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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樂器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一方面,以古琴為代表的中原固有樂器形制走向成熟,工藝製作水平和音樂表現力大幅提高,湧現出大批代表性演奏家和傳世作品;另一方面,中外及南北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大量外來樂器傳入中原,使華夏固有樂器種類更為豐富,以琵琶、篳篥等為代表的外來樂器甚至異軍突起,在後世不斷完善發展,成為當今民族樂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器演進,是我國樂器發展史中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重要一環。

古琴形制成熟與琴樂發展考古資料表明,先秦至西漢初年,琴的形制均為半箱分體式,與後世全箱整體式存在較大差異。

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是古琴形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諸多出土的東漢撫琴俑,儘管其外形粗略,但都約略反映出古琴已完成從半箱式向全箱式的轉變。東晉顧愷之所繪《斫琴圖》中的古琴,已是清晰的全箱式形制。

南京西善橋和丹陽胡橋等地南朝大墓中發現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繪有嵇康與榮啟期彈琴的畫面,其所用之琴不僅為全箱式,且有明顯的額、頸、肩、腰等造型,還明確出現了確定古琴音位的13個琴徽。

在傳世古畫《北齊校書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雖然當時琴的形制已大致固定,但其構造在細微方面仍有改動。事實上,從唐至今,古琴在基本形制確定的前提下,形式的多樣化追求始終沒有停止。當今古琴的主要樣式,就有仲尼式、伏羲式、神農式、連珠式、焦葉式等十幾種之多。伴隨古琴形制的不斷完善,有關七絃琴名器的記載也多見諸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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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樂器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一方面,以古琴為代表的中原固有樂器形制走向成熟,工藝製作水平和音樂表現力大幅提高,湧現出大批代表性演奏家和傳世作品;另一方面,中外及南北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大量外來樂器傳入中原,使華夏固有樂器種類更為豐富,以琵琶、篳篥等為代表的外來樂器甚至異軍突起,在後世不斷完善發展,成為當今民族樂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器演進,是我國樂器發展史中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重要一環。

古琴形制成熟與琴樂發展考古資料表明,先秦至西漢初年,琴的形制均為半箱分體式,與後世全箱整體式存在較大差異。

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是古琴形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諸多出土的東漢撫琴俑,儘管其外形粗略,但都約略反映出古琴已完成從半箱式向全箱式的轉變。東晉顧愷之所繪《斫琴圖》中的古琴,已是清晰的全箱式形制。

南京西善橋和丹陽胡橋等地南朝大墓中發現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繪有嵇康與榮啟期彈琴的畫面,其所用之琴不僅為全箱式,且有明顯的額、頸、肩、腰等造型,還明確出現了確定古琴音位的13個琴徽。

在傳世古畫《北齊校書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雖然當時琴的形制已大致固定,但其構造在細微方面仍有改動。事實上,從唐至今,古琴在基本形制確定的前提下,形式的多樣化追求始終沒有停止。當今古琴的主要樣式,就有仲尼式、伏羲式、神農式、連珠式、焦葉式等十幾種之多。伴隨古琴形制的不斷完善,有關七絃琴名器的記載也多見諸典籍。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史說魏晉南北朝“琴樂”的發展

《北齊校書圖》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傳世古琴的重視達到新的高度。傅玄《琴賦序》載:"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鳴琴曰"繞樑",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沈約《宋書・樂志》指出,不僅世人云"焦尾"琴是蔡邕蔡伯喈之琴,《後漢書・蔡邕傳》也持同樣說法,該傳雲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載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蔡邕別傳》說:邕豪子弟,遊吳門,彈琴後廚中,聞爨火聲,驚往問之。吳人云,桐材也。請以為琴,聲絕妙,世謂焦尾琴也。另據《南齊書・王敬則傳》載,王敬則之子王仲雄是一位著名琴人,"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可見果然有蔡邕所斫焦尾琴傳世,後世官廷不僅特別重視此琴並善為收藏,還經常讓琴家彈奏。後世琴家珍藏曆代名琴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魏晉時期。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古琴形制的完善發展。

漢魏以來古琴形制的成熟與定型,與大批文人琴家的出現密切相關。在當時的文化中心京洛中州及江南一帶,活躍著許多著名的琴家。東漢末年的蔡琰(蔡文姬),是著名琴家蔡邕之女,從小就顯示出很高的文學和音樂才能。經歷被擄匈奴又返國別子的坎坷後,蔡琰創作出著名的《悲憤詩》抒懷。

唐代琴人以該詩作為基礎創作的《大胡笳》、く小胡笳》,以及南宋後出現的琴曲《胡笳十八拍》,都是古琴音樂中的不朽名作。東漢末年的樂官杜夔也善於鼓琴,據朱長文《琴史》和劉籍《琴議》記載,杜蘷"妙於《廣陵散》"。

