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犧牲後，居然被認定“交通違法”？日前，河北香河縣一起老人救4歲女童被撞身亡事件的後續進展，引發輿論關注。
據紅星新聞報道，今年3月9日，4歲女童邱某獨自橫穿車水馬龍的103國道時，一輛汽車疾馳而來，開“摩的”的老人侯振林見狀，疾步跑去抱起女童。隨後，二人被一輛廂式重型貨車撞倒。老人不幸去世，女童顱腦損傷但無生命危險。
1個月後，香河縣政府授予侯振林“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榮譽稱號，但香河縣交警大隊認定貨車司機、女童監護人、侯振林三人各負1/3的同等責任。侯振林的家屬對此難以接受。
從法律出發，“見義勇為”和“交通違規”並不矛盾
老人因為見義勇為、搭救女童而去世，卻要揹負“交通違法”的責任，從情理上很難讓人接受。
可若單從法律上看，二者或許並不矛盾：侯振林老人捨己救人，被縣政府授予“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榮譽稱號，家屬依相關規定獲得5萬元獎金，當之無愧。但也不可否認，侯振林老人在車水馬龍的公路上急速穿越去救人，確實是會增加交通事故發生的概率或慘烈程度。本案中廂式重型貨車“疾馳而來”，並非血肉之軀能夠阻擋，弄不好會搭上兩條性命，甚至引發連環事故。
從法律上講，評價一個人的行為是否交通違法，標準只能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本案中，4歲女童和侯振林老人，都沒有在確認安全的情況下穿行於道路，確實違反了交通規則。當然，重型廂式貨車司機不按規定車道行駛，更是嚴重違反交規。因此當地警方認定三方都有責任，的確有一定的法律依據。
有人提到侯振林老人的行為是緊急避險，問題是，緊急避險是一個“鼓勵以小的損失換取較大的利益”的制度，要求利益上合算。本案中以一條生命來換取另一條生命，雖然精神高尚，但不符合該制度的適用條件。
在此事中，橋歸橋、路歸路，有功即賞有過即罰，在法律層面並無不妥。
從人性出發，宜減輕其責任且大力褒獎見義勇為
但在我看來，該案中，認定責任時各打五十大板，有過於簡單之嫌。法律不強人所難，本案中情況緊急，要求侯振林老人以完全合規的方式去救人，也幾乎不可能。再考慮到所救對象是4歲兒童，老人也確實保住了孩子的性命，他自己卻因此付出生命。在此情況下，讓他承擔1/3的責任，恐怕並不妥當，還望當地警方依據實情更合理地釐定責任歸屬。
而更重要的是，當地政府應對其見義勇為的行為進行褒獎。報道中侯振林家屬提到，“直到今天，包括父親救人當日到醫院搶救費用、太平間停留費用6萬餘元，喪葬費用3萬餘元”，都是家屬承擔。“英雄流血，家屬流淚”的情形，顯然是公眾不願看到的，這也不是5萬元獎金能代償的。
依我之見，為彌補對老人家屬的損失，也更有力地弘揚正氣，當地或許可進一步將侯振林老人評定為“烈士”。畢竟，《烈士褒揚條例》規定了公民5種情形下犧牲可評定為烈士，其中就有“為保護公民生命財產犧牲的”，沒有其他附加條件。相形之下，烈士褒揚金和一次性撫卹金等待遇更客觀，也能更好地改善侯振林老人家屬的境遇。
在此之外，從法律層面看，老人家屬還可讓女童的監護人適當補償。
說到底，因救孩子闖機動車道的確違規，從交通事故確責的層面講，讓其承擔部分責任於理也講得通。但法律應連著人性，當地有必要通過積極褒獎英雄及其家人，讓好人有好報——別忘了，老人是為救孩子而違規和犧牲的。雖然再多的補償都無法換回老人的生命，但儘可能地給予補償，卻能傳遞出更多的政策善意，彰顯社會的人文溫度。
□劉昌鬆（北京慕公律師事務所律師）
編輯 孟然 校對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