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的檔期撞上《復聯4》，在明眼人看來，這絕對不是件好事。從不到10%的牙縫中擠出排片量，拿下破億的票房，這部《迦百農》也算是沒有完全失蹄於“復聯大軍”的小黑馬。
強調“小”字是“眼淚收割機”、“公映催淚”、“淚灑北影節”等宣傳標籤的運用，雖然這增加了該片的曝光度，但是片中戲劇化的情節與臺詞讓整部影片深有“賣慘”之嫌，同時也削弱了影片“貧窮、教育、生養”等核心主題的表現力度，加重了該片的羸弱感。
但能在“復聯大軍”的進攻下殺出重圍，黑馬之相是必須要肯定的。
影片《迦百農》又被譯為《何以為家》，顯然後者是為了照顧觀影者，所以大部分觀眾並不熟識《迦百農》，只知道《何以為家》這個影名。
這是遺憾的，後者才真正體現了影片的表達重心，“迦百農”的意思是“物品雜亂無章地堆積”。也是聖經中的地名，是加利利海附近一域，耶穌開始傳道時，即遷居此地，有不少神蹟和重要的事情在這地方發生。直白描繪加現實諷刺將關注點拉大到黎巴嫩這個‘戰亂’、‘動盪’的地方，而不是隻聚焦於“何以為家”的扎因小男孩。
故事始於一場審判，倒序加插敘的方式解釋著十二歲的扎因為何要將自己的親生父母告上法庭。從而關注黎巴嫩，這個東部和北部接壤敘利亞，南部比鄰以色列的地中海邊小國，揭露這裡底層人民的悲慘遭遇。
說起帶有揭露性，且反映現實問題的影片，主角的選取大多以婦孺老少為主，因為需要他們這些正常的弱勢群體激起觀眾地憐憫之情，其中孩童與老人的題材尤為的多，如《我們倆》中的空巢老人，《愛•回家》中奶奶與孫子的相處過程，講述多對老人黃昏戀的《我愛你》。
且童年與老年分別是人生的開始與結束階段，處在這兩個階段的人都格外的脆弱，因此這兩個階段的旁生問題也是最多的。
他應該是一個男孩，年紀不過十二三歲。
同樣是少年老成，片中的扎因舉手投足間卻給人一股子大人味，不是那種小孩子做大人事的吃力與稚嫩，他很從容與平常。這讓影片在這麼多少年老成的故事中，存留了些獨特。
他可以跑上好幾條街，駕輕就熟地撒著各種謊買處方藥，幫媽媽製作廉價毒品。
可以去雜貨鋪打工，運送比自己體積都大的貨物。
可以帶領一眾小弟弟妹妹，上街賣果汁討生。
甚至幫妹妹洗帶血的內褲，脫下身上的背心，教她如何墊著，又或是為妹妹偷衛生棉。
彷彿他就應該是個大人了，只不過身體停止了發育。可他又真真確確是一個小孩，執著於“蟑螂俠”與“蜘蛛俠”的關係，面對蠟燭蛋糕會露出孩子般的天真。這也是全片除了獲得國民身份那次，不可多得的笑容。他孩童的身份與成人的行徑形成矛盾，從而扎因在這種矛盾中，克服矛盾，尋求解脫的方式是該角色緊抓觀眾心絃的一大亮點。
畢竟苦難的故事有千萬種，單單依靠人生路途所遭受的委屈來博人眼球不是長久之計。扎因的遭遇確實讓人心疼，可他小孩子的倔強與當擔卻是片中大人們所不及的。不會因為雜貨店老闆的一點拉麵與甘草就無原則的巴結，僅僅只是一頓飯的恩情，在被異國移民哈瑞“拋棄”也咬牙地撐著照顧她的兒子。
這與棄兒、賣女的哈瑞和男主父母構成鮮明對比，看完全片，也許你會發現他才是一個真正像樣的“大人”。
身份，是一種象徵，是一種證明，在黎巴嫩卻是一種生活，光明正大或東躲西藏的生活。
基本上，該片的主要人物都是影子人民，俗稱“黑戶”。他們是鮮活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卻得不到國家認可的人群。為了不被驅逐出境，扎因一家八口要擠在一二十平的破爛混凝土樓裡，嘈雜與謾罵充斥於耳。周圍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屋，形形色色的垃圾，總讓人有種透不過氣的壓迫感，很難想象如果無人問津，這個叫扎因的男孩可能就要在此受困一生。
