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版《閒堂書簡》（增訂本）總共收錄了程千帆致160餘人或單位信件逾1200封，其中既有學術問題的探討，也有日常事務的記錄和生活感悟的抒寫，真實而廣泛地呈現了他精彩的學術人生。但是遺珠難免，筆者就發現了幾封集外函，其中一封載於李經國編《周紹良友朋書札》（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與程千帆相關的諸多論著均未提及，原文照錄如下：
紹良尊兄：
前得賜頒壽誕紀念文集，美富為諸家之冠，嗟賞久之，即作書致謝，想達左右矣。
茲有懇者：兄著《唐人傳奇箋證》度越恆流之為，學林欽重，而散佈各刊，收集為難。比不知已加綴拾，付之書肆版行否？如尚未暇及此，則擬請將已發各篇賜以複印，以便誦習。緣比見寅老手批汪先生《唐人小說》，索居無事，輒擬加於比勘，遂欲取尊著共讀之耳。老病無俚，忽然有此遐思。若不便，亦可不印也。
秋涼，伏惟珍衛敬敂道安！
弟程千帆頓首
九月三日
圖源於網絡
經考證，此信寫於1997年9月3日，關涉的人物有周紹良（“紹良”）、陳寅恪（“寅老”）、汪闢疆（“汪先生”），談到了幾種著作：“壽誕紀念文集”即《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中華書局，1997年）；《唐人傳奇箋證》即周紹良所撰系列唐代小說研究論文，後取名《唐傳奇箋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唐人小說》即汪闢疆20世紀20年代末編選的小說集子，分別在1930、1955、1959、1978年出版過，新時期以來又多次重版，傅璇琮將此書與魯迅《唐宋傳奇集》並舉，稱其開啟了進入唐人藝術世界的大門。而函中所論“寅老手批汪先生《唐人小說》”乃包敬第整理的陳寅恪遺作《〈唐人小說〉（汪闢疆校錄）批註》（或稱《陳寅恪批註汪闢疆校錄唐人小說》），刊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傅璇琮、許逸民主編《中國古籍研究》第一卷。可見，該函看似簡短，信息量卻頗豐富，提及的人物也極重要，我們可以以此為引子梳理出程千帆與汪闢疆、陳寅恪之間的聯結。
程千帆。圖源於網絡
程千帆生於湖南寧鄉的書香門第，其伯祖父程頌藩，叔祖父程頌萬，父親程康均為有聲望的名賢，詩文兼工。1925年，汪闢疆在《甲寅》雜誌連載了《光宣詩壇點將錄》，其中將程頌萬比作“天哭星雙尾蠍解寶”，以為其詩出唐入宋，堪比肩曾國藩長孫曾廣鈞。在陳三立等人建議下，汪氏後來修訂了點將錄，在新版本中，程頌藩被比作“天暴星兩頭蛇解珍”，程頌萬被比為“天哭星雙尾蠍解寶”，程康則被比作“地闢星摩雲金翅歐鵬”，是入選人數最多的文學家族之一。汪氏經典論作《近代詩壇與地域》亦提及程頌萬、程康，及其詩風。汪闢疆與程康有直接來往，避敵重慶時，二人共論程師顧印伯之詩文，並有詩互贈。
1932年，程千帆考入名家雲集的金陵大學中文系，與汪闢疆等碩學之士結成了師弟關係，據他回憶：“在大學四年中，我從黃季剛（侃）先生學過經學通論、《詩經》《說文》《文心雕龍》；從胡小石（光煒）先生學過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甲骨文、《楚辭》；從劉衡如（國鈞）先生學過目錄學、《漢書藝文志》；從劉確杲（繼宣）先生學過古文；從胡翔冬（俊）先生學過詩；從吳瞿安（梅）先生學過詞曲；從汪闢疆（國垣）先生學過唐人小說；從商錫永（承祚）先生學過古文字學。”汪闢疆對這位世家子弟青眼有加，許為美才，為之延譽，兩人相處十分歡洽。汪氏對陳衍《近代詩鈔》多有不滿，有意編選新版，程千帆遂請父親將家集數種，晚清諸家詩文集數十種和清末民初諸老燕集照片借予老師，供其採擇。
汪闢疆。圖源於網絡
汪氏與程千帆、沈祖棻夫婦不時有詩詞唱和或鴻雁往還，1940年4月11日，因罹病而煩悶不已的沈祖棻去信向汪闢疆和汪東訴苦，論及夫婦倆在民族存亡之際的安身態度與內心愁緒，希望師長勸程千帆以學術、家國為重，淡忘個人榮辱，汪闢疆立即覆函勸慰，併成集句詩二十首詳加勸導。汪氏學識頗讓弟子們折服，如程千帆言：“老師們當中，胡小石先生最會講課，很有條理，季剛先生上課喜歡漫談，汪闢疆先生不大會上課，有的學生講他上課幾乎是語無倫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師家請教他什麼問題，他能把有關的書一本本指示給你，然後一一分析，令人佩服。”程千帆從汪處受益良多，屢屢引用其論著佐證自己的觀點。他對老師的學問也有過全面的評價，在為1988年版《汪闢疆文集》所作後記中一一點評了各種著述的特點和學術價值。他始終感銘老師在治學和生活上的導引之功，到了晚年還不時憶起，如在1998年致陳平原信中就談到汪氏求學於京師大學堂時的軼聞。
