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因發表《哲學通信》遭到巴黎高等法院的通緝，他只得避居於小城西雷，住在女友夏特萊夫人家裡。夫人是一個奇女子，喜歡閱讀各類科學書籍，但她很厭惡歷史，覺得讀歷史書毫無用處，只是無聊時的消遣而已。夫人的批評意見很尖銳，她說：知道埃伊爾繼承瑞典國王哈坎的王位、知道奧斯曼是埃託魯爾的兒子，這些知識對於我這個現代法國女子有什麼要緊的呢？

這種批評確實很到位，我們也不禁要反問自己——知道秦始皇的性格是否殘暴、蜀後主的智力是否低下、明武宗的統治是否暴戾，這與我這個現代的市井小民有何干系呢？《資治通鑑》裡的帝皇將相、王侯世家、功臣謀士早就變成了千年枯骨，瞭解他們的事蹟與性格，對於我的銀行存款又有何意義呢？嘲笑岳飛、翻案秦檜、吹捧魏忠賢、貶低史可法，這些行為又與我的利益有何相干？——歷史學是否是無用之學？讀歷史書究竟有沒有用處？

為了勸說夏特萊夫人重視歷史，伏爾泰寫作了《風俗論》

關於歷史問題的爭議是否有意義？

牛頓與惠更斯的爭論，推動光學的發展；亞當斯密與重商主義的爭論，有助於自由貿易與國民經濟；培根與經院哲學的論戰，也促進了思想的解放。這種因爭論而帶來的進步，在歷史領域中卻很少看得到。

歷史學家們之間的筆墨官司更多是口舌之爭：關於晉元帝的生父、明成祖的生母、孝莊後的下嫁、雍正帝的暴亡都曾引發不小的爭論，但這些爭論對歷史學的發展似乎並沒有多大意義。時至今日，它們依然懸而未決，而且恐怕在千百年後也是如此。歷史的真相恐怕永無揭穿之日，可這種真相對於我們來說又有何用處呢？除了滿足專家學者的好奇心、歷史愛好者的八卦欲外，對於國家的治理、個人的學識又有何助益呢？當兩個人為這種歷史懸案爭得面紅耳赤、寫文章進行口誅筆伐時，明智的旁觀者心裡會暗念道：看吶，這些書呆子們又要引經據典來講廢話了！

歷史就像個大法院，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曾受到自己時代的判決，他們在活著的時候或者收穫榮譽、或者受到懲處，隨著時間的流逝，所有人都會化為成枯骨。李林甫和秦檜生前倍享尊榮、得以壽終，逃過了應有的責罰，這是時代的過錯，而且是不可彌補的過錯。後人不思以史為鑑，澄明當代的政治，反而要在對死者的剖棺戮屍中尋求快感——怎麼，你真以為遲來的正義還算正義嗎？秦始皇隋煬帝未曾與你謀面，你也不曾眼見其人、耳聞其聲，他們的治政得失已由陳勝李密的起義來回應了，翻不翻案，對已經覆滅的王朝又有何影響呢？歷史上的每個人物都應由自己的時代來宣判，後人對著一堆枯骨翻案又有何意義！

歷史領域被太多這種無謂的爭論所充斥，導致人們的認知能力只停留在表象層次，沒有深入去發掘內在的東西，所以歷史看上去才那麼的不實用。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史書一般無人問津，而歷史小說卻暢銷無比——歷史變成了純粹的消遣讀物。

歷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

伏爾泰告訴夏特萊夫人，學歷史並非毫無用處，你之所以覺得它無用，那是因為你學習的方法不正確。史學家們在著史時，總是要追求翔實，他們把一切可信的材料全部收攬入其中，編成一本卷軼浩繁的史典，以供後人查閱。讀者研究歷史時，如果沒有站在總聯繫的高度去看，而是跟著作者的步伐，意欲讀盡這部由無數材料堆積而成的史籍，那麼他就只會執著於歷史的細枝末節，而沒有看到整個大趨勢。

史書就像字典一樣，編者總是希望內容豐富而完備，讀者則只查閱有價值的信息。如果一個人捧起一本字典，然後從A到Z，每個字按嚴格的順序來閱讀，那麼這是一個多麼死板的蠢材啊——他不知道應該捨棄那些生僻字，多瞭解常用的內容，到最後他即使認懂了許多文字，卻讀不懂由這些文字湊起來的文章。學歷史也是如此，如果我們拿起《漢書》，從本紀到列傳，一篇又一篇機械的讀，到最後也就知道這些傳主，而不瞭解整個西漢史。

有些人讀歷史只看到了人物的性格、事件的經過和個人的遭遇，卻怎麼也讀不出生產的發展、朝代的興衰、風俗的更替以及精神的變異——他們沒有透過雜亂無章的事件去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因此，在他們看來，歷史幾乎是停滯的，在各個時代之間沒有發展和進步，有的只是治亂興廢的重複。他們不知道現在是由過去發展而來的，所以歷史在他們的面前也就顯得陌生而無用。因此，伏爾泰說：

