紅旗旗主。褚英被廢黜太子之位以後，代善一度成為公認的汗位繼承人。努爾哈赤病逝以後，代善受到了兒子——嶽託、薩哈廉的脅迫，再加上代善自身“奪嫡無望”的自知之明，心不甘情不願的擁立了皇太極。
二貝勒阿敏乃系努爾哈赤之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雖然較之其他三位貝勒，他屬於皇室近支宗親，但其對後金政權汗位的垂涎似乎延續了其父舒爾哈齊的野心和期望。《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阿敏在努爾哈赤時期和皇太極時期的種種不臣之舉：
“二貝勒父子欲擅離我國，往據一方自立，自皇考勸之不聽。”
“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由此可見，阿敏對於汗權乃至分裂後金政權的野心一直未死。
三貝勒莽古爾泰乃系努爾哈赤第五子，努爾哈赤第二任福晉富察氏所生，他性格暴烈、莽撞衝動，而且自恃擁立皇太極繼位有功，在皇太極面前屢屢有不敬之舉。
《八旗通志》甚至以莽古爾泰在皇太極面前的不敬之舉為負面典型，專門就該種情況進行了約束和懲罰規定：
莽古爾泰在大淩河之戰中，公然對抗皇太極，於御前露刀大不敬。
所以，雖然皇太極繼承了後金政權的汗位，但“三大貝勒”對皇太極汗權權威的威脅甚至直接想“取而代之”的念頭都讓皇太極必須採取相關措施才能捍衛汗權權威和地位。就此，多爾袞和多鐸這一對一母同胞正式走進了皇太極的視線。
01 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兄弟的政治同盟
雖然多爾袞和多鐸兄弟在努爾哈赤眾多兒子中並不起眼，但在努爾哈赤晚年，因為對阿巴亥的寵愛，多爾袞和多鐸在後金政權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八大貝勒”中佔據一定地位的政治勢力。尤其是努爾哈赤生前曾經想要將汗位傳給多爾袞以後，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了大妃阿巴亥的庇佑，但如果加以培養和提攜會很快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為了抑制“三大貝勒”對汗權的威脅和分割，皇太極開始有意培養多爾袞和多鐸，著重提高兩人在朝局和軍隊中的地位。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詳細記載了多爾袞在皇太極時期的逐步升遷：
1、天聰二年，太宗伐察哈爾多羅特部，破敵於敖穆楞，多爾袞有功，賜號墨爾根代青。
2、五年，初設六部，掌吏部事。
3、崇德元年，進封睿親王。
4、崇德三年，上伐喀爾喀，王留守，築遼陽都爾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復治盛京至遼河 大道。八月，命為奉命大將軍，將左翼，嶽託將右翼，伐明。
對多鐸在皇太極時期的升遷為：
1、天聰二年，從太宗伐多羅特部有功，賜號額爾克楚呼爾。
2、崇德元年四月，封豫親王，掌禮部事。
也就是說經過天聰朝十年的磨礪，多爾袞和多鐸成為了清朝建立之初“六大親王”中的兩位，其排名分別為第三、第四位。而且在天聰十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表明多爾袞在皇太極的提攜和培養下，已經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人物，成為絕對能夠和昔日“三大貝勒”相抗衡的中堅力量。
皇太極有意提升多爾袞和多鐸的地位，而多爾袞和多鐸對於皇太極與三大貝勒的鬥爭也選擇站在皇太極一邊。
