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內第一
要談韓非，不如學他那樣先講個段子，他本人講過的段子。
董閼於路過石邑山，見到一條深澗，陡峭得像牆那樣，足有百仞深。他問左右，當地有人掉進過澗裡嗎？回答說沒有；再問，有小孩、盲人、精神病患者掉進去的嗎？也沒有；有牛馬狗豬掉進去的嗎？仍然沒有。董閼於感嘆說：我悟出來了，要是我執法森嚴，違法就像掉進這條深澗必死一樣，還有什麼不能治理的？
陰森的比喻，足以為整部《韓非子》打下黑暗的基調。
洋洋十餘萬言的法家鉅著，從骨子裡透著一股高冷與毒舌，就連那些段子都泛著惡毒的幽默，讓人莞爾之餘又不禁腦後發涼。“官場現形記”已不足以形容《韓非子》，更合適的描述或許是：百鬼夜行。
在這個世界裡，父母會殺掉剛出生的女嬰，后妃會因色衰失寵而盼著君王早死，賣棺材的也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原因無他，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與溫情，只有利益的計算。所有這些旨在告訴讀者“人性惡”的冷冰冰故事，都在為一個潛臺詞做鋪墊：父子、夫妻尚且如此，何況君臣？
下一個潛臺詞就是：所以，來跟我學陰謀吧。
在韓非那“法西斯祖師爺”“極權專制吹鼓手”“獨裁者鷹犬”等自由主義者賦予他的一系列惡諡中，“厚黑學鼻祖”這個稱號反倒被襯托得不那麼刺眼，相形之下也實至名歸得多。一部《韓非子》，號稱是集法家之大成，可令後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還是裡面層出不窮的陰謀詭計。
身為一位英明君主，你必須喜怒不形於色，因為“一顰一笑”都會引發臣子們的猜測；你不能偏聽偏信，否則你那原本能像太陽般普照天下的光輝會被一兩個寵臣矇蔽，就像一人對著灶門烤火，後面的人就看不見火光一樣；為了證明自己神目如電，你要事先了解南門外大路左邊有一頭小黃牛在吃禾苗，當手下查不出這一情況時，你再胸有成竹地點出來，從而讓他們對你奉若神明；為了教育臣子不越雷池一步，你要在睡覺時故意只蓋薄被，如果主動幫你加上衣服的內侍是管帽子而非管衣服的那個，你就要同時治他倆的罪，因為“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你甚至可以在朝會上裝模作樣地問：剛才是有一匹白馬跑出去了嗎？如果有人心領神會地說有，那麼他必定是可用之才。
……
好玩嗎？讀起來可能好玩，真處在那個位置只怕就不好玩了。“同床”的后妃，“在旁”的近臣，從小一起生活的“父兄”，這些“八奸”全是你提防的對象，“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稍有懈怠你就會下場悲慘，因為在權力的遊戲中，你不當贏家就只有死路一條。
這才叫孤家，寡人。
我確信這是經驗之談，韓非自己的經驗。
存韓第二
人們都知道，關於韓非思想中“術”的部分，來自“術治”的創始人申不害；但或許，這更來自被申不害深深影響的韓國。
申不害畫像
儘管對這二者，韓非都沒多少善意。
韓非是王族，確切說，王族的棄兒。他渴望著用自己的學說使國家強大，“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數”“疾”“悲”，寥寥數字，足可看出那滿腔孤憤；現實卻是韓國從沒重用過他，還很沒種地將他推給了秦國，半是獻祭，半是陰謀，這次出訪也導致了韓非的死亡，若說秦王政是主犯，韓王與韓國至少是從犯。
教科書中最常見的韓非畫像
豈止是對韓非，這個國家本身就是個奇特的存在。它在列強中最弱也最沒有存在感，就連出自這裡的名人都是七國中最少的，數來數去，排得上號的只有三個：申不害，韓非，張良。看看他們，除了都是韓國人，還有哪點相似？
申不害，“術治”創始人；韓非，“厚黑學鼻祖”；張良，“謀聖”。
全是對陰謀頗有研究的人物。
結合韓國在歷史上的表現，以及這三個人物的特質，不難推測出這個國家的表現：對外屢戰屢敗，內政一塌糊塗，主上昏聵腐朽，大臣結黨傾軋，舉國蠅營狗苟。身處這樣一方腐朽天地，而且恰恰是最陰森猙獰的方寸之間，韓非耳濡目染的黑暗，必然超出絕大多數人想象力的極限，否則，他不會對這個世界有著那樣寒徹入骨的絕望，不會對普通人所珍重的一切情感，直至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關懷，都那樣地戒備和抗拒，不會說出“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這樣的話。沒有誰需要直面的人生能比他的還慘淡，也沒有誰需要正視的鮮血能比他的還淋漓，他眼中的世界，冷酷如鐵，黑暗如漆，腥穢如血。
