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商人相當活躍，“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范蠡即是一位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在越國二十二年，政績斐然，又是一名著名的商家，他以經濟學家計然為師，務商二十一年，三致千金，成為天下首富，被人們尊為一代“商聖”！

范蠡是如何經營的？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載范蠡自稱：“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即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太史公素王妙論》中說：“變名易姓之陶，自謂陶朱公，行計然之計，二十一年之問，三致千萬，再散於貧。”計然是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范蠡曾以計然為師。因此，計然的經濟思想與范蠡的經營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說計然是理論家、設計師，那麼范蠡則是實踐家、實業家。

司馬遷在談到范蠡的商務實踐活動時說：“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致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範然喟然嘆日：‘居家則至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地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革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止天下之中，交易有無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資累居萬。天下稱陶朱公。”

班固在寫《漢書》時，將范蠡的商務概括務為：“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於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稱陶朱。”

以上記述，成為後人研究范蠡商業經營思想與策略的基本依據。依據上述的記述，范蠡的經營之道，概括地說，主要有下述八點：

一、苦身戮力，艱苦創業。

范蠡離開越國後，帶領兒子與家人，來到齊國，開始務農經商，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史載他們父子在齊“耕於海畔，苦身戮力”，至陶後，“復約要父子耕畜”，這就是說他是用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來經商的。他靠的不是權利和地位，而是靠自已的智慧和策略。這種“苦身戮力”的創業精神是十分可貴的，是他後來走上致富之路的基石。

二、善擇地點，開拓市場

范蠡務商是在越國做出的選擇，地方選在齊國，是要擺脫政治對他的影響，使他有廣闊的活動空間。來到齊國後，通過實踐，經過慎重考慮，最後決定在陶定居下來。這一選擇的依據：

其一，陶居天下之中。史載：“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這是范蠡所以選定陶地的主要依據。這裡所說的陶，即今山東定陶。渭“天下之中”，是說地理位置的優越性，方便於東西南北各地交往；“交易有無之路通”，是說其地交通便利，可以通向各地。“諸侯四通”，則是說齊國經過齊桓公改革之後，日漸走向富強的道路，與諸侯各國有頻繁的交往，這種政治地位也有利於商業運作。

其二，陶之東為齊國，多文采布帛魚鹽；北為趙，富魚、鹽、棗、慄；南有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這些地區有豐富多樣的物產，能為商人提供充足的貨源。

其三，陶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既可為經商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又能為商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

其四，陶地偏東，與中原相比，戰爭相對要少一些。在他生活的春秋戰國之際，諸侯爭霸中原是焦點。一些大的戰爭與政治活動多在中原。這種環境不利於商家的正常經營。

三、農商俱興，多種經營

農末俱興是范蠡經營思想的主導內容。他棄官時選擇務商，大概是受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說法的影響，也就是說他看到商人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認定商能致富。同時他通過觀察，看到市場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是多層次的，即使是同一種產品，也可以有不同的等次。為此，他開始就農商兼營，既墾荒地，種糧食、種蔬菜，又兼營副業，養魚，養豬，養羊，養雞。

范蠡總結自已的經營經驗，認為養殖業經營資金少，收益高，是從速致富的有效方法。他所說的養殖，主要有兩項：一是五畜，一是養魚。他在向魯國窮士頓猗傳授致富經驗時曾說：“子欲速達，當畜五悖。”賈思勰也認定：“畜悖則速富之術也。”此外是養魚。他說：“治生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范蠡養魚的方法被賈思勰稱之為“無貲之利也”。這種多種經營的策略，是他廣開財源，走上成功之路的重要原因。

四、薄利多銷，佔領市場

毫無疑問，商人是以贏利為其目的的，貴出賤人是商家經營的基本原則。但究竟追求多大的利潤，採取什麼樣的手段獲得利潤，不同的商人有不同的標準和要求，牟利的方法也不止一途，而是多種多樣的。

而且商業上的競爭，往往表現在商品價格的高低上。同一種規格、相同質量的產品，投入市場後，誰能贏得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價位的高低，優勢在價位低的一方。范蠡深悉這一要領，他經商盈利的主要方法是收取什一之利。

史載：范蠡“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這是對他商業經營成功經驗的總結。所謂“逐什一之利”，就是取得十分之一利潤。這與當時商業經營中逐十二之利，以十取百，百倍其本之利相比，應當是說這是很薄的利潤。范蠡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贏得了市場，完成了資金積累，成為“貲累鉅萬”，富甲天下的鉅商。究其原因，就在於薄利多銷，薄利是手段，是要佔領市場，爭取客戶；多銷是關鍵，多銷使其利潤積少成多，從而獲得鉅額商業利潤。

范蠡的這種經營，不同於官商，官商依靠地位與特權，通過侵佔國家資產牟取暴利。如子貢“常相魯衛”白圭也做過魏相，他們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摘囤積居奇的買賣，享有減免稅收等多種特權，比別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賺錢。更有一些與官無緣的大商人，看到權利在商業中的作用，千方百計地賄賂達官貴人，以便從官府那裡撈到好處。如絳之富商“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宛孔氏則“連騎車，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閒公子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史記索隱》雲：“謂孔氏以資給諸候公子，即經得賜與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贏過於本資，故云‘過當’，乃勝於細碎儉嗇之賈也”。這種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結的做法，無疑是一種隱蔽的掠奪手段。