天聰四年，皇太極“以貝勒阿敏等敗績師還”，不讓入城，“於十五里外立營。”後秉承皇太極的旨意，“諸貝勒大臣等議大貝勒阿敏十六罪狀具奏。”借永平之敗，列阿敏十六大罪狀，貝勒阿敏雖“已自服罪”，“於 是 眾 貝 勒 大 臣 等 合 詞 請 誅，以 彰 國法。” 包括多爾袞、多鐸在內的眾貝勒大臣竟無人替阿敏求情，反而一致請求誅殺阿敏。阿敏剛愎自用，四面樹敵，沒有穩定的同盟者是此結果的重要原因。出於穩定政權，團結內部的需要，“上不忍加誅，從寬免死，幽禁之。”皇太極將阿敏幽禁，至死未放出。自此，在多爾袞、多鐸等人的直接作用下，阿敏正式退出政治舞臺。
而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多爾袞和多鐸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和直接支持，但在此期間皇太極和多爾袞之間的另類默契，讓人看到了多爾袞兄弟對皇太極的另類支持，那就是對於皇太極清理以莽古爾泰為代表的正藍旗勢力時，多爾袞不反對、不阻止甚至用磨人的方式來擁護皇太極的決定。對於皇太極而言，這無疑是皇權集中道路上減少障礙的最佳表現。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
大貝勒莽古爾泰議革去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六年十二月，以暴疾卒。”莽古爾泰死後，正藍旗旗主由莽古爾泰同母弟德格類繼任。天聰九年十月，德格類也去世了。很快皇太極“所屬冷僧機追首莽古爾泰朋謀不軌事，削貝勒，黜宗室，爵除。”
冷僧機是誰？這位清初時期最善於政治投機的人物，最終的歸屬頭靠在了多爾袞的麾下，冷僧機當時對於莽古爾泰等人的告發是不是多爾袞的授意呢？而且，皇太極對於莽古爾泰的處理，很快得到了皇室宗親們的一致認可：
“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和碩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鐸聞之皆怒。”
這裡面雖然沒有多爾袞的表態，但在同年多爾袞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在並大婚之時，皇太極給予了非常厚重的賞賜。《滿文老檔》記載：
墨爾根戴青貝勒去科爾沁娶汗的大福晉的妹為妻。汗的大福晉率眾貝勒的福晉們迎於五裡外，設大宴，入城了。
滿洲貴族的婚姻是其政治地位的重要反應，多爾袞不僅迎娶了皇太極福晉的妹妹，而且迎娶時皇太極給予了很高的待遇，而正好這期間發生了冷僧機告發莽古爾泰、德格類事件，在多爾袞未對該事件明確表態時，皇太極的舉動明顯具有討好、拉攏多爾袞之意，所以皇太極和多爾袞達成某種默契也是可能的，這樣就明顯減輕了皇太極懲處、兼併莽古爾泰等正藍旗勢力的阻力。
而對於代善，這個政治智慧極高的人物，眼見於此，主動做出了表態，《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
“儻皇上不令臣與議事之列，臣亦何敢違背上命。”
自此，“三大貝勒”和皇太極分攤皇權，威脅皇權集中的局面，在皇太極一手扶持起來的多爾袞兄弟的直接或間接支持下，徹底打破。皇太極成為清王朝名副其實的皇帝。
02 清朝建立後，皇權和旗權矛盾下，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之間關係的變化
“三大貝勒”的勢力被逐步消除後，皇太極改元稱帝，建立清朝，其皇權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但隨之皇太極和多爾袞、多鐸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著變化。
崇德元年，“分敘諸兄弟子侄軍功”，多爾袞封為和碩睿親王，多鐸封為和碩豫親王。雖然多爾袞和多鐸繼續保持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但皇太極對二者的態度則變得有所不同。對於多爾袞，皇太極表現出繼續拉攏和重用，而對多鐸則更多表現出壓制的態度，同時防止多爾袞和多鐸過於親密，希圖將多爾袞和多鐸“分而治之”。