據說嵇康臨刑前彈奏的《廣陵散》,就是從杜夔之子杜猛處學來的。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223-263年),是眾所周知的古琴名家。他精通音樂,不僅作有傳世名篇《聲無哀樂論》,在琴樂理論和演奏方面也達到很高水平,著有音樂評論文章《琴賦》及琴曲《長清》、《短清》、《長側》、《短側》。這四首琴曲被後世琴家稱為"嵇氏四弄",又與"蔡氏五弄"合稱"九弄"

南宋楊瓚曾向民間搜求"嵇氏四弄",結果得到十多種傳譜,嵇康琴曲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正始末至甘露年間(249-260年),司馬氏集團為奪得皇權,打著捍衛皇室利益的旗號大肆殺戮曹黨。嵇康因與曹魏統治集團有一定關係,為當權者司馬氏所不容,最終因"呂安事件"被司馬氏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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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樂器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一方面,以古琴為代表的中原固有樂器形制走向成熟,工藝製作水平和音樂表現力大幅提高,湧現出大批代表性演奏家和傳世作品;另一方面,中外及南北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大量外來樂器傳入中原,使華夏固有樂器種類更為豐富,以琵琶、篳篥等為代表的外來樂器甚至異軍突起,在後世不斷完善發展,成為當今民族樂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器演進,是我國樂器發展史中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重要一環。

古琴形制成熟與琴樂發展考古資料表明,先秦至西漢初年,琴的形制均為半箱分體式,與後世全箱整體式存在較大差異。

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是古琴形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諸多出土的東漢撫琴俑,儘管其外形粗略,但都約略反映出古琴已完成從半箱式向全箱式的轉變。東晉顧愷之所繪《斫琴圖》中的古琴,已是清晰的全箱式形制。

南京西善橋和丹陽胡橋等地南朝大墓中發現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繪有嵇康與榮啟期彈琴的畫面,其所用之琴不僅為全箱式,且有明顯的額、頸、肩、腰等造型,還明確出現了確定古琴音位的13個琴徽。

在傳世古畫《北齊校書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雖然當時琴的形制已大致固定,但其構造在細微方面仍有改動。事實上,從唐至今,古琴在基本形制確定的前提下,形式的多樣化追求始終沒有停止。當今古琴的主要樣式,就有仲尼式、伏羲式、神農式、連珠式、焦葉式等十幾種之多。伴隨古琴形制的不斷完善,有關七絃琴名器的記載也多見諸典籍。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史說魏晉南北朝“琴樂”的發展

《北齊校書圖》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傳世古琴的重視達到新的高度。傅玄《琴賦序》載:"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鳴琴曰"繞樑",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沈約《宋書・樂志》指出,不僅世人云"焦尾"琴是蔡邕蔡伯喈之琴,《後漢書・蔡邕傳》也持同樣說法,該傳雲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載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蔡邕別傳》說:邕豪子弟,遊吳門,彈琴後廚中,聞爨火聲,驚往問之。吳人云,桐材也。請以為琴,聲絕妙,世謂焦尾琴也。另據《南齊書・王敬則傳》載,王敬則之子王仲雄是一位著名琴人,"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可見果然有蔡邕所斫焦尾琴傳世,後世官廷不僅特別重視此琴並善為收藏,還經常讓琴家彈奏。後世琴家珍藏曆代名琴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魏晉時期。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古琴形制的完善發展。

漢魏以來古琴形制的成熟與定型,與大批文人琴家的出現密切相關。在當時的文化中心京洛中州及江南一帶,活躍著許多著名的琴家。東漢末年的蔡琰(蔡文姬),是著名琴家蔡邕之女,從小就顯示出很高的文學和音樂才能。經歷被擄匈奴又返國別子的坎坷後,蔡琰創作出著名的《悲憤詩》抒懷。

唐代琴人以該詩作為基礎創作的《大胡笳》、く小胡笳》,以及南宋後出現的琴曲《胡笳十八拍》,都是古琴音樂中的不朽名作。東漢末年的樂官杜夔也善於鼓琴,據朱長文《琴史》和劉籍《琴議》記載,杜蘷"妙於《廣陵散》"。

據說嵇康臨刑前彈奏的《廣陵散》,就是從杜夔之子杜猛處學來的。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223-263年),是眾所周知的古琴名家。他精通音樂,不僅作有傳世名篇《聲無哀樂論》,在琴樂理論和演奏方面也達到很高水平,著有音樂評論文章《琴賦》及琴曲《長清》、《短清》、《長側》、《短側》。這四首琴曲被後世琴家稱為"嵇氏四弄",又與"蔡氏五弄"合稱"九弄"