同樣和扎因身陷囹圄的，還有埃塞俄比亞移民的哈瑞。在扎因試圖帶走被嫁人的妹妹薩哈失敗後，他對家庭終於失望，出走到不知名的海濱小鎮，遇上了哈瑞。
一個善良而貧窮的單身母親，住在一個塑料和碎石搭成的小棚子裡。同時打著好幾份工，為養育兒子，也是為了攢錢買一張偽造的身份證，讓其長久的留在黎巴嫩的土地上。
“身份”，簡單的兩個字，卻刺中各異鄉人心中的軟肋，不管是片中還是現實裡。不成為其中的一員，就無法獲得原住民那般的歸屬與安全感。
片中扎因、哈瑞甚至是扎因的父母，他們都不屬於黎巴嫩這個國家。沒有身份，不能工作、上學，拿不到國家的補助。以至於哈瑞要東躲西藏，扎因一家八口為了有個棲身之所，還得時刻討好那個不懷好意的雜貨店男老闆，扎因更是親眼看著自己的妹妹被送去當他的新娘。
現實中也有不少的異鄉旅人，在異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飽受“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之擾。
影片一直都圍繞教育、貧窮、生養三個核心問題擴散，單身母親哈瑞、扎因、扎因的父母三組人物線通過扎因控告父母一案連接起來。但總給人一種影片每個問題都講了，又好似什麼都沒講清楚，一切的問題都停留在外表的慘象。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將食物凌駕於受教育之上，而越窮則越生來緩解貧困，產生又新一輪的貧困圈。
但為什麼父母文化程度不高，電影沒有交待，越窮越生來緩解貧窮也只是觀眾對於扎因父母生育衝動的猜想。
歸根結底，該片要表現的內容大於全片能表現的內容，使影片本身內容過於飽和，主題沒能得到深挖。
所有人都明白要透徹明瞭地挖掘教育、貧窮、生養問題之間的密不可分，因而扎因父母的敘事線是必不可少的。而導演完全可以通過縮短單身母親哈瑞的敘事線，來彌補扎因父母敘事線上的不足。畢竟作為養育與引導孩子人生的主要負責人，父母更有話語權。
片中在法庭上曾有這麼一段對話，是法官與扎因父親的：
扎因父：我對自己說，嫁了她，起碼能有大床睡。真正的床,有毯子的床，還有東西吃。
法官:你從來不知道會這樣嗎?
扎因父：沒有，我也不想這樣， 我兒子捅了別人,我會自豪嗎!你有沒有想過，這不是我們的錯。我也是這樣出生，這樣長大的，我做錯了什麼。如果我有選擇，我可能會比你們所有人都好……這不是我想要的。有人告訴我“沒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你的孩子將是你的脊樑”但他們打斷了我的脊樑，傷了我的心。我詛咒結婚的那天，我為什麼要過得這麼悲慘……
看著扎因父親站在被告席上，通紅的眼睛以及將奪目而出的淚水，扎因母親無助又無奈的眼神，小編的心受到了沉重一擊。不是因為先天的憐憫之心，只是他們不應該作為事故罪惡的源頭，站在這場審判的被告席上。他們明明也是貧窮、教育、生養問題的受害者，他們與扎因，乃至整個黎巴嫩的難民們都應該站在原告席上，控告著貧窮的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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