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
昨天是托克維爾誕辰214週年
原發：《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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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與十九世紀的世界格局不可同語，但我們仍然面臨托克維爾提出的民主理論和實踐難題：即兩種民主政制秩序之間的緊張。自由在21世紀的人民民主政體中如何可能?
十九世紀上半葉，基督教世界正進入一場空前的大變革時代：法、美革命的塵埃開始落定，由這兩場革命開啟的西方兩種現代性道路開始呈現其基本輪廓。對於這兩場革命對整個文明世界的意義，生逢這一特殊時代的托克維爾提出如下洞見：即隨著貴族社會的沒落，新的民主社會將走向民主的自由還是民主的暴政?在政制上是建立美國式的自由的民主政體還是法國式的專制的民主政體?隨著君主制度在各國紛紛垮臺，新建立的共和國是自由的共和國還是專橫的共和國?這不僅在政治上決定著各國在新的世界帝國體系中的地位，而且關係到帝國背後文明的興衰。托克維爾將視線轉向美國，並非旨在效仿美國的制度形式，更不是要頌揚這一新生共和國各項創制，而是找到法國可以引以為鑑的諸多原則和教訓。
日薄西山的法蘭西帝國
舊制度下的法國曾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傲視群雄，即便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自由、平等、博愛”這樣的現代政治原則也能扣人心絃，引領時代。大革命致力於人類的新生，激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帶有佈道熱忱的政治革命，它發生在法國，其原則卻傳佈整個世界，革命本身儼然成為一種新宗教，它預示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然而托克維爾卻發現，法國大革命所承諾的理想王國並未在它的祖國落地生根，反而讓這個國家陷入長期的動盪不安之中，革命後建立的所謂新制度實際上是舊制度的瓦礫重新組裝而成的，與舊制度相比，新的中央集權變本加厲，法蘭西共和國沉痾纏身，遍試各種藥方，病情非但未能減輕，卻有不斷加重之勢。
內政不修，法蘭西帝國國勢橫遭銷蝕，在列強之林節節敗退，對外戰爭相繼敗於英、俄、奧、普。為此，托克維爾痛心疾首：曾幾何時，在美洲，法蘭西人一度有望建立一個大法蘭西國，與英帝國在新大陸平分秋色，法蘭西帝國在北美擁有的領土，幾近於整個歐洲大小，北美大陸三條最大河流，都流經法國人的管轄地，從聖勞倫斯河口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人們只能聽到法國的語言，路易斯堡、聖路易、新奧爾良等那些讓法國人備感親切的地方，如今已經不屬於法蘭西了，1803年，疲於應付歐洲戰事的拿破崙以1500萬美圓的現金和貸款將這塊本該屬於法國的領土拱手出讓。
針對法國人在經營殖民地方面的拙劣表現，托克維爾指出主要應當歸因於以下五個方面，前三個主要體現在民族性格上，後兩個體現在政治習慣和法律方面：①、從地理位置上看，法國主要是一個大陸國家，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陸地代表著權力和榮耀，海洋並不能激起他們的特殊興趣，海上貿易始終處於從屬地位，航運業得不到足夠的重視;②、法蘭西民族性格既耽於安逸又熱衷冒險：一方面他們容易滿足現狀，並不像有些民族對發財致富有著難以饜足的渴望，與此同時，法國人一旦離開他們的安樂窩，進入荒野，他們卻能夠迅速適應野蠻人的生活。這兩種相反的脾性均不利於進行殖民活動;③、法國農民寧肯在睏乏中老死田園，也不願篳路藍縷，流落他鄉，即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他們送至海外，也很難讓他們定居下來，也不像英國人那樣將一切力量團結起來發財致富，法國殖民者對交給他們經營的拓居地並不怎麼上心，他們的需求很容易滿足，只要可能，他們寧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④、在法國遷延數百年的行政中央集權制，帝國權力中心力圖控制各個省份的地方事務，對於千里之外的殖民地，不僅委派官員，頒佈法令，而且控制殖民地的日常行政事務，將法國國內政治和行政原則不加分辨強加於殖民地，中央權力不顧殖民地的具體實際，一意孤行，干預一切，監視一切，指揮一切，致使其職能超載，龐雜瑣碎;⑤、法國殖民者在國內所形成的政治習慣使其無法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獨立行事，一個習慣於一切行動聽指揮的人不可能行使好新獲得的自治權利，如果政府能夠將一切安排妥當，他寧肯對之俯首帖耳，他不會因為自己獨力完成了一件事而感到自豪，他對自治獨立興趣不大，他的自由幾乎是被強加到他的頭上的。
正是由於以上諸多因素，儘管法國曾經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財力，但在北美的核心地帶建立一個新法蘭西帝國的嘗試卻終告失敗，原有的殖民地非但未能向周邊肥沃的曠野擴張，反而日漸萎縮，人口未能增殖，民智遠未開化，財富未有積累，新社會趑趄不前，最終在與英帝國的爭雄中敗下陣來。
停滯萎墜的中華帝國
1839年底，中華帝國與英帝國發生軍事衝突，英帝國隨即派遣遠征軍，力圖以武力打開對華貿易通道，佔領軍事要衝，勒索賠款。在得知英國正在派遣軍隊遠征中國的消息後，托克維爾在給友人的信裡這樣寫道：
如果我是英國人，當我看到正在開始的對中國的遠征時，我無法不感到焦慮。作為一個善意但公正的觀察者，當我想到一支歐洲軍隊入侵天朝帝國時只會感到高興。歐洲的活躍終於和中國的停滯交鋒了!這是個重大事件，特別是當人們考慮到它只是許多同樣性質的事件的延續，是它們中間的最後一個時——所有這些事件都推動歐洲人離開家園、不斷將所有其他種族納入他們的帝國，或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書信集》，頁98)