程千帆以“與丈三世通家，嘗陪杖屨”概括他與陳寅恪間的關係，確實，程、陳兩家淵源極深，程頌藩被馬其昶贊為足於與陳三立並稱的“當世賢才”，程頌萬與陳三立同入張之洞幕府，共駐武昌多年，相知相惜、彼此激賞，晚年雖分居兩地，亦不乏聲息相通。此外，陳師曾與程康曾比鄰而居，相交甚契，常互贈有無。程千帆年少時也得陳三立贈聯，又與陳登恪在武漢大學共事數十年。而程千帆與陳寅恪結交於成都，1944年秋陳氏在華西大學開設“唐史”、“元白劉詩”課程，吸引了周邊其他大學的師生去聽講，據周勳初記述，慕名而來者甚夥，堅持到底的不多，僅孫望、程千帆等少數幾人。
期間，程千帆多有請益，甚至談到了外語學習的問題，兩傢俬下也有來往，顧頡剛日記就記錄在陳家遇到了沈祖棻。由於陳寅恪眼睛失明，不久就停止了授課，但短短數月令程千帆大受裨益，在此後數十年努力踐行著陳氏的治學方法。程著以史實考訂為本，自如地運用詩史互證之法，再輔以深透的藝術分析，精義迭現，成為文史結合的典範，確與陳寅恪的學術理路一脈相承，他說過：“陳寅恪先生他們的傳統學術基礎比較厚，老輩學者像冰山一樣，基礎在水底下，浮出水面的才一點點。陳先生一輩子沒講經學，但他偶爾引用一些經學，也非常內行。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二章《禮儀》附論《都城建築》，引了很多《周禮·考工記》即是一例。一方面，有傳統的基礎，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思考得更廣闊。包括用新的眼光來理解它。一方面，與外來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結合起來，不是生搬硬套，是溶解、滲透，這裡面有非常嚴格的界限。這可以以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後一輩的朱光潛，現在還在從事學術活動的王元化等人為代表，這些人把傳統文學文化與外來的文學文化相滲透，相結合，結果無論在文獻學本身，或者在文學歷史或文藝美學的研究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程千帆曾自言，他某些學術思考起自陳寅恪，如《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參考文獻就開列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韓愈與唐代小說》和《元白詩箋證稿》等，在具體闡述中也引用了《論韓愈》中的段落。另一篇論文《〈長恨歌〉與〈圓圓曲〉》同樣受陳寅恪啟發而作成。他常常提及陳氏之研究，建議友人、弟子多閱讀、領會其著作。但他又不為尊者諱，明確指出過陳學說上的某些缺失。程千帆熟知陳寅恪的學術理路和為文之道，所以對其評價相當中肯，如胡適、錢穆等均批評陳文不高明，尤其是錢穆指斥陳文“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始為可誦。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所宜”。程千帆覺得這是一種誤解，指出陳著與汪中《荀卿子通論》、章太炎《五朝學》和黃侃《漢唐玄學論》等名作近似，“這些文章都條理細密，證據確鑿，文風雅健，兼思辯與藝術之長”，它們“所追求的，放在第一位考慮的是另外一種東西，而不僅是文章之美。”