而這一切，很可能都是申不害帶來的。相韓十數年，該是他推行的“術治”，將韓國拖入瞭如今瘋狂內耗的深淵。韓非有足夠的理由看不上這位前輩，批評他“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故奸邪必多”“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佞叢生也”也很自然。弔詭的是，對申不害的術治，韓非卻沒有微詞，更在書中記下他教韓昭侯“用術”的眾多故事，將這些祕籍全盤納入了自己的思想體系，而且發揚光大到了極致。
沒說出來的就是：術治是好東西，只是使用者還沒玩溜。
申不害，由此成為聯結腐朽黑暗的韓國與憤世嫉俗的韓非之間的樞紐。申不害、韓國和韓非，三個點，構成了一個循環往復的怪圈。這個怪圈是由三條隱祕暗線聯結起來的：申不害的學說造成了韓國的衰落，這學說被韓非繼承，反過來又希望以此使韓國擺脫衰落的命運。其可怪也歟？
黑夜給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卻沒有用來尋找光明。
這種奇特的邏輯，也可適用於整個韓國，這從他們“存韓”的努力就可以看出。戰國時期，韓國幾乎只做出過兩件影響天下格局的大事：一是為了“移禍”，把上黨主動讓給趙國，引發長平之戰，結果自己也損失慘重；二是派水工鄭國赴秦修渠行反間計，不想渠修好後，自己反而被第一個滅掉。兩件事都遵循著相同的脈絡：我們很弱，打不過秦國——我們還是智取好了……
至於這“存韓”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州郡。韓遂亡。
韓國的削弱乃至滅亡，本身就是對術治實踐成果的最好驗證，更是對韓非術治思想的一個隱喻：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說難第三
那麼，韓非本人一定是貨真價實的陰謀家了？看上去似乎是的。
按流行宮鬥劇的套路，韓非的人生本該遵循著這樣的模式：黑暗的現實侮辱和傷害了他，為了自保也為了報復，韓非從此開始埋頭苦練，洞徹人心幽微，最終修成一代陰謀大師，將整個宮廷乃至天下玩弄於股掌之中。
可見鬼的是，陰謀大師突然就死了，死在了自己去搞反間的敵國監獄裡。
對於這個猝不及防的結局，少不更事時，我曾給出過一些自認為合理的解釋：也許韓非之死另有隱情，也許他就是故意想死，以此讓韓王知道自己為存韓所作的努力，讓秦王明白自己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他的帝王師，還可以向天下昭告弱秦計劃是多麼愚蠢，從而讓韓人幡然醒悟，激起他們的抗秦鬥志……總之，韓非多半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甚至不惜讓自己也成為棋局中的棄子。
後來隨著年歲漸長，我才覺得，自己怕是根本就想多了。
終韓非一生，你也沒怎麼見他和誰鬥過，又鬥過了誰，他唯一一次出手——出口，也以失敗告終：在《戰國策》中，他指責姚賈中飽私囊，但姚賈很輕易就為自己洗刷了干係。同樣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韓非實施過自己寫下的無數陰謀中的哪一條。
更矛盾的是，韓非將陰謀成功的必須條件看得清清楚楚——想耍陰謀，就只能做，絕不能說（“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現實也的確驗證了這點：那些真正有心計會耍手腕的政府官員，哪個不是道貌岸然笑容可掬，讓你如沐春風，根本想不到“提防”二字；可當韓非明白寫下這句“術不欲見”時，他本人已經失去了憑藉“術”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一個把種種陰謀條分縷析講給讀者、連帶將自己所有思路和盤托出，就差把“我很危險”這個標籤貼腦門上的憤青，誰見了不警惕？我甚至懷疑，那些關於權謀的精闢論述，是否只是他在虛張聲勢，以掩蓋自己其實根本不會上手的尷尬？
一條有趣的規律是，即便你在某個領域懂得很多，也未必真有能力把它們付諸現實。懂球帝並非人人可以上場踢球，CS高手不是誰都是神槍手，滿嘴葷話的也許正是處男，鍵盤俠更沒幾個真會治國。理論總是由不實踐的人來制定的，那些只存在於竹簡上的可怖故事，更像是韓非保護和遮掩自己的鎧甲，而非攻向全世界的匕首與投槍。剝去它們的重重防護，我所看到的真正的他，毋寧說是一個鬱郁不得志的文人。
