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駒如果還活著，會不會變成第二個大張偉？'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參加節目
為了迴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衝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裡。沒有活幹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遊戲，葉世榮學會了抽菸。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參加節目
為了迴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衝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裡。沒有活幹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遊戲，葉世榮學會了抽菸。
四個人背井離鄉，情緒非常低迷。黃家駒以為，在日本開放的氛圍裡，可以做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妥協，去討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們做一些風格綿軟的作品，不要那麼堅持自我。
黃家強問他哥：“那我們來日本圖啥？還不如留在香港。”
無聊望見了猶豫，達到理想太不易。
最為荒誕的是，在音樂抱負還沒來得及實現時，黃家駒卻在參加日本綜藝節目時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厭惡的事，卻要了他的命。
很難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際，他說出“疼，保重…”三個字時是什麼心情。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參加節目
為了迴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衝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裡。沒有活幹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遊戲，葉世榮學會了抽菸。
四個人背井離鄉，情緒非常低迷。黃家駒以為，在日本開放的氛圍裡，可以做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妥協，去討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們做一些風格綿軟的作品，不要那麼堅持自我。
黃家強問他哥：“那我們來日本圖啥？還不如留在香港。”
無聊望見了猶豫，達到理想太不易。
最為荒誕的是，在音樂抱負還沒來得及實現時，黃家駒卻在參加日本綜藝節目時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厭惡的事，卻要了他的命。
很難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際，他說出“疼，保重…”三個字時是什麼心情。
那之前，葉世榮路過一家音像店，聽到店裡放的是日文版《海闊天空》。當時他很激動，覺得只要有家駒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殘酷的命運沒有讓黃家駒看到理想最後的結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試想一下，如果黃家駒還活著，後來的他會變成什麼樣？
在日本發展得順利還好，要是回香港，要麼頹了，要麼就跟大張偉一樣，把音樂理想先放到一邊，試著去逢迎討好這個世界。
1993年，黃家駒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橫空出世，隨後統治香港樂壇整個90年代。生前火不過草蜢的Beyond，如果堅持搖滾不動搖，日子是不會好過的。那十年裡，滿大街氾濫的都是苦情歌。
來內地發展會好一點嗎？搖滾，還是別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開演唱會，沒幾個人搭理他們。後來北京滾圈兒自己都頹了，除非他們走臺灣五月天那一套。迴歸最初的前衛風格，還是死路一條。
和大張偉不一樣，黃家駒對音樂的堅持，要頑強太多。在他創造力最強的十年裡，流行歌寫了不少，但還沒妥協到去寫《倍兒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標，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樂罐、掙一個億”這三項，而是寫出既堅守自我又有足夠影響力的作品。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參加節目
為了迴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衝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裡。沒有活幹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遊戲，葉世榮學會了抽菸。
四個人背井離鄉，情緒非常低迷。黃家駒以為，在日本開放的氛圍裡，可以做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妥協，去討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們做一些風格綿軟的作品，不要那麼堅持自我。
黃家強問他哥：“那我們來日本圖啥？還不如留在香港。”
無聊望見了猶豫，達到理想太不易。
最為荒誕的是，在音樂抱負還沒來得及實現時，黃家駒卻在參加日本綜藝節目時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厭惡的事，卻要了他的命。
很難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際，他說出“疼，保重…”三個字時是什麼心情。
那之前，葉世榮路過一家音像店，聽到店裡放的是日文版《海闊天空》。當時他很激動，覺得只要有家駒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殘酷的命運沒有讓黃家駒看到理想最後的結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試想一下，如果黃家駒還活著，後來的他會變成什麼樣？
在日本發展得順利還好，要是回香港，要麼頹了，要麼就跟大張偉一樣，把音樂理想先放到一邊，試著去逢迎討好這個世界。
1993年，黃家駒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橫空出世，隨後統治香港樂壇整個90年代。生前火不過草蜢的Beyond，如果堅持搖滾不動搖，日子是不會好過的。那十年裡，滿大街氾濫的都是苦情歌。
來內地發展會好一點嗎？搖滾，還是別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開演唱會，沒幾個人搭理他們。後來北京滾圈兒自己都頹了，除非他們走臺灣五月天那一套。迴歸最初的前衛風格，還是死路一條。
和大張偉不一樣，黃家駒對音樂的堅持，要頑強太多。在他創造力最強的十年裡，流行歌寫了不少，但還沒妥協到去寫《倍兒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標，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樂罐、掙一個億”這三項，而是寫出既堅守自我又有足夠影響力的作品。
俗話說得好啊，你對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事實證明，黃家駒的堅守，只能帶來掙扎。理想，總是可望而不可及。萬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為生計奔波，黃家駒還能堅持多久，這事兒誰也沒譜。
猜測他走大老師走過的路，倒不是說會去搞“大數據創作”拼歌。原創當然是黃家駒自始至終的堅持，他沒有那麼世俗的功利心。
只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話說回來，大老師依然是愛搖滾的。他幾乎沒什麼社交，參加節目間隙也在編曲，私下聽各種牛逼音樂。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兒不賺錢，除非等哪天掙到厭倦了對舞臺厭倦了，才會放下包袱，自己愛幹嘛幹嘛去。
聽一位朋友說，他去錄《樂隊的夏天》，也是非常動情，還想毫無底線地朋克一回。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參加節目
為了迴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衝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裡。沒有活幹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遊戲，葉世榮學會了抽菸。
四個人背井離鄉，情緒非常低迷。黃家駒以為，在日本開放的氛圍裡，可以做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妥協，去討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們做一些風格綿軟的作品，不要那麼堅持自我。
