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從京城任兵部主事貶為偏遠地方的小小驛丞，諍而杖責，忠而被貶，情何以堪?王陽明每每念及此事，總是鬱悶不已。
如果貶官尚不算人生最糟糕之事，那麼生活環境之艱苦和生活物資之極度匱乏，則是此時王陽明面臨的最大、最直接的窘境。貶謫黔中龍場，所帶來的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艱苦使王陽明進入了人生低谷，現實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陽明。
他開始懷疑自己，懷疑前賢，甚至懷疑天道的存在。無奈與絕望之中，他在“玩易窩”裡看到一個石墎，形狀頗像一口棺材，他對著石棺自言自語道：“我現在只是在等待生命的結束罷了!”是的，王陽明是在等待，在靜靜地等待。
他躺進石墎，閉上眼睛，以等待死神的降臨，以等待下一次生命的開始。
開始，王陽明獨臥石墎，體驗生死，靜坐之間，思緒繁複，雜念頗多：或思父母養育之恩、或念夫妻之情、或嘆朋友之信，心中羈絆難以釋懷。
的確，自己尚未報國為民，尚未盡孝知悌，尚未與妻舉案齊眉，尚未與友把酒言道，豈能撒手人寰?豈能坐以待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一在王陽明內心裡過濾著，他一一思忖著。現實、夢想、人生、聖賢盤旋於王陽明內心上空，久久叩問著這貶謫之臣。
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之後，王陽明早已對功名利祿看輕看淡，一切榮華富貴、榮辱得失在他看來都是過眼雲煙，都能超脫，唯獨生與死這一執念仍未能看透。顯然，對生的嚮往和對死的畏怖是人與生俱來的，如何才能將這生死之念克除?
王陽明默默思忖著。突然間，他想起少年時在私塾立志做聖人的理想，於是他從內心發問，向天而言：“聖人處此，更有何道?”誠然，人總是在逆境時才往往會叩問蒼天——應當怎樣看待人生?這時的王陽明也不例外。
其實，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不管是喜悅還是悲傷，我們都不應該去叩問蒼天，而是拷問自己，處於此境，該為社會做點什麼?該為民族做點什麼?該為人生做點什麼?是虛度年華而悔恨還是默默無聞而羞恥?
顯然不是，而是要仰望星空叩問心中的道德，用自己的良知去關注社會，關注人生，關注未來。
思考是痛苦的，但人生就是一個不斷思考的過程。不難發現，陽明在“玩易窩”中讀《易》時經歷了三個困惑，這三個困惑也是王陽明在“玩易窩”中思索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未得”。在這階段，王陽明仰觀俯察，靜坐凝思，天地四方無所不察，微末虛無無所不思，凡事都在思考之中，凡事皆有所染，可是茫然無所得，像一縷青煙一樣無所依附。此階段明顯屬於“靜悟”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得之”。王陽明對《易》有所悟時，猶如洪水決堤不可阻擋，瞭然通透，如水草出淤泥，精華頓現，唯有身在其中，才曉其中奧妙。此階段屬於“覺悟”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是“玩之”。覺悟之後，王陽明怡然自得、欣然若喜、油然春生，因所得而能產生無限的樂趣，這樣就可以觸類旁通，達到大徹大悟的境界。王陽明自認為已經到了“玩之”的階段。
他從玩《易》中領悟了《易經》中天人合一、對立統一、否極泰來的易理精髓，領會到精粗一致，內外合一，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的真理，體悟古之聖人處此，而能忘卻執念、忘卻生死，甘為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階段乃是“徹悟”階段。
通過對《易經》反覆領會，從靜悟到覺悟，從覺悟到徹悟，王陽明認識到，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一體，此為“大我”。這個“大我”猶如萬物生生不息，此消彼長，永恆存在於現實世界，不念過去不念將來。
顯然，人有三重生命，即生物生命(肉體生命)、社會生命(人際生命)和精神生命，而死亡只不過是生物生命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而存在，如果執著於生死就是執著於軀體，執著於生物生命，這是以生物軀體之“小我”遮蔽了人心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之“大我”——精神生命。