有關中華帝國這一令人費解的停滯狀態，托克維爾指出，300年前，歐洲人初到中國，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的所有工藝均已相當完善。但至此便停滯不前。後來，他們發現中國人的某些高級知識業已失傳。這個國家注重實業;大部分科學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學本身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歐洲人發現，“這個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種特有的停滯狀態。”(《民主》，頁565)中國人對祖先亦步亦趨，而將那些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拋諸腦後。他們沿襲祖傳的成法，而對其意義不甚了了;他們沿用過去的生產工具，而不思改進。因此，中國人墨守陳規。這就使他們不再進步。他們必然對祖先亦步亦趨，以免偏離祖先所劃定的軌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預測的境地。人類知識的源泉幾近枯竭;儘管河水依然流動，但已不能捲起波瀾或改變河道。在生產工藝方面，中國人注重的是實用技藝，缺少對實踐背後高級理論的提煉，“高級知識”即原理科學始終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提升，沒有原理科學的新發現，也就無從產生新的科學方法，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實踐也就只能不斷重複以往的“祖傳祕方”。
托克維爾對中國的上述觀察，顯然受到18世紀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相關著述的啟發。其中一部重要文獻即入華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5)編輯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該書在相當長時間裡成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知識界瞭解中國的權威讀本，書中收錄了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神父在1730年8月11日從北京寫給法國科學院院長德·梅朗(Dortous de Mairan，1678-1771)的一封信，其中在談到中國在高級科學即思辨科學方面的睏乏時，指出：“中國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稱之為思辨科學方面要遠遠低於我們。”這種才智儘管使中國人善於施政，要求民眾樂天知命，對統治者馴順服從，但卻使中國人喪失了“精明的洞察力”，後者正是好奇心的源泉，而科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這種好奇心。“中國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藝術和科學方面最為天生不幸的人，他們既無力於改進已有的科學技術，又不善於對它們進行創新。……中國人自很久以來就專心於研究人們稱之為思辨科學的內容，卻不存在一個能對之略作深化的人。”巴多明神父認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循，科學發現得不到鼓勵;二是在中華帝國內部和外部都沒有刺激和維護競爭的任何機制，例如天文學研究無法成為通向財富與榮譽的道路，作為帝國官僚系統的人才吸納機制，科舉制度將社會的主要注意力導向仕途，而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便是研究經書、史書、法律和倫理經典。社會的創造力就這樣在無形之中遭到扼殺。(《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V)，頁38-45)。啟蒙大哲伏爾泰(1694-1778)也為此深感困惑，中國人擁有他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然而“奇怪的是，這個有發明力的民族在幾何學方面從沒有超出基本知識的範圍。……人們要問，既然在如此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便已如此先進，為什麼他們又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為什麼在中國，天文學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卻又如此有限;……這些與我們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賦予他們的器官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他們所需的一切，卻無法有所前進。……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兒子要取得所有親屬、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親。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風俗論》，頁248-9)