“史書中那些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細節，就像一支軍隊的行李輜重，是個累贅。人的腦子很小，如果雍塞著細枝末節就會使智力衰退。因此論事必須從大處著眼，細枝末節則應由寫編年史的人彙集在辭典中，以備需要時查考。”

在我們看來，秦始皇的父親是否是呂不韋、元順帝是否是瀛國公的兒子，這都屬於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它們絲毫沒有影響秦國掃定天下和元朝滅亡的歷史大勢，執著於這些問題的爭論是學不到東西的。

“法蘭西思想之王”—伏爾泰

伏爾泰認為歷史書應發揮思想啟蒙的作用

承認歷史是上升發展的而不是停滯與輪迴，這是伏爾泰歷史觀的一大特點。同時，他是一名啟蒙思想家，所以特別關注人類精神的發展歷程。

在伏爾泰眼中，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意味著人的精神從愚昧走向了理性、從宗教迷信走向了啟蒙進步。他批評普芬道夫的歷史書只是一堆材料堆積和故事奇聞，在裡面我們讀不到國家的兵力變化、人口增減、民族融合、法律變更、風俗移易以及國民財富的增長。這種史書只有人物和事件，卻沒有人類文明。

在野蠻無知而又專制的中世紀，歷史書本應給人們提供一面鏡子，讓他們重新去發現古希臘與羅馬的輝煌藝術、先進科技以及開明政治，發揮啟蒙的作用。然而人們在史書裡除了帝王的豐功偉績、貴族的權謀傾軋和後宮的勾心鬥角之外，什麼也看不到。歷史愛好者們崇拜帝王的功績、學習貴族的權謀、模仿後宮的爭鬥，卻沒認清自己卑賤可憐的社會地位與不平等的現實，他們熱衷於學習上層人物的陋習，自己卻一天比一天愚昧、一年比一年敗壞。

除了史料以外，歷史書應發揮其思想啟蒙的作用，讓讀者知道什麼是愚昧，什麼又是理性。要啟蒙他們去追求進步與發展，用自己的理性來獨立思考問題，而不是做古人的應聲蟲，拙劣的模仿先人的事蹟，從歷史中繼承爾虞我詐的陋習。伏爾泰說：

“我正是本著這種精神來寫《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律、藝術、風尚是我的主要研究對象。細微的史實只有在它引起重大事件時才納入敘述中。”

史實收錄在作為“詞典”的史書中就行了，我們研究歷史時不應該在拘泥於這些細枝末節，而是要發掘歷史發展的軌跡，用以服務當下。在歷史學領域中，應少一些清談客，多一些啟蒙者。

伏爾泰論中國的歷史學

在《風俗論》中無不流露出作者對中國史學的讚賞，伏爾泰認為中國的史學家嚴謹認真，尊重現實，追求準確無誤。他說：

“其他民族虛構寓意神話，而中國人則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寫他們的歷史，其樸實無華，在亞洲其他地方尚無先例。”

在基督徒虛構大洪水、大火災等故事時，司馬遷的《史記》卻將女蝸補天、后羿射日等寓意神話全部排除在外了，中國人沒有自負的去虛構地球的變遷年代，而是如實記載下可靠的東西。在《史記》中甚至沒有追溯到伏羲與神農，司馬遷寫道“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這說明他知道在黃帝之前還有神農氏，但他卻以黃帝為開端，他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因為黃帝之前的譜系與年代都遺失無考了，所以才不去上溯到神農，這是太史公的嚴謹之處。對於這種務實的精神，伏爾泰是十分尊重的，他說：

“中國的史書沒有上溯到人類需要有人欺騙他們、以便駕馭他們的那種野蠻時代。其他民族的史書從世界的起源開始......全都上溯到萬物的起源、宇宙的形成。這種狂妄性，中國人一點也沒有。他們的史書僅僅是有史時期的歷史。”

中國人的科學算不上進步，但倫理學卻發展得很成熟。在中國，很少出現政教合一的政權，中國的史書不宣揚愚昧，而是要收納治國理政的經驗、典章制度的傳承、人文風俗的變遷以及古今人物的德行。伏爾泰盛讚《尚書》，認為裡面沒有任何神蹟與預言，也不記載政治詐術。《尚書》裡有作為曆法的《堯典》，還有介紹地理的《禹貢》，都是抵制愚昧的篇章。

在古人看來，“史”是僅次於“道”的學問，呂祖謙將史學求實的精神作為自己的思想體系，顧炎武則從史書中提煉出天下郡國的全貌，分析了中國的輿地、山川、賦役、屯墾、水利、漕運、財計等問題，用來幫助治國理政。史學的求實精神為“內聖之道”，經世致用的功夫則為“外王之術”，這是執著於細枝末節的人無法理解的。

讀史不僅有益於我，也有益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