黃家強問他哥：“那我們來日本圖啥？還不如留在香港。”
無聊望見了猶豫，達到理想太不易。
最為荒誕的是，在音樂抱負還沒來得及實現時，黃家駒卻在參加日本綜藝節目時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厭惡的事，卻要了他的命。
很難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際，他說出“疼，保重…”三個字時是什麼心情。
那之前，葉世榮路過一家音像店，聽到店裡放的是日文版《海闊天空》。當時他很激動，覺得只要有家駒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殘酷的命運沒有讓黃家駒看到理想最後的結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試想一下，如果黃家駒還活著，後來的他會變成什麼樣？
在日本發展得順利還好，要是回香港，要麼頹了，要麼就跟大張偉一樣，把音樂理想先放到一邊，試著去逢迎討好這個世界。
1993年，黃家駒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橫空出世，隨後統治香港樂壇整個90年代。生前火不過草蜢的Beyond，如果堅持搖滾不動搖，日子是不會好過的。那十年裡，滿大街氾濫的都是苦情歌。
來內地發展會好一點嗎？搖滾，還是別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開演唱會，沒幾個人搭理他們。後來北京滾圈兒自己都頹了，除非他們走臺灣五月天那一套。迴歸最初的前衛風格，還是死路一條。
和大張偉不一樣，黃家駒對音樂的堅持，要頑強太多。在他創造力最強的十年裡，流行歌寫了不少，但還沒妥協到去寫《倍兒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標，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樂罐、掙一個億”這三項，而是寫出既堅守自我又有足夠影響力的作品。
俗話說得好啊，你對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事實證明，黃家駒的堅守，只能帶來掙扎。理想，總是可望而不可及。萬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為生計奔波，黃家駒還能堅持多久，這事兒誰也沒譜。
猜測他走大老師走過的路，倒不是說會去搞“大數據創作”拼歌。原創當然是黃家駒自始至終的堅持，他沒有那麼世俗的功利心。
只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話說回來，大老師依然是愛搖滾的。他幾乎沒什麼社交，參加節目間隙也在編曲，私下聽各種牛逼音樂。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兒不賺錢，除非等哪天掙到厭倦了對舞臺厭倦了，才會放下包袱，自己愛幹嘛幹嘛去。
聽一位朋友說，他去錄《樂隊的夏天》，也是非常動情，還想毫無底線地朋克一回。
▲ 大張偉在《樂隊的夏天》
黃家駒之所以被那麼多人傳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堅持理想。能做到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張偉基於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如果黃家駒還活著，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現實的夾縫中，一步步妥協下去。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參加節目
為了迴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衝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裡。沒有活幹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遊戲，葉世榮學會了抽菸。
四個人背井離鄉，情緒非常低迷。黃家駒以為，在日本開放的氛圍裡，可以做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妥協，去討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們做一些風格綿軟的作品，不要那麼堅持自我。
黃家強問他哥：“那我們來日本圖啥？還不如留在香港。”
無聊望見了猶豫，達到理想太不易。
最為荒誕的是，在音樂抱負還沒來得及實現時，黃家駒卻在參加日本綜藝節目時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厭惡的事，卻要了他的命。
很難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際，他說出“疼，保重…”三個字時是什麼心情。
那之前，葉世榮路過一家音像店，聽到店裡放的是日文版《海闊天空》。當時他很激動，覺得只要有家駒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殘酷的命運沒有讓黃家駒看到理想最後的結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試想一下，如果黃家駒還活著，後來的他會變成什麼樣？
在日本發展得順利還好，要是回香港，要麼頹了，要麼就跟大張偉一樣，把音樂理想先放到一邊，試著去逢迎討好這個世界。
1993年，黃家駒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橫空出世，隨後統治香港樂壇整個90年代。生前火不過草蜢的Beyond，如果堅持搖滾不動搖，日子是不會好過的。那十年裡，滿大街氾濫的都是苦情歌。
來內地發展會好一點嗎？搖滾，還是別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開演唱會，沒幾個人搭理他們。後來北京滾圈兒自己都頹了，除非他們走臺灣五月天那一套。迴歸最初的前衛風格，還是死路一條。
和大張偉不一樣，黃家駒對音樂的堅持，要頑強太多。在他創造力最強的十年裡，流行歌寫了不少，但還沒妥協到去寫《倍兒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標，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樂罐、掙一個億”這三項，而是寫出既堅守自我又有足夠影響力的作品。
俗話說得好啊，你對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事實證明，黃家駒的堅守，只能帶來掙扎。理想，總是可望而不可及。萬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為生計奔波，黃家駒還能堅持多久，這事兒誰也沒譜。
猜測他走大老師走過的路，倒不是說會去搞“大數據創作”拼歌。原創當然是黃家駒自始至終的堅持，他沒有那麼世俗的功利心。
只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話說回來，大老師依然是愛搖滾的。他幾乎沒什麼社交，參加節目間隙也在編曲，私下聽各種牛逼音樂。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兒不賺錢，除非等哪天掙到厭倦了對舞臺厭倦了，才會放下包袱，自己愛幹嘛幹嘛去。
聽一位朋友說，他去錄《樂隊的夏天》，也是非常動情，還想毫無底線地朋克一回。
▲ 大張偉在《樂隊的夏天》
黃家駒之所以被那麼多人傳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堅持理想。能做到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張偉基於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如果黃家駒還活著，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現實的夾縫中，一步步妥協下去。
記得幾年前的《見字如面》，鄭國強在信裡對兒子回顧半生時寫道：
“理想太容易妥協，慾望太容易放大…最開始爸爸沒有慾望，拍自己喜歡的，拍自己想拍的東西；後來覺得為了養活自己拍點自己不想拍的也沒事；再後來為了能升官，多拍拍領導想拍的未嘗不可；再後來只要能賺錢，不拍照也行。底線就是這麼一退再退，當退到某一天，我拿著相機賣力地拍著領導講話，你媽打麻將拿著《大眾攝影》墊桌腳，我就突然很鄙視自己。”
人年輕的時候，誰不是想愛、想吃、想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朵。可最後，都他媽一天天老去，奢望消逝，變得像捱了錘的牛一樣。
君不見，多少年輕時想著“一生放縱愛自由”的人，最後都把自己給嘻唰唰了。
照這個角度看，黃家駒又是幸運的。
因為《漫長的告別》裡，一代硬漢馬洛早就說過：生命的悲劇不在於美麗的事物過早衰亡，而在於它們變得蒼老和鄙俗。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講故事，充滿了喧譁與騷動。”
——劇作家 · 莎士比亞
