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天時間裡，包括呼蘭區原副區長劉東在內，呼蘭區共有14名領導幹部涉黑落馬，其中包括區委原書記、原區長、區政協原主席三個“一把手”。
23天時間裡，包括呼蘭區原副區長劉東在內，呼蘭區共有14名領導幹部涉黑落馬，其中包括區委原書記、原區長、區政協原主席三個“一把手”。
於文波在呼蘭縣楊林鄉松花江畔修建的別墅，已被作為違建拆除。（南方週末記者 張笛揚/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7月18日《南方週末》）
在黑龍江期間，中央督導組“十分罕見”地先後4次下沉到哈爾濱市呼蘭區。督導組第一次下沉到呼蘭的當天，副區長等4人就被宣告因涉黑落馬。
呼蘭個別政府部門甚至和黑惡勢力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
2019年7月12日，哈爾濱市呼蘭區住建局5樓會議室內，一排“掃黑除惡”宣傳展板依次排列。
其中一幅攝於2018年10月10日的照片，成了當地掃黑除惡的反面教材。當天，時任呼蘭區副區長劉東帶領相關部門接管了過去由黑惡勢力把持的換熱站，但8個月後，2019年5月11日，劉東本人因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落馬。
這揭開了呼蘭區一批官員因涉黑而落馬的序幕。23天時間裡，包括劉東在內，呼蘭區共有14名領導幹部涉黑落馬，其中包括區委原書記、原區長、區政協原主席三個“一把手”。
督導組下沉已賦閒一年半被查
2019年6月5日，中央掃黑除惡第14督導組進駐黑龍江，組長姚增科是江西省政協主席，他長期在中紀委任職，曾任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
進駐黑龍江當天，督導組在哈爾濱召開了工作動員會，姚增科指出，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要“特別突出緊盯‘打傘’這個重中之重、難中之難”。
五天後，督導組第一小組下沉哈爾濱市開展督導工作，次日，又下沉到呼蘭區。呼蘭區掃黑辦向南方週末記者提供的材料顯示，在黑龍江期間，中央督導組“十分罕見”地先後4次下沉呼蘭區。
督導組第一次下沉到呼蘭的當天，也即5月11日，呼蘭區副區長劉東、腰堡街辦事處主任胡樹河、區國土局副局長王洪軍、區住建局調研員朱濤等4人被宣告因涉黑落馬，之後一週內，人數就增加到了11人。
因涉黑落馬的14人中，有4人在接受調查時已經退休，有的則已調離呼蘭，如呼蘭區國土局原局長侯玉，已於2010年調往哈爾濱市國土局。
落馬的區級“老領導”中，除了區委原書記朱輝和原區長於傳勇，還有區政協原主席孫紹文、原副區長高巖等人。
落馬之前，朱輝和於傳勇都已賦閒在家一年半，2017年12月，他們同時被免職，成為“呼蘭區正局級幹部”。
生於1962年1月的朱輝，是呼蘭本地人，2011年從木蘭縣縣委書記崗位上轉任呼蘭區長，2015年1月升任區委書記。生於1972年11月的於傳勇是哈爾濱人，歷任哈爾濱團市委副書記、市城管局局長，2015年1月接替朱輝擔任呼蘭區長。
呼蘭區委一常委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兩人被免職是因為呼蘭區扶貧材料造假，呼蘭因此被省委領導在全省大會上點名批評。
兩人卸任後，2018年5月，黑龍江省紀委通報了5個扶貧領域的腐敗和作風問題典型案件，排在第一的就是呼蘭區上報貧困人口數據不精準，5個案例中，呼蘭是唯一被通報的單位，其餘4例皆指向個人。通報指出，2017年7至9月，呼蘭區扶貧辦兩次上報的未脫貧人口數相差2579戶5615人，波動率達177%。