眾所周知，韓非口吃。“說難”於他不僅是一種比喻，更是現實。錢鍾書認為，正因為韓非不能說，只好拼命去寫，這叫“補償反應”，越是沒有的，越要在其他方面加倍彌補。其實何止口吃，刺激他的更有現實的不如意，太史公早稱韓非的作品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文章憎命達”永遠是一條顛撲不破的鐵律。
但反過來，同樣可以說，正因為知識分子大多隻能說不能做，才會導致自己仕途的不得志，就連聖哲們都概莫能外。孔、孟、老、莊、墨、荀……誰不渴望著親手將自己的學說變為現實，然而如商鞅李斯那般成功的政治家終究少之又少，這些先秦諸子們的著書立說，只怕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說難，做更難，這幾乎是每個知識分子都難以擺脫的困境。
所以，韓非的入獄和死亡，恐怕沒那麼多隱情。他被迫接受了一個蹩腳的任務，不得不扮演了一個失敗的間諜，最後因此而死，整個事件仍然是韓國“不作不死”類奇謀的又一次重複，就這樣。如果一定要說其中有什麼隱情，那或許是：他自己想死。
和氏第四
假如讓我挑《韓非子》中最悲涼的故事，我會選和氏璧那一節。
那個故事中，被砍斷雙腳，抱著璞玉在荊山下哭乾眼淚、繼之以血的玉工卞和，未必沒有韓非自身的投影，只是這“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的處境其實不在他生前，而在他身後；主角也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書。
在太史公筆下，韓非之死是個忠良蒙冤的故事，似乎更切近卞和的遭遇，但我不認為這很合理。韓非本人絕非完全無辜，他對姚賈莫名其妙的指控，他試圖說服秦國放棄攻韓的上書，都是客觀存在的犯罪事實，秦國以此為由將他下獄其實並不為過。更重要的是，韓非這次出使本來就是有去無回的“死間”，動身前就不應抱有活著歸韓的指望；更更重要的是，他早該明白，自己的犧牲換不來任務的完成——指望一篇潦草敷衍的《存韓》就能扭轉秦軍兵鋒，你信嗎？怕是連他自己都不信。我更傾向於認為，他的死亡類似荊軻刺秦：自己既沒能力保存韓國，也不願在母國滅亡之際全無作為，但至少可以選擇飛蛾撲火的姿態來昭示心跡。
遭遇更像和氏璧的，反倒是他的《韓非子》。繼公元前223年死於秦始皇之手後，韓非又在公元前140年捱了一次漢武帝的補刀：由於朝廷的獨尊儒術，《韓非子》與商鞅、申不害的著作一同被禁。在接下來的漫長歲月中，因為儒家的統治地位，因為歷史的慣性，也因為自身的太多爭議之處，這部書更不斷遭到詬病與指責，如今更被扣上了“法西斯”等一系列大得嚇人的帽子，設若韓非還活在當下，勢必會成為自由派們“掛路燈”名單上的頭號人選。
弔詭的是，被禁燬的同時，這部書又成為了中國曆代王朝的指導思想，套用一句俗語，《韓非子》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千百年來每一位精明的帝王，無不選擇掛羊頭賣狗肉的陽儒陰法，表面上滿嘴仁義道德，實際無不悄悄按《韓非子》的政治規律行事——瞧，韓非那“術不欲見”的論斷，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悖論的根源在於，書中揭露的那些“術”，本身就像疾病、戰爭、天災、死亡那樣伴隨著人類社會存在。人們再怎樣厭惡，也無法將它根除，只能選擇以何等態度去面對：是嗜痂之癖、逐臭之好一般對它醉心其中？還是口誅筆伐，以為掩耳盜鈴就能否定它的存在？抑或以此為鑑，看穿世間險惡，從此小心提防？甚至行大事不拘小節，只要目的正當，適當加以運用也無關緊要？就像蘇格拉底和學生們辯論的那樣：欺騙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為了在戰場上取勝，就必須欺騙敵人，這才恰是更大的道德。
說到底，“術”是工具，是武器，是用它來傷人還是來自衛甚至行善，取決於使用者自己。即便韓非也許的確對“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推崇甚至迷信，但客觀來看，《韓非子》其實是一面鏡子，一面專門映照醜惡，也映照出人心的鏡子。
看到《韓非子》被打成異端的時候，我想到的卻是伽利略的那個故事，當他迫於教會壓力，不得不簽署聲明，表示擁護地心說時，口中依然在低語：“可它終究是在轉著。”（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優酷視頻 作者|張不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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