在他看來，陳氏文風是與治學模式、學術語言和立身之道融為一體的，嘲弄其不擅文字顯然不妥。相反，他推崇這種風格，認為陳文“不作空泛之論，能從某一不為人所注意的側面切入，以微見著，既微觀又宏觀，通融無礙”，已達化境，唯有王國維堪與之媲美。他又通透地指明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其實“是自我嘲諷，覺得自己的學問既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也不是完全跟著現代學術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實是自負。”程千帆對陳詩作過評價：“餘事為詩，亦複詞採華茂，氣骨清峻，而尤工於七言。古體掩有香山、梅村之長，今體則取法少陵，及玉溪以逮冬郎之所則效少陵者。晚經浩劫，所存雖僅寥寥百十篇，而於近百年中時局之變幻，世運之遷移，莫不寓焉。”認為陳詩淵源有自，在內容上承續了杜甫、李商隱、韓偓、元好問、錢謙益、吳偉業等對時代史實和個體精神的書寫，在體式上亦是如此。他也關注涉及陳寅恪的著作，如與舒蕪討論過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認為“陳寅恪熱”出現的原因是人們試圖重思文化的發展路徑問題。
陳寅恪。圖源於網絡
陳寅恪為學方法與眾不同，在閱讀時凡有所得或有所質疑遂於書頁空白處提筆加註，待全書閱畢，將批註予於整理就是一篇精到的論文，《〈唐人小說〉（汪闢疆校錄）批註》也是這種產物，它的批註對象包括小說原文和汪闢疆箋註，大體有以下幾類：一、糾謬。如《柳氏傳》有“昌黎韓翊有詩名”，陳寅恪指出“翊”當作“翃”，《顧氏文房小說》本《本事詩·情感第一》載有該故事，“翃”亦訛作“翊”，他又根據《新唐書·文藝傳》糾正了韓翃籍貫實為河南南陽。二、註釋或補證。如《馮燕傳》汪闢疆註解釋曾布《水調七遍》即詠馮燕事，並抄出《排遍第七攧花十八》全文，陳寅恪批曰：“子宣大麴之詞，即用表聖詩語。蓋唐詩、宋詞其關係淵流密切如此”，點明曾布詞化用了司空圖詩，於此見出宋詞對唐詩的承襲。如《東城老父傳》有“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皁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襆頭羅代之。”陳寅恪舉證了《唐會要》七二“軍雜錄”條，《新唐書》二四《車服志》，《通典》一六九“刑典守正”條，《隋書》十二《禮儀志》“大業時衣冠”條，《舊唐書》四五《輿服志》，《唐語林》七“補遺”條，分析了隋末唐初王公、官吏、軍士和百姓的著衣規制和特點。三、申抒己見。如《唐人小說題辭》引趙彥衛《雲麓漫鈔》：“唐世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是已。”陳寅恪批雲：“中國文學史中別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於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之中堅人物也。此二者相互之關係，自來未有論及者。”
他以為古文適宜用來作小說，古文運動的興起同時促成了小說創作的成功。元稹《鶯鶯傳》，白居易《長恨歌》流傳廣遠的原因就在於它們是新文體的產物，與古文運動關係密切，有便於創造、備具眾體的優點。白居易自言己作敘事病在瑣悉，蘇轍譏諷《長恨歌》不及杜甫《哀江頭》，其實是不明瞭文體不同，繁簡亦有異。四、質疑。如《鶯鶯傳》有“因命拂琴，鼓《霓衫羽衣序》”，陳寅恪批曰：“琴中有此序，所未聞，俟考。今東洲所傳之《清海波》，據云即《霓衫羽衣散序》之音，未能定其確否，要為有本，非臆說也。”此外，其中還有些評點，如他稱許了元稹的文學才華，對其人品卻有所詬病。陳寅恪強調做學問須把分散的詩集合起來加以綜合研究，以“說明一個時代之關係。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歷史記載之不足。最重要是否於糾正。”在上述批語中，他就充分利用新、舊唐史，唐詩或唐文，唐人小說或筆記，和《資治通鑑》等後世典籍相互印證、相互闡發，既論及小說作者、創作年代和內涉史實等基本信息，也關注了社會風尚的變化和典章制度的變遷，對文學研究和史學研究均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文/廖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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