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登月50週年：當億萬富翁用財富來延續人類冒險夢想時，普羅大眾卻與他們望向了相反的方向'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雖然智慧的人臨終時懂得黑暗有理，

因為他們的話語沒有迸發出閃電，

他們也並不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善良的人，當最後一浪過去，高呼他們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會多麼光輝地在綠色的海灣裡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蘭·托馬斯

我們還關心登月和外太空嗎？仰望這個動作在這個時代已成為了一種奢侈（通常得進健身房才有機會），低頭才是普遍的。注意，是近距離的低頭；遠距離俯瞰已被互聯網民主以反精英名義從我們的方向感中抹掉了。拜硅谷所賜。

這讓我想起2016年初採訪一位叫做彼得·蒂爾的硅谷來的人。他投資了Facebook和埃隆·馬斯克的SpaceX公司，是位億萬富翁。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人類登上月球半個多世紀後，我們的科技進步僅僅造出來140個字符的社交網絡，卻沒能造出會飛的車？好像是個明知故問的問題。不過，他投資這兩個公司的行動已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彼得·蒂爾

2012年，我們去寫斯坦福大學的報道。這是我們對硅谷的第一次認識。每一個學生津津樂道地談論創業夢想，談論改變世界與“創造性破壞”。然而，“企業家精神”，聽起來不構成任何時空向度。

20世紀60年代，西方從文化形態上進入了後現代社會。1969年，“阿波羅11號”登上月球。也是在這個時候，全球掀起了反文化運動，西方摧毀了其自身文化內部終極性價值規範的傾向，消費主義替換了工業社會的宏大命題。

“人類的一大步”| NASA供圖

弗裡德里克·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和其他科幻小說》裡寫道：“工業化的世紀之交，或美國所經歷的懷舊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都已經完全沒有其必要性，被簡化為對眾多虛浮景象的託詞。這種以後現代形式出現的懷舊感對歷史感的替代，這種曾經處於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出現關頭的民族的過去的消失，與今天的消費社會中歷史性的消失，與昨天和前天的事件和明星人物在媒體上的快速失效，顯然是一致的。”未來失去了方向。

恰恰也是在這個時候，硅谷誕生了。如果要有一個硅谷“創世紀”的時間，那就是1968年。脫胎於肖克利實驗室的“八叛逆”創建的仙童半導體公司裡，誕生出很多創新型半導體公司，其中包括戈登·摩爾、羅伯特·諾伊斯和安迪·葛洛夫創建的英特爾。

硅谷開始發展它自己的歷史。英特爾前總裁、董事會主席克雷格·巴雷特曾在2012年的那次探訪中告訴我，20世紀60年代，“冷戰”和“星際爭霸”使美國海軍和航空航天局在灣區孕育出一定數量的科技公司和航天企業。圍繞斯坦福，存在著兩股力量。“斯坦福大學研究院附屬於斯坦福，研究院進行了很多政府祕密級別的研究，特別是軍事研究。那個時候，很多學生反對祕密研究，但沒有人反對過工業研究。斯坦福選擇了它的歷史方向：把祕密的政府研究驅逐出校園，成為一條開放的路徑。”

在《硅谷的祕密歷史》一書中，硅谷的“尤達大師”史蒂夫·布蘭克寫道。“二戰”期間，斯坦福和伯克利都是美軍的祕密武器實驗室，斯坦福負責研究的是導彈和監視衛星，而伯克利是核武器。因此，斯坦福可以開放地創辦公司，伯克利則處於封閉狀態。戈登·摩爾發現了偉大的“摩爾定律”，工程師開創的硅谷史，開始有了自己的自然法則。

繼比爾·蓋茨與他的微軟之後，硅谷最熱的名字無疑是：蘋果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創立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以及創立Google的拉里·佩奇與謝爾蓋·布林。他們不再以革命性的技術創造來推動變革，而是創造出新的生活方式與社交方式，成為消費社會企業。

喬布斯在世時，每一款蘋果產品發佈都成為一場全球性膜拜的宗教盛典。他代表經典意義上的新一代極客精神，賦予消費者體驗的歡愉和快感，使互聯網、計算機與電子產品具有了觸及人情感的靈韻，也開拓了全新的商業機遇。

圖 | 攝圖網

而社交網絡，則變革了人們的社交與生活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人與空間的關係，硅谷出現了一種革命性的改變力量——風險投資。今天的硅谷每天都在產生鉅額的現金流，僅僅是Google一家公司的賬戶上，每年就能增加數百億美元的現金流。如此體量的資本在硅谷高密度地聚集，激勵著硅谷人的冒險主義與樂觀主義。不過，看起來，硅谷最後還是走入了信息時代的消費主義，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精神史。

也是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很獨特的人物開始進入大家的視野，他就是埃隆·馬斯克。創立和賣掉PayPal後，他成為億萬富翁。他做太空技術探索公司SpaceX，發射火箭，談論移民火星，又做電動汽車特斯拉，他身上工業時代的英雄主義氣質讓人感到一種與消費社會根本不同的氣質（當然也不乏有人指責他為狂人、騙子）。硅谷失去了歷史的時候，馬斯克提供了一種原子工業時代的未來感。