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誌舉辦的大賽，憑藉《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週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誌社先倒閉了。2年後，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後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闆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終有一天，他們會火的。”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傑這樣的大牌退後，張國榮、陳百強、梅豔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於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裡，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髮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後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裡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裡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麼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闆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裡，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後的老闆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並沒有什麼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於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裡。他沒受過什麼音樂薰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麼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裡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裡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採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闆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後，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幹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週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麵包蘸白糖，蹲在家裡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後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樑翹柏，三人每天晃盪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麼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塗。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裡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於霍爾頓式的鬱悶。
▲ 早期黃家駒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製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裡。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後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後，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鬱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飢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乾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誌，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兒樂隊
拿他自己話說：“那時生命裡只有音樂，一想到它就興奮得不行。”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衝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後渾然忘我的衝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佔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於痴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夥。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於柴米油鹽的苟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裡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於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麼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後，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佔據。他們背後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闆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 Beyond 樂隊初期
對於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Beyond不但喪失了自己，在商業上也是失敗的。”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後，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籤。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後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週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後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後，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併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麼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並預言：“如果拍攝更多的錄影帶和有足夠多的公開演出機會，那麼你將看到每個中國孩子都穿著花兒樂隊的T恤衫唱《放學啦》。”
▲ 花兒樂隊專輯《放學啦》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麼快。
步入成人世界後，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麼。朋克屬於“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於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於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裡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裡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裡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於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麼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闆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佈：