朱輝、於傳勇二人對此負重要領導責任，2018年2月，已被免職的朱輝、於傳勇又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去職後，兩人既沒有被安排具體工作，也不再出席公開活動。他們被免職時，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還未開展，上述局級幹部表示，“當時大家都明白他們的仕途應該就到此為止了，但沒想到是這個結局。”
私設公堂毆打局長
14人中，於傳勇落馬的消息發佈最晚。2019年7月2日，距督導組結束在黑龍江的工作還剩兩天時，紀檢部門宣佈於傳勇接受組織調查。
同一天，黑龍江召開會議通報全省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展情況，公佈了與落馬呼蘭官員相關的案例。黑龍江省委政法委副書記郝偉夫在會上介紹，自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進駐以後，黑龍江共打掉了48個“黑社會犯罪集團”，其中最先提到的就是哈爾濱呼蘭區的於文波團伙。
於文波於2018年5月被公安機關抓獲，與其相關的案件被稱為“4·17”專案，由黑龍江省公安廳指定齊齊哈爾警方異地辦理。2019年6月10日，於文波為首的16人因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由齊齊哈爾市建華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
被官方定性為“黑社會”之前，於文波的身份是“企業家”，他曾連任多屆哈爾濱市人大代表，2007年，時年37歲的於文波曾被授予“黑龍江省傑出青年企業家”稱號。
於文波的發家史要追溯到1986年，當年9月，16歲的於文波進入呼蘭燃料公司，7年後被調入呼蘭利民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從商三十餘年，其公職身份一直被保留，直到2018年5月才被辭退。
1996年11月，於文波開始在呼蘭經營客運生意，為爭搶客源，於文波曾指使他人將一人刺成重傷，案發後“潛逃”。兩年後，於文波投案，被取保候審，2000年8月，於文波獲刑三年，緩期三年執行。而在取保候審和緩刑期內，於文波又多次毆打他人，但均未受到處理。
於文波真正經營成規模的企業始於1999年。當年，原呼蘭建委決定將下屬國企呼蘭城鄉建設綜合開發公司空掛，以20名職工的名義成立了呼蘭建設公司，於文波曾為該公司承建了一個小區。2000年底，呼蘭建設局開會決定，由於文波任呼蘭建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後於文波入股公司，成為法定代表人。
2004年，呼蘭建設公司變更為億興房地產公司，併成立哈爾濱億興集團。隨著生意越做越大，於文波陸續成立或實際控制的公司達到至少10家，他開始網羅社會閒散人員充當跟班、打手。
在組織內部，於文波制定了一系列“規矩”。他不準組織成員吸毒、賭博、打著公司旗號辦私事。
於文波的住所位於呼蘭區電力花園小區，他家住在5樓，同單元1樓的房間，被於文波設為“於家食堂”，他曾多次在此地私設公堂，對組織內成員進行毆打、體罰。
2007年10月，因懷疑企業員工劉玉、裴永林冒領工資，於文波將兩人帶到“於家食堂”進行毆打、體罰，還要求公司其他員工現場觀看。
2013年8月，組織成員劉偉因揮霍公司錢款而躲避於文波。於文波找到劉偉後，將其帶回“於家食堂”進行毆打，逼問劉偉侵佔公司資金情況及持有的槍支、炸藥下落。劉偉交代後，槍支、炸藥被取回，隨後於文波叫人報警。