但與消費社會的消極頹廢和虛無主義不同的是，這時的硅谷，其樂觀程度已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這種極端樂觀主義，使得硅谷出現了一大批技術烏托邦經典著作：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的《未來比你想象的更美好》、雷·庫茲維爾（Ray Kurzweil）的《精神機器的時代》、伊多爾·高克蘭尼（Indur Goklany）的《世界的改良狀態：為什麼我們正在一個更清潔的星球上變得更長壽，更健康，更舒適》，還有拜倫·里斯（Byron Reese）的《無盡的進步：為什麼互聯網和技術將終結無知、疾病、貧困和戰爭》。

而在這些技術烏托邦思想的背後，像馬斯克這樣的硅谷億萬富翁形成了一個俱樂部，被稱為“太空極客”和“新太空資本家”。他們童年都熱愛科幻和太空探索，少年時目睹過阿波羅登月，財富級別讓他們可以玩衛星和火箭。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包括亞馬遜的創始人傑夫·貝佐斯、與比爾·蓋茨共同創立微軟的保羅·艾倫、《毀滅戰士》遊戲的製作者約翰·卡爾瑪克、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探索太空的努力已經成了硅谷新貴的地位象徵，成為一種“新貴族精神”。這股力量的崛起，吸收了曾經環繞在政府資助的太空探索周圍的能量與熱情，也讓私人資本進入太空從想象開始變得可能。

2018年9月17日，埃隆·馬斯克宣佈，SpaceX將使用BFR大型獵鷹火箭，送日本億萬富豪前澤友作前往太空，完成七日環月之旅。

然而，難以被人察覺的是：當這些億萬富翁開始用從互聯網獲得的財富來延續人類冒險夢想時，棲居於互聯網的普羅大眾們卻與他們望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成了兩個互相看不見的、背靠背的世界。

硅谷烏托邦式的進步主義精神復活了：“摩爾定律”——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會增加一倍，性能也隨之提升一倍；每1美元所能買到的電腦性能，也會每隔18個月翻兩倍以上——以此信息技術進步速度，開始有了超出消費主義範疇、開拓空間和推進時間的可能性。一些未被驗證的“預言”也橫空出世，也許有些可能是痴人夢話，比如著名的“奇點”：隨著納米技術、生物技術等呈幾何級數加速發展，人類正在接近一個人工智能超越人腦的時刻，屆時人類（身體、頭腦、文明）將發生徹底且不可逆轉的改變。

除了這些科學家和空想家，硅谷還有“意識形態家”，比如彼得﹒蒂爾這樣的人。彼得·蒂爾有一套完整的世界秩序構想，加之有億萬美元資本，這讓他在構想未來時，思想比過去的思想家還要宏大和有野心。他喜歡用宏大詞語來談論事物：“宇宙最強大的力量”、“本質”、“結構虛弱”、“底層平臺”，都是他愛用的詞語。他的那本同時也被商業解讀的《從0到1》，在我看來，是一整套按照個人道德價值觀與意志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他以論斷式語句綱領性描述的未來，其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歷史敘述重構的“未來主義者”野心，使一些神經過於敏感的左派歐洲哲學家甚至想起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歷史的復活。他推翻了自由資本主義賴以建立的自由競爭法則，取而代之的，是重新以壟斷定義資本主義。

如果要以“顛覆”來定義，也許就走錯了方向。他讓我想起勒·柯布西耶，這位在“一戰”的精神廢墟上以建築的空間形式建構明日的城市建築師。彼得·蒂爾說：“所謂人生的終結感不過是現代社會的迷思罷了”。他設想了一種聽起來像是說夢話的新時間秩序，這個時間秩序，可能指向永恆——一個嫁接在計算機科學比特世界和生物學涉及的原子世界之間的世界。他相信，現在互聯網的技術進步，還不夠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如果沒有更根本性的技術進步，將無法解決生命所存在的物質空間的真實問題。對他的採訪讓我感到，硅谷開始望向地平線上隱現的未來，一個比過去工業社會更加宏大的、宇宙級別的未來，且以工業資本所力不能及的更大規模資本，為之付出行動。

2017年年底，硅谷億萬富翁俱樂部中的另一位，俄羅斯投資人尤里.米爾納來到北京。這位粒子物理學家出身的投資人說，他在2016年與史蒂芬.霍金聯合宣佈啟動了一個探索半人馬座的計劃，開始開發“星際飛船”，還利用世界上最好的射電望遠鏡，對可能存在文明的恆星系統發送文明信號。

全面擊潰工業社會後，硅谷再次望向了星空，望向比月球遙遠得多的深空，做著一個更宏偉的史詩之夢。然而遺憾的是，他們所創造出的消費和娛樂社會，卻讓成為他們財富來源的社交網絡使用者們，不再願意抬起頭來，仰望哪怕是工業時代雄心的冒險目的地——月球。

這個時代最深刻的階級鴻溝也許超越了任何可見的財富和物質形式，而取決於你望向哪個方向，以及望得多遠多深。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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