我因國情與家境考量自廢搖滾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麼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祕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後，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鬥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寫了那麼多歌，如果沒有人聽，再好又有什麼用？”
在情歌氾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迴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祕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髮，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聖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夥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願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麼。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鬱鬱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麼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還搖滾，最終只會有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闆的錢後，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後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麼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 《嘻唰唰》時期的花兒樂隊造型照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裡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這才幾年啊？怎麼變成這樣了？”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裡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汙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並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夥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係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乾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朴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後，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遊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於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香港只有娛樂，沒有樂壇。”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參加節目
為了迴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衝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裡。沒有活幹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遊戲，葉世榮學會了抽菸。
四個人背井離鄉，情緒非常低迷。黃家駒以為，在日本開放的氛圍裡，可以做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妥協，去討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們做一些風格綿軟的作品，不要那麼堅持自我。
黃家強問他哥：“那我們來日本圖啥？還不如留在香港。”
無聊望見了猶豫，達到理想太不易。
最為荒誕的是，在音樂抱負還沒來得及實現時，黃家駒卻在參加日本綜藝節目時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厭惡的事，卻要了他的命。
很難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際，他說出“疼，保重…”三個字時是什麼心情。
那之前，葉世榮路過一家音像店，聽到店裡放的是日文版《海闊天空》。當時他很激動，覺得只要有家駒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殘酷的命運沒有讓黃家駒看到理想最後的結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試想一下，如果黃家駒還活著，後來的他會變成什麼樣？
在日本發展得順利還好，要是回香港，要麼頹了，要麼就跟大張偉一樣，把音樂理想先放到一邊，試著去逢迎討好這個世界。
1993年，黃家駒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橫空出世，隨後統治香港樂壇整個90年代。生前火不過草蜢的Beyond，如果堅持搖滾不動搖，日子是不會好過的。那十年裡，滿大街氾濫的都是苦情歌。
來內地發展會好一點嗎？搖滾，還是別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開演唱會，沒幾個人搭理他們。後來北京滾圈兒自己都頹了，除非他們走臺灣五月天那一套。迴歸最初的前衛風格，還是死路一條。
和大張偉不一樣，黃家駒對音樂的堅持，要頑強太多。在他創造力最強的十年裡，流行歌寫了不少，但還沒妥協到去寫《倍兒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標，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樂罐、掙一個億”這三項，而是寫出既堅守自我又有足夠影響力的作品。
俗話說得好啊，你對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事實證明，黃家駒的堅守，只能帶來掙扎。理想，總是可望而不可及。萬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為生計奔波，黃家駒還能堅持多久，這事兒誰也沒譜。
猜測他走大老師走過的路，倒不是說會去搞“大數據創作”拼歌。原創當然是黃家駒自始至終的堅持，他沒有那麼世俗的功利心。
只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話說回來，大老師依然是愛搖滾的。他幾乎沒什麼社交，參加節目間隙也在編曲，私下聽各種牛逼音樂。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兒不賺錢，除非等哪天掙到厭倦了對舞臺厭倦了，才會放下包袱，自己愛幹嘛幹嘛去。
聽一位朋友說，他去錄《樂隊的夏天》，也是非常動情，還想毫無底線地朋克一回。
▲ 大張偉在《樂隊的夏天》
黃家駒之所以被那麼多人傳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堅持理想。能做到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張偉基於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如果黃家駒還活著，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現實的夾縫中，一步步妥協下去。
記得幾年前的《見字如面》，鄭國強在信裡對兒子回顧半生時寫道：
“理想太容易妥協，慾望太容易放大…最開始爸爸沒有慾望，拍自己喜歡的，拍自己想拍的東西；後來覺得為了養活自己拍點自己不想拍的也沒事；再後來為了能升官，多拍拍領導想拍的未嘗不可；再後來只要能賺錢，不拍照也行。底線就是這麼一退再退，當退到某一天，我拿著相機賣力地拍著領導講話，你媽打麻將拿著《大眾攝影》墊桌腳，我就突然很鄙視自己。”
人年輕的時候，誰不是想愛、想吃、想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朵。可最後，都他媽一天天老去，奢望消逝，變得像捱了錘的牛一樣。
君不見，多少年輕時想著“一生放縱愛自由”的人，最後都把自己給嘻唰唰了。
照這個角度看，黃家駒又是幸運的。
因為《漫長的告別》裡，一代硬漢馬洛早就說過：生命的悲劇不在於美麗的事物過早衰亡，而在於它們變得蒼老和鄙俗。
18歲那年，一臉青澀的大老師去湖南衛視的《歌友會》演出。開口唱歌前，望著臺下灰鴉鴉的一片大人們，他也說了：
“很多人老了以後回去看，會發現你年輕時討厭的那種人，就是你老了以後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