於是，王陽明通過對易理的琢磨與研習，將生死之念這個“小我”放下，去追求人心與天地合一之“大我”。
破解了榮辱得失，放下了功名利祿，忘卻了生死之念等世間種種煩惱之後，王陽明的內心開始變得平靜而專一，變得無比坦然。
他不分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靜一，一切順其自然，無慾無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久而久之，王陽明漸漸進入了一種純粹的“大我”之境。
在一天半夜裡，他忽然覺得心中升起一片光明，眼前一片燦爛，彷彿一道佛光環繞頭頂，又彷彿盤腿靜坐於蓮臺之上，又彷彿與聖人促膝交談，但其內心一片明靜，一片澄明。
此時，王陽明感到自己被籠罩在光明之中，並與光明融為一體，他不禁大聲歡呼，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驚醒了一旁的僕人。原來，他突然體悟到格物致知之旨，體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此時的王陽明心如明鏡，他意識到：聖人的處世之道，從自己內心本性就可以找尋，而不必向外去尋求，心即是理，心外無物。
人只要從內心尋求本真的自我，即使身處蠻夷，亦如故鄉，即使語言不同，但語意相通，心心相通。有了那顆心，就有那個理。人的精神生命就是為這顆心努力著、探求著、仰望著、堅持著。
王陽明悟“道”所悟到的就是聖賢之道，就在於依憑良知做事。他認為良知就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那個本體，它是心與理、人道與天命的貫通，是人心中的天道，是心之昭靈明覺，它是指導我們做人做事的道德準則。
聖賢之道存在於每個人的本性之中，只要自我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聖賢。只有當我們努力把一切名利、得失、生死執念都放下的時候，才能突破“小我”的遮蔽，恢復心之本來面目，實現“大我”。
要實現“大我”，並不需向外尋求，而只需向內端正自己的內心，克除自己的私慾，恢復良知本心，這樣就能夠恰當地領悟到事物的道理並作出正確的、善的行為。
正如古之聖人們之所以在面對危難和困境時能平靜從容、視險若夷，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按照良知本心去做事，胸懷坦蕩蕩，所以無需害怕。
顯然，王陽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可以分作三個層次來解讀。
一是心外無理，心外無物。世間的一切道理和萬事萬物都存在於我之心中，心包萬物，心攝萬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心，心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化萬民。這與主張心理為二的朱熹劃清了界限。
二是去欲求理，體認良知。人要窮究世間萬理，認識事物，就應該拋卻外部世界一切雜念，排除干擾，向內尋求，到心中去體認，使得心中本有的良知釋放出來。這與朱熹維護封建倫理、固化知識分道揚鑣。
三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人人心中皆有一個聖人，人皆可以為聖賢，既無須求理於外物，亦無須求理於聖賢。只要心中有個聖人存在，你就是一個聖人，你心中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擺脫一切桎梏，迴歸本真狀態，胸中灑然，不假外求。
對內在之“心”的作用的發揮和對主觀精神的強調，給王陽明帶來了克服外在困境的勇氣和力量。
從此，王陽明的心靈得到了安頓，不管是在京城還是在龍場，也不管是廟堂還是江湖，只要有“心”，就有“理”，“心”與“理”永遠為一。
只要有心，一樣都是忠君，一樣都是報國，一樣都是為民。心中裝著什麼，你就會為這著想。心中裝著人民，你自然就會為人民謀福祉。
不難看出，王陽明在承繼陸九淵心學理論的基礎上加以發揮和發展，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物“，並確立了“心”的本體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知行合一”、“致良知”揚帆起航，它猶如一盞明燈在茫茫的黔中大地的黑夜指引王陽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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