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下游的臨汾盆地何以孕育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最終成為貫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汾河:晉地之母》

“魏風”“唐風”在晉南,《詩經》的時代屬於晉國,其核心的臨汾盆地是汾河的下游,那裡孕育了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最終成為貫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記者/劉暢 攝影/蔡小川

汾河下游的臨汾盆地何以孕育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最終成為貫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汾河風光

王制之始

如今你只能站上堤岸,躍入汾河。

“彼汾沮洳,言採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詩經·魏風》裡伸入河灘的溼地不再,採野菜的翩翩少年亦不再,一如“魏風”的確切範圍已撲朔迷離,與“唐風”難辨彼此。“十五國風”裡,“魏”“唐”皆屬春秋時的晉國,在晉南地。“汾”即“大”,汾河乃晉地最大的河流,自晉中的管涔山北緣而下,蜿蜒713公里,西入黃河,潤澤方圓3萬餘公里。經至臨汾盆地已是下游,河水平緩,東岸臥有崇山,居盆地中心,周圍的汾河谷地自古乃唐地,正是《詩經》成書時晉地的核心。

公元前1035年,此地發生叛亂,周公平亂後,周成王把自己的弟弟分封於此,史稱“唐叔虞”。我從臨汾市裡向此進發,東南驅車不到一小時,但見路旁不時出現茹毛飲血的原始人宣傳畫,指向崇山西麓陶寺村的陶寺龍山文化遺址。唐叔虞定都崇山之前千年,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間,那裡已形成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都邑,與五帝之一的“唐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汾河谷地緩緩抬升,放眼望去,遺址只是斜坡上高高低低的麥田。東西約2公里、南北約1.5公里的遺址被5個村莊包圍,數千年來卻幾乎從未被後世的房屋覆蓋。遺址的土不夠黏,村民建不了窯洞,蓋房也莫名覺得此地陰氣太重,反而繞開這片寬敞、向陽的高地。

汾河下游的臨汾盆地何以孕育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最終成為貫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陶寺宮城遺址

“陶寺的城址東邊有從山上流下的南溝,中軸線上有中樑溝,兩條河都匯入汾河,當時的人們除了打井,用水的主要來源便是它們。”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高江濤常年駐紮現場,他帶我探訪先人選址築城的門道。距離陶寺遺址西北界不到5公里便是汾河。山中南溝的河道仍在,建都時為修築圍牆,特意讓河道拐了個彎。“‘(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在《乘馬》篇中總結的都城選址原則,在這時已得到貫徹。古人不像今人會生活在離水很近的地方,尤其不會在滔滔的黃河邊。為了既用上水又不被淹,古代都邑往往建在黃河、長江的大支流旁,並且多是在河邊寬闊的二級階梯上。” 高江濤說。

自上世紀50年代被發現,陶寺遺址已發掘出早、中、晚三期的遺蹟,夯土砌牆圍出城郭,大城中套宮城,又有下層貴族生活區和平民生活區,乃至祭祀區、手工業生產區、墓葬區、倉儲區。“根據季風和河水流向,‘下風下水’的地方是平民區乃至有汙染的手工業區所在的地方,與北京城‘北貴南賤’格局的理念一樣。”整個城址目前是遺址公園,觀景點在城址東南部祭祀區的觀象臺,高江濤引我東望,崇山中間隆起,兩邊緩緩伸入地平線,恰把遺址“抱入懷中”,正是千年來國君建都時都要尋找的“太師椅”。“更為難得的是,山上有密密麻麻的支流,即使現在也能看到條條河溝。一旦山間有暴雨,這些從高處看像‘鳳凰之羽’一樣的結構會立刻把山洪分化,保證城邑的安全。”