范蠡的這種經營，也不同於奸商，奸商是靠欺詐牟取利潤的。《韓非子·說林下》載：“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這是不正當經營的一種。

五、預測市場，把握商機

市場物價既受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因素的影響，又受自然條件因素的限制，準確預測市場變化，爭取主動，至關重要，問題是如何進行市場預測？范蠡提出：

一是在注意季節時令變化與農業週期性的變化，隨著這些變化的到來，市場的供求情況也會出現相應的彎化，引起物價漲落的起伏。

二是要把握物價漲落的規律。他通過觀察，發現商品在市場上價格上揚和下跌與供求有直接關係。他說：“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

三是要做好進行貿易的各項準備工作。司馬遷將范蠡的這種經營方式總結概括為“候時轉物”，也有說是“與睦逐”，居貨物，隨時而逐利也”。

商機是無限的，又是瞬息萬變的，具有季節性！用范蠡的話來說：“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這裡所說的時，就是商機，從時間上說，不僅包括一年四季，不同季節。民眾對商品需要品種有所不同，同時農業豐欠對市場興衰有直接關係。

范蠡的這一經營思想，與同時代的在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又《仲尼弟子列傳》雲：“子貢好廢，與時轉貨貲⋯ ⋯ 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史記集解》雲：“廢舉謂停貯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極大。風調雨順與水冰霜等自然災害，特別是一些大的自然災害直接影響到農業收成的豐欠，也直接影響到市場物價的漲落與供求關係的變化。

經濟學家計然總結中國農業生產的週期性規律，提出：“歲在金時，能夠豐收；歲在水，就有水災之害，可能欠收；歲在木時，就可能出現饑饉；歲在火時，則要出現旱災”。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發現。按照這一規律推算，他運用計然關於農業豐歉循環論，六年一次豐收，六年一次旱災，十二年一次大饑荒，提出“八谷貴賤之法”，大敗之年，八谷皆貴。美之年，八保皆賤。八谷亦一貴一賤，極而復反。

范蠡將這一理論用來指導他的商業實踐，根據季節、時令變化時市場的影響，確定根據季節、時令變化販賣不同的商品，范蠡將他的這一做法概括為“夏則資皮，冬則資稀，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強調把握住經濟的發展規律，並要預測在先。要讓貨等客，不要讓客等貨，這是資別人所不資，有別人所沒有。如此，既滿足了市場供求，保持了物價的相對穩定，而且也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范蠡的“待乏”不同於囤積居奇。而“待乏”是有遠見的商家，通過市場預測，預謀在先，在貨源充足，或者是某種商品處於銷售淡季時低價購進，待貨源緊張或銷售旺季時拋出，雖然商家按照貴出賤人規律，獲取了豐厚的利潤，但為坑不騙，既調劑了市場供求，穩定了物價，又急了民眾之急，滿足了民眾需求。

六、誠信為本，貨真價實

《史記》在記述范蠡積累資金的策略時說：“積著之理，務完物，無幣息。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在這裡，強調將貨物質量放在首位，所謂“務完物”就是要切實保證商品質量，也就是說要出售信得過的貨物，讓購買者放心。對於易腐爛變質的食品，要特別小心，及時出售，以維護商業信譽，這也是商家完成資金積累的先決條件。其次，是加速資金流轉。所謂“無息幣”、“敗幣欲其行如流水”，就是說要加速貨幣流通，使貨幣在流通中增值，不要為貪取高額利潤而囤積居奇，以致貽誤了商機，造成商品滯銷，資金積壓，那就無法實現貨幣增值的終極目標。

七、擇人而任，同心協力

商業經營的所有環節都是人來運作的。范蠡是以父子為主體的個體商家。父子苦心戮力，同心同德，艱苦創業，是必要的。非如此，就不能興家立業。然而隨著他的資金的增長，經營範圍的擴大，既在本地從事購消活動，又行長途販運，將中原地區的牲畜運送到江浙一帶，這就必須選聘一些人來為自已從事經營活動。

司馬遷將“能擇人而任時”作為范蠡善於經營的一條基本經驗，說“善至生者，能擇人而時。”所謂擇人就是選用商業經營人才。這是善治生者不可缺少的條件。范蠡是如何選人的，選用的是些什麼人，在史書中沒有見到具體記載。從其經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為富甲天下的商業鉅子來看，絕不會只有他們父子幾個，在他手下必然有一些精通商業運作，善於實踐人取我予的商業人才。而這些人才都是范蠡在擇人時精心挑選出來的。對於選用的人員，放手使用，即使在工作中出現一些一般性的過失，也為予苛責。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與時遂而不責於人”。這樣有利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八、富行其德，散財於貧

范蠡的經商是以求富為目標的，與眾不同的是，他不以富賈天下自恃，而是以“富好行其德”作為自已人生的價值，即向世人表明他不僅能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國，而且能經商致富。

基於這種考慮，范蠡不為金錢所累，離開齊時，便“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居陶經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於貧友昆弟”。還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范蠡在商業經營中，重視市場預測，但不搞壟斷，相傳他曾經指導齊國國君在後苑治池養魚，一年得錢二十萬；他又指導魯之窮士猗赴西河經營牧業、鹽業與珠寶玉器，“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富王公，馳名天下。”司馬遷將他的這些舉措稱之為“富好行其德”。清人知縣張汝賢賦詩言行其事：“千金屢散誠何意，豈是英雄志未償。”他用自已的實踐行動，締造了商人的光輝形象，為商家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