對於多爾袞，皇太極表現更多的是拉攏和重用：
《清史列傳》記載，皇太極曾經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過對多爾袞的態度：
“朕愛爾過於群子弟！”
皇太極對於多爾袞的看重態度一方面在於他依然需要軍事才能卓著的多爾袞於戰場建立功勳，為大清建功立業甚至為清朝入關留下一個關鍵性的軍事統帥；另一方面，他還希望藉由多爾袞的勢力，控制和平衡逐步崛起的滿洲貴族勢力，也就是旗權對於皇權的分攤。
《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了皇太極處理錦州大戰時犯有過錯的多爾袞一事：
圍錦州，王貝勒移營去城三十里，又令每旗一將校率每牛錄甲士五人先歸。上遣濟爾哈朗代將，傳諭詰責，對曰：“臣以敵兵在錦州、松山、杏山三城，皆就他處牧馬。若來犯，可更番抵禦。是以遣人歸牧，治甲械。舊駐地草盡，臣倡議移營就牧，罪實在臣。”上覆使諭曰：“朕愛爾過於群子弟，錫予獨厚。今違命若此，其自議之。”王自言罪當死，上命降郡王，罰銀萬，奪二牛錄。
由此可見，對於犯下死罪的多爾袞，皇太極仍然給予充分肯定，並輕罰以堵悠悠眾口，對多爾袞的袒護和另類看待，可見一斑。
但對於多鐸，皇太極有著不同的考慮和態度。多鐸雖然具有傑出的軍事才能，但政治才能較弱，這突出表現在他行為狂悖，率性而為，缺乏政治敏感性。這些致命弱點，在皇太極看來多多非但不會成為支持自己打壓旗權的中堅力量，甚至可能成為滿洲貴族勢力的代表，徹底站在自己的對立面，成為旗權的代表人物。所以，對於多鐸，皇太極更多的是打壓。
我們同樣以錦州大戰中的過錯，皇太極對於多鐸的處理，探究皇太極對多鐸的不同態度，《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記載：
詔與鄭親王濟爾哈朗軍會，經中後所，大壽以兵來襲，我軍傷九人，亡馬三十。多鐸且戰且走，夜達鄭親王所，合師薄中後所城。上統師至，敵不敢出。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鐸戒諭之，數其罪，下諸王、貝勒、大臣議，削爵，奪所屬入官。上命降貝勒，罰銀萬，奪其奴僕、牲畜三之一，予睿親王多爾袞。尋命掌兵部。
由此可見，多爾袞對於犯錯程度不及多爾袞的多鐸，懲罰是非常嚴厲，不但將其連降三級，成為貝勒，還“奪其奴僕、牲畜三之一，予睿親王多爾袞”，這無疑是在刻意挑撥多爾袞和多鐸之間的兄弟感情，似乎想要讓兩人內鬥，以達到自己坐山觀虎鬥、漁翁得利的政治目的。
而且，就具體實力而言，多鐸自己獨掌正白旗，而多爾袞和其兄阿濟格兩人共同執掌鑲白旗；就政治傾向而言，多爾袞一直以皇太極馬首是瞻，多鐸則在不同場合數次表現出對皇太極的不敬甚至威脅；多鐸在獲封親王后以後表現出對皇權的威脅和對皇太極的挑戰。所以，皇太極必須打壓和消除多鐸的政治、軍事勢力。
清朝建立以後，皇太極對於多爾袞和多鐸兩人不同的態度甚至離間兩人關係的做法，正是其防止兩人聯合使旗權壯大，形成對皇權的嚴重威脅。在皇太極的直接干預下，多爾袞和多鐸的關係一度陷入對峙狀態，兩人關係的惡化正式皇太極處心積慮經營、想要看到的最佳狀態。
皇太極對於多爾袞、多鐸兩兄弟從拼命拉攏到分而治之的態度表現，正是皇太極面對“三大貝勒”分割汗權、旗權對抗皇權狀態下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滿洲實錄》、《清實錄·太宗實錄》、《滿文崇德三年檔》、《八旗通志》、《清史稿·列傳五·諸王四》、《滿文老檔》、《清史列傳》、《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清史稿·太宗本紀一》、《明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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