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統治中國的六十年，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鼎盛的時期。在“乾隆盛世”的大背景下，乾隆帝自己頗為得意，自詡不輸古代任何帝王，還勉勉勉強地湊出了“十大武功”加以炫耀。客觀地說，乾隆帝確實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六十年也做了不少大事。
不過，對於這樣一個自視甚高的皇帝，遺憾也是存在的。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即禪位之後他陷入了一場無法自拔的戰爭，那就是嘉慶初年轟轟烈烈的白蓮教起義。
白蓮教起義的發生可以說是階級矛盾的一個大爆發，也是自乾隆中期以後人口壓力與土地矛盾的一個尖銳衝突。白蓮教的核心群體是流民，從乾隆中葉開始，大量來自陝西、四川和湖北的流民湧入三省交界處的原始森林，伐樹造房，開荒種地。後來，廣東、湖南、安徽、江西等地遷移過來的百姓也加入這支開荒隊伍，其人數達到數十萬之眾。
這些流民攜帶妻室遠離故鄉來到深山老林開荒是不得已之舉，但即便是這樣還是不能改變他們生活的窘境。因為到了這裡以後他們發現土地貧瘠且無法保持水土，勞動和收穫嚴重不成比例。這些流民的生活十分艱辛，往往是數年才能獲得一次豐收。
儘管生活艱難，可這些樸素的百姓依然樂此不疲，這從另外一個方面反映出大清社會體制內的潛力已經挖掘到極限，但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增長帶來的問題。對於百姓來說，只要是能吃上一口飯誰也不會去造反，可到了乾隆晚年，矛盾越積越深，一場曠日持久的農民起義也就迫在眉睫了。
農民起義的爆發往往又會和宗教聯繫在一起，數省的流民聚集在一起更容易滋生這種宗教溫床，這就好像後來的太平天國起義一樣。白蓮教起義宣揚的精神理念便是“習教之人，人彼黨夥，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對於缺衣少食的流民來說，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生活，正是他們所追求的。
乾隆六十年，太和殿裡剛剛完成了禪位大典，乾隆帝以“千古完人”的姿態退出政治前臺。可僅僅過了沒幾天，即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白蓮教起義正式爆發。起義的火種在陝西、四川、湖北三省點燃，迅速蔓延至川、陝、鄂、豫、甘五省，所涉及的府、州、縣等二百多個。
自乾隆25歲即位後，他還是第一次感受到來自內部的巨大壓力。在他繼續執掌政權的最後幾年中，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鎮壓這場農民起義上。僅三年時間，朝廷動用的軍隊多達十餘萬，軍餉七千多萬，可起義之火越燒越旺，大有推翻清廷的勢頭。
乾隆皇帝一生對外對內用兵無數，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但一向自信的他在白蓮教起義面前根本束手無策，最後竟寄希望於“西域祕咒”，據說這種咒語是康熙帝親口傳給他的，只要誦此惡咒便能讓禍首無疾而死。可以想見，向來視迷信為敝履的乾隆帝確實是無計可施，只能眼巴巴看著大清的基業被一口口吞噬。
著名的史學家戴逸先生曾點評晚年乾隆對待白蓮教起義的態度說：“一個叱吒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唸咒，意欲制敵於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聵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別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年老的乾隆帝沒有辦法應對這次農民起義，意氣風發的嘉慶帝同樣也是徒呼奈何。直到嘉慶九年（1804年），這場持續了九年之久的農民起義才被徹底鎮壓，大清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軍餉花去兩億兩白銀，陣亡的一二品將領多達二十餘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
至此，乾隆盛世的面紗被揭下，大清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同時，這場起義也給乾隆帝以無盡的遺憾。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早日班師回朝。在他的遺詔中也不忘叮囑嘉慶帝要平定此次起義，將禍首千刀萬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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