南宋楊瓚曾向民間搜求"嵇氏四弄",結果得到十多種傳譜,嵇康琴曲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正始末至甘露年間(249-260年),司馬氏集團為奪得皇權,打著捍衛皇室利益的旗號大肆殺戮曹黨。嵇康因與曹魏統治集團有一定關係,為當權者司馬氏所不容,最終因"呂安事件"被司馬氏所殺。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史說魏晉南北朝“琴樂”的發展

南京南朝大墓磚刻畫嵇康彈琴圖

《晉書・嵇康傳》雲: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新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美"・嵇康將琴樂視為生命寄託和情感表達的重要方式。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述:"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嵇康面對死亡能夠"神氣不變,素琴彈之",體現出將人格與音樂置於生命之上,追求人格獨立與思想自由的崇高境界。

此外,魏晉時期的阮氏家族中的阮瑀、阮籍、阮成,東晉至南朝的戴氏家族中的戴逵、戴勃、戴顒,南朝劉宋時期的宗炳,以及江南柳氏家族中的柳世隆、柳惲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琴家。一些帝王及文人武將,如齊明帝蕭彎、梁武帝蕭行、梁元帝蕭繹、竟陵王蕭子良以及左思、劉琨、董景道、陶淵明、王子猷等人,在古琴藝術方面也都有很深造詣。如此眾多的名人鍾情於琴此時琴樂發展突飛猛進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琴被廣泛運用於清商樂之中,因此許多琴曲與清商樂關係非常密切。這種情況,類似漢代琴曲與相和歌的關係。此時的著名琴曲,有《碣石調・幽蘭》、《廣陵散》、《梅花三弄》、《酒狂》、《烏夜啼》等。其中的《碣石調・幽蘭》是有明確曲譜傳世的最早琴曲。全曲採用文字譜形式記寫,也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曲譜,在音樂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富於貴族氣息的六朝社會以及士人對玄學與自然的崇尚,使魏晉南北朝琴人形成了極富時代特點的琴樂觀念。他們崇尚自由,寄情山水,將琴視為修養必備和精神寄託,倡導"左琴右書"。琴樂與讀書一樣,成為當時文人生活的基本支柱,並在這種詩與酒的氛圍中,逐漸演化為文人生命的象徵,書寫著文人雅士的高尚情操。對於琴樂的審美,魏晉文人也有不同以往的獨特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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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樂器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一方面,以古琴為代表的中原固有樂器形制走向成熟,工藝製作水平和音樂表現力大幅提高,湧現出大批代表性演奏家和傳世作品;另一方面,中外及南北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大量外來樂器傳入中原,使華夏固有樂器種類更為豐富,以琵琶、篳篥等為代表的外來樂器甚至異軍突起,在後世不斷完善發展,成為當今民族樂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器演進,是我國樂器發展史中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重要一環。

古琴形制成熟與琴樂發展考古資料表明,先秦至西漢初年,琴的形制均為半箱分體式,與後世全箱整體式存在較大差異。

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是古琴形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諸多出土的東漢撫琴俑,儘管其外形粗略,但都約略反映出古琴已完成從半箱式向全箱式的轉變。東晉顧愷之所繪《斫琴圖》中的古琴,已是清晰的全箱式形制。

南京西善橋和丹陽胡橋等地南朝大墓中發現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繪有嵇康與榮啟期彈琴的畫面,其所用之琴不僅為全箱式,且有明顯的額、頸、肩、腰等造型,還明確出現了確定古琴音位的13個琴徽。

在傳世古畫《北齊校書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雖然當時琴的形制已大致固定,但其構造在細微方面仍有改動。事實上,從唐至今,古琴在基本形制確定的前提下,形式的多樣化追求始終沒有停止。當今古琴的主要樣式,就有仲尼式、伏羲式、神農式、連珠式、焦葉式等十幾種之多。伴隨古琴形制的不斷完善,有關七絃琴名器的記載也多見諸典籍。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史說魏晉南北朝“琴樂”的發展

《北齊校書圖》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傳世古琴的重視達到新的高度。傅玄《琴賦序》載:"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鳴琴曰"繞樑",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沈約《宋書・樂志》指出,不僅世人云"焦尾"琴是蔡邕蔡伯喈之琴,《後漢書・蔡邕傳》也持同樣說法,該傳雲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載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蔡邕別傳》說:邕豪子弟,遊吳門,彈琴後廚中,聞爨火聲,驚往問之。吳人云,桐材也。請以為琴,聲絕妙,世謂焦尾琴也。另據《南齊書・王敬則傳》載,王敬則之子王仲雄是一位著名琴人,"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可見果然有蔡邕所斫焦尾琴傳世,後世官廷不僅特別重視此琴並善為收藏,還經常讓琴家彈奏。後世琴家珍藏曆代名琴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魏晉時期。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古琴形制的完善發展。