檢方指控，於文波等人還涉嫌敲詐勒索，當地人陳某之子與於文波之女是朋友關係，2015年，陳某之子用於文波之女在北京的房產向銀行抵押，獲貸款650萬元，但貸款到期後有160餘萬元沒能歸還。於文波獲知後，將陳某帶到“於家食堂”進行毆打，陳某籌款還清銀行本息後，於文波繼續扣留陳某兩輛汽車，要求其償還利息，陳某無奈，又籌款30萬元贖回被扣的寶馬車，並將另一輛價值150萬元的路虎車過戶給於文波（於償還剩餘貸款97萬元）。
相關司法文書顯示，於文波“欺壓”的對象不限於團伙成員或平民百姓。2009年12月，因懷疑呼蘭區建設局時任局長王明傑在背後說其壞話，於文波就夥同他人對王明傑進行辱罵、毆打。諷刺的是，王明傑也是落馬的14人之一。
兩“黑”衝突政府出資調停
督導組進駐以後，黑龍江打掉的“黑社會犯罪集團”組織者名單中，和於文波一同被提及的還有一個名叫楊光的人，他也是呼蘭的一名商人。二人都被認定有“長期為非作惡、以暴力軟暴力手段壟斷當地行業經營”的行為。
56歲的楊光是在督導組進駐期間被抓獲的。2019年6月29日，哈爾濱市公安局發佈通報稱，抓獲了楊光、楊榮等為首的涉嫌黑惡犯罪團伙成員22人。
就得到的“政治榮譽”來說，楊光比於文波要高，他曾以企業家的身份當選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於、楊兩家的聲名在呼蘭幾乎是人盡皆知。呼蘭民間對當地“黑社會”有著“四大家族”之說，具體是哪四家，存在多個版本。不過共識是，“於家”和“楊家”是呼蘭最有勢力的兩個家族。
呼蘭區掃黑辦向社會徵集涉黑涉惡線索時就用了“四大家族”的提法，但也僅提到了以於文波和楊光為首的兩大“涉嫌黑惡犯罪團伙”。
工商信息顯示，於文波涉足的行業主要為供暖、環衛和房地產開發。相較而言，“楊家”的生意做得比“於家”更大，不僅涉及供暖、房地產業，還涉及菜市場、農業和殯葬行業。
兩大家族也會發生衝突。
呼蘭老城區的供暖行業本由“楊家”把持，2008年8月，“楊家”創辦的雙來熱力公司與哈爾濱第三發電廠簽訂協議，雙方共同建設呼蘭老城區的供熱管網，電廠採用獨家躉售方式只對雙來熱力公司供熱,其它熱力公司併入共建管網後需按市場價向雙來熱力公司購買熱源。
但於文波卻想從中分一杯羹，向“楊家”提出也要以躉售價格併入供熱管網。遭到拒絕後，於文波指使公司員工在2008年10月先後三次對3個小區近6000戶居民停止供熱，引起部分居民上訪。
後來在呼蘭區政府協調下，於文波的公司併入雙來熱力公司管網，並以躉售價購熱。躉售價和市場價的差額，則由呼蘭區政府墊付給雙來熱力公司，此後連續兩屆區政府都延續了這一做法。據統計，從2009至2015年7年間，呼蘭區政府為於文波墊付了供熱費差價達2800餘萬元。
政府的“關照”
相關司法文書顯示，於文波經營企業的過程中，呼蘭當地政府部門像出資墊付供熱費那樣，為其提供“關照”的案例經常出現。
2005-2006年，經利民開發區管委會、呼蘭區國土局相關領導決定，於文波多次未走“招拍掛”程序，違規獲取多塊土地，開發了裕發新城、岸北桃園等小區。近期涉黑落馬的侯玉當時就是區國土局局長，已退休的區政協主席孫紹文時任利民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
為於文波提供便利的不只國土局。2006年12月，於文波獲得了“呼蘭一百”商城兩層樓的使用權之後，呼蘭區財政局相關領導為其出具了已繳納土地出讓金的虛假證明，區國土局據此直接為其辦理了土地使用證。
呼蘭區城管局副局長王雪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到了2007年6月,於文波又開始進軍環衛行業，當時，呼蘭區政府啟動環衛工作市場化運作，區長辦公會直接決定由於文波的公司負責呼蘭老城區的部分環衛工作。後來，經呼蘭區和城管局相關領導決定，區政府又無償為其提供了10臺清雪車輛。
2012年前後,哈爾濱市政府下文，由財政撥款為事業單位人員繳納工傷保險和提高環衛工人工資標準，但政策不惠及市場化運作的公司。呼蘭區城管局隨後提出申請，由區財政為於文波公司的員工繳納保險，並撥款給公司用以提高員工工資，區財政為此先後支出近150萬元。