即便在高級科學方面全面落伍，中華帝國君主專制制度卻表現出高度的穩定性。在國家治理方面，中國的社會理想、倫理組織、政治制度一度成為18世紀歐洲尤其是法國知識界極力推崇的典範。在這一方面，德國大哲萊布尼茲(1646-1716)首當其衝，正是在他的極力說服下，法國政府取代葡萄牙成為歐洲在華耶穌會傳教活動的主要贊助者和保護人。1697年，萊布尼茲用拉丁文編輯出版《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他指出，雖然在邏輯學、形而上學、數學等方面，歐洲人比中國人更勝一籌，但“中國人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各方面都有教養的民族過著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如果說我們在手工技能上與他們不分上下、在理論科學方面超過他們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人類生活及日常風俗的倫理道德和政治學說方面，我不得不汗顏地承認他們遠勝於我們。”(《中國近事》，頁2)。該書1699年再版之際，萊布尼茲還特地收入了法國入華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撰寫的《中國現任皇帝傳》(又稱《康熙皇帝傳》)，該傳記是作者打算呈獻給法王路易十四的，在這部傳記中，作者對康熙皇帝譽美有加，稱他為“統治天下的帝王之中最為聖明的君主之一”(頁52)。萊布尼茲關於中國的認識，對18世紀流行歐洲知識界的所謂“全盤華化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諸如法國的重農學派、百科全書派，都試圖在中華帝國的文物制度中尋找解救近代歐洲面臨危機的靈感和藥方。
如果說萊布尼茲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哲學思想領域，那麼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思想家則力圖進一步將其引入政治實踐層面。在18世紀歐洲一度出現的崇尚中國文化的風潮中，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素有“歐洲的孔子”之美譽的魁奈(1694-1774)對中國可以說崇拜到了極點，他著名的《格言集》，直接借用了《論語》的寫作手法。在魁奈眼裡，僅孔子一部《論語》便可使希臘七賢黯然失色。他向法國各都市下發的關於經濟狀況的《質問》，即是模仿中國古代採風之官巡行天下以采詩的成果彙編。早在1756年，魁奈曾勸說法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國古代舉行“籍田大禮”，在他看來，舉行籍田儀式是理想君主的重要標誌。關於籍田禮，孟德斯鳩也曾論及：“有關中國的記述談到了皇帝每年一次的籍田儀式，這種公開而隆重的儀式旨在鼓勵人民耕作。不但如此，皇帝還年年根據稟報，將八品官職賜予當年最出色的農夫。”(《論法的精神》，頁247)。魁奈去世後，他的忠實信徒，大革命時期著名政治家米拉波(count de Mirabeau，1754-1792)發表了一段哀辭，其中有這樣的表述：“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情慾所隱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愛人、戰勝物慾，勿以情慾去衡量行為，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並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優美到這個地步，真是無以復加了。但是還有一件要事待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普行於世界，這就是吾師的事業，他已發明了自然所給的祕傳，這就是經濟的體系。”(《何炳鬆論文集》，頁301)。1764年，米拉波在《農業哲學》一書的卷首插圖中，特意設計了一幅中國皇帝參加春季籍田大禮的圖畫，他還將魁奈的代表作《經濟表》視為旨在完成孔子遺訓的偉大嘗試。魁奈還以中國皇帝的這一形象來勸導法王路易十五於1756年仿效中國皇帝的習慣舉行“籍田”儀式，皇太子即後來的法王路易十六也於1768年春季在凡爾賽王宮舉行類似的儀式，親自拿著用絲帶裝飾的耕犁模型在眾人面前展示，以象徵他對法國農民的同情以及農民對國家所做貢獻的重視，這一舉動很快成為畫家和詩人的創作素材和稱頌對象。1769年，奧地利的約瑟夫皇帝在摩拉維亞地區親自駕犁耕地，可以說是直接效法中國皇帝的又一例證。在1767年出版的《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魁奈為中國的專制君主制度做了更加明確的理論辯護，在他看來，中國的專制君主與為所欲為的或不合法的專制君主有著明顯區別，“中國的制度系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頁24)中華帝國之所以能夠“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根本上在於它遵守了“自然法”，而那些靠人的意志統治的民族在中國人看來只不過是野蠻民族罷了。在魁奈看來，服從自然秩序的疆土遼闊的中華帝國，可以說是一個穩定而持久不變的政府的範例，“它的政府所以能維持很長的時間，並不是由於局部的情況，而是本質上的穩固的秩序。”魁奈這裡所說的“自然法”即社會的基本規律，它包括實踐和道德兩個層面：在實踐層面，作為整個國家管理工作的基礎的實際規律，即顯然是對人類最有利的自然領域中的一切實際現象的正常趨向;而在道德層面，作為整個國家管理工作的基礎的道德規律，就是顯然對人類最有利的自然領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動的正常趨向。這兩個層面的規律加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所謂的自然法。
針對以“重農學派”為代表的十八世紀歐洲知識界對中華帝國治理模式的熱捧，托克維爾指出，這種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名為民主專制制度(démocratie despotisme)的特殊的專制形式”，他進而以不無反諷的口吻評論道：