把視線從崇山山尖拉回,眼前是13根4米餘高的灰色柱子。柱子圍成一個半圓,依夯土遺蹟和遠處的城牆高度還原,寬窄不一,柱間有縫。夏至日,日出時,陽光拉著柱間的影子,恰好從第二個縫隙裡透過來,照到圓心處的夯土圓臺遺蹟上,像太陽在大地上刻下的指針。“冬至日能從第十二個狹縫看到日出的陽光,第七個狹縫透光時為春、秋分,依照這些縫隙瀉到圓臺上的光,可以確定20個節氣,由此規劃農時。”

“《尚書·堯典》中的‘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正是這個意思。”高江濤在他15年的發掘時光裡,對此地與堯的種種巧合著迷。“當地村民稱太陽的音近似‘堯窩’,與對‘堯王’的稱呼一模一樣。而在甲骨文裡,‘昜’就是一個人站在地平線上看太陽,恰是在觀象臺觀測時的樣子。而在出土的朱書扁壺上,有兩個紅色圖案,許多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目前最早的文字,寫的是‘文堯’,是對堯的敬稱。”

陶寺遺址是否“堯都平陽”,成為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但中國文明的早期國家形態在此成形,已是共識。除卻都邑的形式綿延不絕,此地銘刻著“華夏”的基因。“相比其他地區同時期遺址中出土的祭壇和通神的紋飾、面具,這裡有等級分明的墓葬和炫耀武力的兵器,而且有記錄農時的觀象臺和圭表,表明此地崇信的不是神,而是世俗的君主。”高江濤告訴我,汾河谷地上相互協作的農業生產,鑄就了王權。“墓葬裡雖然有很多武器,卻會把武器封在盒子裡。尤其在一座陶寺中期王墓的墓壁上,嵌有一個公豬的下頜骨,這是《周易》中描述的‘豶豕之牙’,左右兩邊各擺三柄帶彩漆木把的玉石鉞,含義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雖然陶寺遺址內也有戰國時的人類活動遺蹟,但公元前1900年以後,陶寺遺址上的人群便不知所蹤了,直到近千年後,晉國的都邑才出現在崇山的另一面。

汾河下游的臨汾盆地何以孕育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最終成為貫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崇山之下的汾河落日

君臣之亂

陶寺向東進崇山,層層麥田像金黃的梯子逐級升起。汾河河谷的黃土自古適合種小米,《詩經》時代尚沒有小麥在此種植。小米的密度不及小麥,也不會種在半山腰。那時的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兩三攝氏度,“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山有樞,隰有榆”,“魏風”和“唐風”裡的場景是河畔有大片桑田,山上有刺榆,山下有榆樹。乃至出土文物裡,還有現今只生活在南方的鱷魚。

崇山有鐵礦,盤山公路直通山頂,採礦封路,唯有往來山間運料的卡車通行。高江濤請當地村民李靖帶我尋村路上山。凡有公路之處,山被沙石、水泥重塑,樹窠裡種著幼苗。年逾花甲的李靖黝黑得發亮,兒時總花個半天爬到山上打山泉,但自上世紀90年代私人挖礦興起,泉水消失,山峰下沉近百米,掏空的礦洞坍塌,綿延的山樑跌成峭壁。他如今只夏季來山上採藥材。崇山現名塔兒山,因1100餘米的最高峰上有佛塔。站在塔下,傍晚山風呼嘯,向西瞭望,汾河的曲折被落日照成玉帶,鑲在黃綠交錯的原野上。

崇山為三縣交界處,西北乃陶寺遺址所在的襄汾,西南為曲沃,東南是翼城。山巒之外,盡是臨汾盆地平坦的盆底。由山頂向南而下,回溯2000年,曲沃、翼城之間,便是西周時晉國的國都與國君的墓葬遺址。