呼蘭近期打掉的“保護傘”中，有3人曾在區城管局擔任領導職務，其中包括時任城管局長、後升任副區長的劉東。
司法文書還顯示，於文波經營過程中，給國家工作人員送禮金、購物卡等合計超過234萬元，而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於文波實際控制的8家企業尚有超過1.2億元的稅款未繳納。
於文波的拉攏腐蝕，使呼蘭區城管局成了腐敗“重災區”，而因受到楊光等人的牽連，呼蘭區環保局也受到了“重創”。
成為“保護傘”的14人中，包括連續兩任環保局局長和一位副局長，他們的落馬與“楊家”的熱電產業相關。2019年7月15日，呼蘭環保局副局長溫國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近期專案組曾到環保局調取了“鑫瑪熱電”的相關材料。鑫瑪熱電集團董事長楊宏系楊光的兄弟，在楊光被抓獲之前，因涉其他案件已被逮捕。
“可能今天在工作， 明天處分就到了”
在呼蘭區政法委常務副書記于波看來，因於、楊兩起案件影響很大，督導組多次下沉呼蘭“就不足為奇了”。
呼蘭區一處級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省、市相關部門對於、楊兩家涉黑及保護傘的摸排工作，在更早之前就已展開。2018年9月，呼蘭區掃黑辦曾發出通告，表示將用一個月時間，對區住建局、城管局、規劃局、國土局掃黑除惡的情況開展督導檢查，而近期因涉黑落馬的官員，除了區領導，其他人都集中在這4個單位，無一人在政法系統任職。
除了於、楊兩大家族，呼蘭近期還打掉了其他一批涉黑涉惡組織。呼蘭區委政法委書記王利功介紹，督導組下沉後，該區打掉了兩個和於、楊家族相關的組織，他們聽從於、楊的指揮，但也獨立形成了自己的勢力。
王利功分析，呼蘭沒有煤礦、石油等自然資源，區位優勢僅限於交通較為發達，所以更容易在市場壟斷上出現涉黑涉惡問題。
而呼蘭個別政府部門甚至和黑惡勢力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呼蘭區一處級幹部舉例稱，過去呼蘭收不上暖氣費的情況很嚴重，區裡甚至要求各單位的幹部劃片上門收取暖氣費，但供熱行業被黑惡團伙壟斷後，收不上暖氣費的情況就不存在了，在房地產項目開發拆遷時也是如此，“他們確實給區裡的相關工作提供過幫助”。
一位長期在呼蘭任職的幹部表示，上一屆區領導和於、楊兩家都是“哥們兒”，常成為他們的座上賓，下面的幹部如果想要進步可能還得攀附於、楊家族，這種情況下，“保護傘”的數量必然會增多。
王利功表示，針對於、楊兩起案件，區掃黑辦正在組織進行剖析，“要弄清楚他們如何成勢、如何做大的，這也是中央督導組的要求”。
據于波介紹，截至目前，呼蘭區紀委立案的涉黑涉惡“保護傘”案件共44件，涉及118人，立案數在哈爾濱18個區縣中排名第一。于波說，在中央督導組下沉後，區掃黑辦對供熱、交通、住建、殯葬等行業進行了拉網式摸排，全區有關涉黑涉惡問題線索一個月內新增了120件。
朱輝被免職後，劉軍接任呼蘭區委書記，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段時間是呼蘭的特殊時期，各專案組都在呼蘭開展工作，不少幹部被叫去談話或配合調查，“有的幹部可能今天還在工作，明天處分就到了”。
到呼蘭履職已一年半的劉軍說，過去呼蘭的發展還是不錯的，但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工作沒有做好，“目前要在發展的同時把遺留問題也解決好”。
來源：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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