他們(即重農學派——引者)環顧四周，似乎找不到任何合乎這種理想的東西，於是他們便到亞洲的深處去找。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所有人都會在其著述中對中國推崇備至。讀他們的書，對中國的讚美比比皆是;由於對中國不甚了了，他們有關中國的論述盡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眼裡似乎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典範。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懷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適應技藝;一切官職都要經過科舉考試才能獲得;以哲學代宗教，文人被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舊制度》，頁198)。
托克維爾發現，行政集權在中華帝國根深蒂固，而這正是這個帝國長期陷入停滯的根源所在：“在我看來，中國是通過非常集權的行政為其統治下的人民提供社會福利的最為典型的代表。從旅行家們那裡我們得知：中國人有安寧而無幸福，有百業而無進步，有穩勁而無創勁，有社會秩序而無公共的品德。在中國人那裡，社會總是運轉良好，但決不是甚好。我認為，中國一旦對歐洲人開放，歐洲人就會從那裡發現世界上現存的最為完美的行政集權的典範。”(《民主》，第101頁注)
蒸蒸日上的美利堅帝國
與日薄西山的法國和停滯萎墜的中華帝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裔美國人卻朝氣蓬勃，蒸蒸日上，在對美利堅共和制度深入考察的基礎上，托克維爾對這個仍然處於“青年時代”的民族在文明世界的未來命運做了如下預見：“當我看到英裔美國人的那種經商幹勁、經商的便利條件和經商獲得的成就時，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們總有一天會成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強國。他們生來就是統治海洋的，就象羅馬人生來就是來統治世界一樣。”(《民主》，頁474)
英裔美國人生而有幸且生得其所，北美這片大陸，似乎是為一個偉大民族準備的空搖籃，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民主共和制度的茁壯成長提供了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有利的自然環境。但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發現，地理位置這種偶然和天賜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促使英裔美國人蒸蒸日上的動力更多來自那裡的法制和民情。民主革命在美國發展得最完滿和最和平，平等在那裡發展到其自然的極限，但英裔美國人卻避免了平等帶來的大多數弊害，這首先得益於美利堅人的各項自由創制：諸如地方自治、行政分權、陪審制度、司法獨立、出版和結社自由、宗教精神、婦女教育，等等。
由於共和國內部所激發的無限活力，使得北美這一新建立的共和國表現出明顯的自我擴張特性：購買路易斯安那、奪取德克薩斯，並最終到達太平洋沿岸。在荷蘭、西班牙、法國、英國相繼退出北美大陸的同時，英裔美國人將佈滿從北極的冰原到熱帶之間的整個遼闊大地，從大西洋沿岸一直擴散到太平洋之濱。任何力量均無法阻止新大陸英裔人的飛躍發展，阻止不了他們“追補現實註定要他們完成的使命”，他們強烈的致富慾望和積極的進取精神以及使他們開化的知識，將促使移民們“開進這片為勤奮的人敞開的大門，為受苦受難的人提供休養生息場所的沃野。”(《民主》，頁478)
觀察十九世紀中葉的國際政治格局，托克維爾發現兩個新的民族正在迅速崛起，那就是俄國人和美國人。在其他民族要麼停滯不前要麼步履蹣跚，俄國人和美國人卻“正沿著一條還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輕鬆而迅速地前進”：美國人與天鬥，即不斷向西部拓殖，俄國人與人鬥，即依靠武力爭雄歐洲;美國人以無數的個人利益為動力，俄國人力圖將一切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美國人以自由為行動手段，俄國人以奴役為行動手段;美國人憑藉勞動者的犁，俄國人依靠士兵的劍。兩個民族雖然起點不同，道路各異，但他們好像得到天意的安排，“終有一天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運。”(《民主》，頁481)
代結語：托克維爾的理論與實踐難題
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似乎是托克維爾筆下法國大革命的重演，大革命本身並未將新舊兩種社會斬為兩截，革命者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和思想。現代中國革命了推翻君主專制政體，政黨國家與王朝(家族)國家呈現高度的連續性，新的政黨國家繼承了官僚國家這一帝國遺產的同時，其集權程度非但未有稍減，反而大有不斷強化之勢。不可否認，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與十九世紀的世界格局不可同語，但我們仍然面臨托克維爾提出的民主理論和實踐難題：即兩種民主政制秩序之間的緊張。自由在21世紀的人民民主政體中如何可能?或者說在這一政體中實現並鞏固自由的現實途徑是什麼?這一問題不僅與人民民主政體的正當性息息相關，更直接關涉到人民共和國於外交舞臺上的成敗利鈍。
加圖曾說，“意大利是羅馬人用劍獲得，用犁鞏固的。”而以“新羅馬”自命的美利堅帝國繼承了古羅馬的這一精神衣缽，並承諾將克服古代帝國均未能擺脫的盛衰循環。21世紀的中華帝國能否打破帝國崛起的戰爭鐵律?能否實現自由與帝國互為表裡，相得益彰?復興中華帝國的光榮與夢想，始終是中國革命者以及之後的改革者揮之不去的“情結”，如何將這一夢想變為現實?無疑是對中國的仁人志士先知先覺者治世智慧和決斷能力的巨大考驗。
如果托克維爾活到現在，他會對曾經“停滯的帝國”的立法者們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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