唐叔虞的兒子燮父改“唐”為“晉”,坐落在崇山這座“太師椅”的另一端,背山面水,面朝汾河的支流滏河興建都邑和墓地。史料記載,在晉國周圍的山裡遍佈戎狄族群,周成王分封時對他的要求便是,“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整個晉南地區,西周期間至少同時存在大大小小20個國家。“東周以前的王相當於聯盟共主。周武王滅商後,除了分封自己的同姓兄弟、有功之臣、先聖王的後代以外,還要對商遺民和商統治下的諸侯重新冊封,最終捋順上下級關係,落實稱臣納貢的制度。”山西大學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謝堯亭向我介紹分封制的特殊之處,“分封便是賜予土地和人民。與後來繼承自秦漢的郡縣制不同,那時各地的行政官員和軍隊名義上由周天子任命和監督,實則只是報備。地方諸侯擁有很大的自主權。”

汾河下游的臨汾盆地何以孕育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最終成為貫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鳴條崗間的小道

晉國是當時的大國,最初冊封時地“方百里”,卻也不比現在一個縣域大。當時國與國之間並不一定相連,耕地之外就是荒野。晉國國都的城牆尚未發現,但謝堯亭依據在曲沃、翼城間發掘出的晉侯墓葬數量推算,晉國都城內,同一時期生活的人口不過數千人。“其他的小國只有方圓七十里、五十里、三十里,甚至更小。”謝堯亭曾主持發掘晉國旁邊的小諸侯國霸國,雖是伯一級的國君,但根據墓葬數量推斷,該國都城裡的人口僅有數百人,甚至不見得比現在一個村莊的人口多,“所以,人在那時是第一生產力”。

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交錯在晉南的山水之間。“兩週時,汾河兩岸的湖泊連成串,而盆地之間、盆地之中,又有山嶺把土地分割。比如在晉南地區,峨嵋嶺和絳山把臨汾與南邊的運城分隔開,而在臨汾內部,崇山和汾陽嶺又把臨汾盆地與侯馬盆地隔開。”謝堯亭告訴我,這些山水間的區隔既不是無法逾越的障礙,又形成了自然的政治單元,在周王約束力強的時期,各諸侯國嚴守禮制,彼此相安無事。

“但有人、有地就會形成勢力,分封制必將不斷分化國君的實力。”謝堯亭把晉國的歷史看作是分封制下,周代列國的縮影。“西周末年時,周天子的勢力衰微,各大諸侯國開始兼併周邊的小國。周幽王時,晉文侯已開始擴張,他滅掉韓國,佔領古曲沃一帶。”待周幽王被殺,晉文侯又幫助周平王遷都洛邑,殺掉與周平王爭位的攜王,為東周的締造立下大功。可自文侯去世,分封的陰影便降臨在晉侯自己頭上,晉國迎來長達67年的內亂。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於沃。”公元前745年,晉文侯的兒子昭侯把古曲沃封給他的叔叔成師,號為桓叔。6年後,大夫潘父與桓叔裡應外合,弒昭侯迎桓叔,桓叔想趁機入翼城自立為君。歷代對《詩經》的解讀普遍認為,《唐風·揚之水》便是對桓叔在曲沃處心積慮,希望篡位的描述。“揚之水”即“輕緩的水波”,“鑿鑿”是水中之石光潔的樣子。“揚之水,蓋以喻晉昭微弱不能制桓叔,而轉封沃以使之強大。”清代專研《毛詩》的學者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中解釋道,“有如水之激石,不能傷石而益使之鮮潔。”

這看起來也像是水系間的爭鬥。古曲沃在如今運城盆地內的聞喜縣,山西省的考古工作人員在聞喜縣城南邱家莊與上郭村相連的鳴條崗上發掘出晉國的城牆和墓葬群,初步認定為桓叔與其後代的都城和墓地。鳴條崗是一個凸起的長條崗,北高南低,如今崗上、崗下皆是麥田與村莊,不見河流,毗鄰黃河的支流涑水河幾近乾涸。而在春秋時,全長200餘公里的涑水河水流充沛,崗兩側既有涑水河的支流環繞,又有平坦的開闊地,自然條件與翼城不相上下。