漢魏以來古琴形制的成熟與定型,與大批文人琴家的出現密切相關。在當時的文化中心京洛中州及江南一帶,活躍著許多著名的琴家。東漢末年的蔡琰(蔡文姬),是著名琴家蔡邕之女,從小就顯示出很高的文學和音樂才能。經歷被擄匈奴又返國別子的坎坷後,蔡琰創作出著名的《悲憤詩》抒懷。

唐代琴人以該詩作為基礎創作的《大胡笳》、く小胡笳》,以及南宋後出現的琴曲《胡笳十八拍》,都是古琴音樂中的不朽名作。東漢末年的樂官杜夔也善於鼓琴,據朱長文《琴史》和劉籍《琴議》記載,杜蘷"妙於《廣陵散》"。

據說嵇康臨刑前彈奏的《廣陵散》,就是從杜夔之子杜猛處學來的。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223-263年),是眾所周知的古琴名家。他精通音樂,不僅作有傳世名篇《聲無哀樂論》,在琴樂理論和演奏方面也達到很高水平,著有音樂評論文章《琴賦》及琴曲《長清》、《短清》、《長側》、《短側》。這四首琴曲被後世琴家稱為"嵇氏四弄",又與"蔡氏五弄"合稱"九弄"

南宋楊瓚曾向民間搜求"嵇氏四弄",結果得到十多種傳譜,嵇康琴曲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正始末至甘露年間(249-260年),司馬氏集團為奪得皇權,打著捍衛皇室利益的旗號大肆殺戮曹黨。嵇康因與曹魏統治集團有一定關係,為當權者司馬氏所不容,最終因"呂安事件"被司馬氏所殺。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史說魏晉南北朝“琴樂”的發展

南京南朝大墓磚刻畫嵇康彈琴圖

《晉書・嵇康傳》雲: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新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美"・嵇康將琴樂視為生命寄託和情感表達的重要方式。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述:"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嵇康面對死亡能夠"神氣不變,素琴彈之",體現出將人格與音樂置於生命之上,追求人格獨立與思想自由的崇高境界。

此外,魏晉時期的阮氏家族中的阮瑀、阮籍、阮成,東晉至南朝的戴氏家族中的戴逵、戴勃、戴顒,南朝劉宋時期的宗炳,以及江南柳氏家族中的柳世隆、柳惲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琴家。一些帝王及文人武將,如齊明帝蕭彎、梁武帝蕭行、梁元帝蕭繹、竟陵王蕭子良以及左思、劉琨、董景道、陶淵明、王子猷等人,在古琴藝術方面也都有很深造詣。如此眾多的名人鍾情於琴此時琴樂發展突飛猛進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琴被廣泛運用於清商樂之中,因此許多琴曲與清商樂關係非常密切。這種情況,類似漢代琴曲與相和歌的關係。此時的著名琴曲,有《碣石調・幽蘭》、《廣陵散》、《梅花三弄》、《酒狂》、《烏夜啼》等。其中的《碣石調・幽蘭》是有明確曲譜傳世的最早琴曲。全曲採用文字譜形式記寫,也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曲譜,在音樂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富於貴族氣息的六朝社會以及士人對玄學與自然的崇尚,使魏晉南北朝琴人形成了極富時代特點的琴樂觀念。他們崇尚自由,寄情山水,將琴視為修養必備和精神寄託,倡導"左琴右書"。琴樂與讀書一樣,成為當時文人生活的基本支柱,並在這種詩與酒的氛圍中,逐漸演化為文人生命的象徵,書寫著文人雅士的高尚情操。對於琴樂的審美,魏晉文人也有不同以往的獨特感悟。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史說魏晉南北朝“琴樂”的發展

南京南朝大墓磚刻畫榮啟期彈琴圖

《晉書・隱逸傳・陶潛》載:"陶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這種音在弦外,追求意境"的審美情趣,反映出老莊哲學"清靜無為"思想以及"大音希聲、獨聞和焉”對六朝文人思想的影響,在中國古代音樂美學史上也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琴樂來源十分廣泛,琴曲甚至成為保存相和歌和清商樂最重要的基地。雖然琴樂在隋以來被視為"雅聲",但不被用於朝廷郊廟等狹義的雅樂之中,可見魏晉以來琴樂主流所體現的民間俗樂性質,也說明琴樂風格和其他管絃雜曲、鼓舞曲存在著明顯差別,琴樂也越來越具有獨立的樂種意義。反過來說,正是大量清商樂被引入琴樂,以及琴樂與民間俗樂融合,對琴樂風格的多樣性和自身的豐富發展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造就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琴樂藝術的輝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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