桓叔的叛變沒有得逞,大夫潘父被誅殺,自己敗回曲沃,但他的兒孫仍然繼續著爭鬥,甚至將列國捲入其中。桓叔的兒子曲沃莊伯攻入翼城,弒昭侯的兒子孝侯。晉人立孝侯的兒子鄂侯,曲沃莊伯又興兵伐翼。周平王命虢公率兵攻打莊伯,莊伯退回曲沃。鄂侯之子光繼位為哀侯。曲沃莊伯去世後,其子曲沃武公先俘虜哀侯,並殺其子小子侯。周桓王再命虢攻打曲沃武公,武公又退回老巢。晉人又立哀侯之弟緡。而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最終滅晉,完全兼併其領地。他以滅晉時所取得的寶器向周天子行賄,令王室列他為諸侯,承認他為晉國正式國君。晉國的政治中心也一度轉移到涑水河一帶的運城盆地。

但小宗代大宗的陰影卻給晉國的公族帶來災難。晉武公的兒子獻公吸取昭侯的教訓,盡殺祖父桓叔和父親武公的血脈,以除後患。親族崩裂,《唐風·杕杜》記述了時人對此的哀嘆:“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汾河下游的臨汾盆地何以孕育早期中國國家的雛形,最終成為貫通中原的水上走廊?

鳴條崗

水運之利

晉獻公大肆擴張,滅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凡與晉為鄰者,盡為兼併。到晉獻公末年,他消滅了晉南地區臨汾、運城除山區以外的所有國家,將晉國的疆域北面推到呂梁山區吉縣、蒲縣、霍州以北一線,東到翼城以東太行山,東南到垣曲東山一帶,西界到達黃河以西;南界推到黃河以南。晉國境內暢通無阻。

擴張的同時,晉獻公將都城遷至絳,史料記載稱“故絳”。謝堯亭向我介紹,目前故絳的位置,還不能確定。而可以肯定的是,晉獻公的太孫景公將首都遷至汾河與澮河交界處的新田,史稱“新絳”。至公元前376年,韓、趙、魏三分晉地,其間再未換過國都,傳位十三世共209年。政治中心又回到汾河流域。

“‘趙氏孤兒’的故事與晉景公遷都直接相關。”謝堯亭認為,直至被卿大夫滅國,晉始終在分封制的泥沼裡掙扎。趙氏孤兒是趙武,是乃晉景公的外甥,母親是景公的姐姐趙莊姬,父親是晉國卿大夫趙朔。為防止公族奪權,晉獻公之後,國君的同姓不得居住在晉國,國君於是任用、分封外姓,國君權勢逐漸旁落,趙氏就 是執掌晉國權柄的外姓之一。“晉景公早有剷除趙氏之心。而趙朔早亡,趙莊姬與趙朔的叔父趙嬰齊私通。姦情敗露後,趙嬰齊的兩位哥哥趙同、趙括將趙嬰齊驅逐出晉國。趙莊姬心懷怨恨,向晉景公告狀,說趙同、趙括要謀反。晉景公在遷都三年後,藉機發動族滅趙氏的‘下宮之役’。”

遷都有調離勢力的考慮,新田,也就是新絳,也確是富饒的樞紐之地。新田的古都邑已被髮掘出來,在如今的侯馬市西部。此地居臨汾與運城之間,如今仍是晉南地區的樞紐。“而從水路上看,新絳西臨汾河,南面澮河,正在兩河的交界處。”

直到宋代,汾澮一線都是連接西安和洛陽的重要通道。山西省考古所田建中研究員向我介紹:“流經西安的渭河流入河西,河東接汾河,汾與澮相交,澮河東連太行山,穿軹關陘入‘河內’平原,通洛陽。”

謝堯亭告訴我,“上世紀50年代時,澮河還能通船。”澮河與汾河交匯處在春秋時有一個大湖泊,當時被稱為“王澤”,後世無數詩句在此通道上流傳。尤為著名的是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劉徹率領群臣到河東郡汾陽縣祭祀后土,龍舟行於汾水之上,武帝悲秋,作下《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應採訪人要求,李靖為化名,感謝安藝舟、張芳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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