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當選法國新總統 視覺中國圖
北京時間今天清晨，法國大選終於分出勝負：“中間派”馬克龍勝出 ，“極右翼”勒龐敗北。
“中間派”抑或“極右翼”，其實只是全球媒體為奪人眼球而給馬克龍和勒龐所貼的標籤。
看表面，馬克龍勝選，暫時緩解了歐元區、歐盟、歐洲乃至北約遲早會上演的分崩離析之險情。究本質，“法國病”乃至緣於同一病灶的“歐洲病”仍然難遏加重之趨勢。
若僅侷限於法國來說事，無論是馬克龍主政法國，還是勒龐執掌愛麗捨宮，兩股政治勢力都開不出替法國“刮骨療傷”的治本藥方。
“經濟病”是“法國病”的直接誘因
依年份劃分，此輪法國“經濟病”始於1975年。那一年，法國經濟從1958年持續至1974年的“中速增長”戛然而止。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全球金融危機。後者又引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繼而引爆歐元危機。法國與英國一起，成為“老歐洲”受此“三重危機”侵蝕最嚴重的一對“難兄難弟”。
二戰之後，法國之所以仍為世界性大國，主要仰仗三樣東西：第一是經濟，1975年，法國經濟產出佔世界經濟產出的比例仍超過7%；第二是核武器；第三是聯合國五常身份。
經歷了1975年開始的經濟“低增長”，尤其是2008年以來持續9年的“極低增長”。法國經濟產出佔世界經濟產出的比例只剩3.2%，若不是手中的“核蛋蛋”和聯合國的五常身份，僅憑法蘭西的文化底蘊，法國還能稱之為世界性大國乎？
看一個國家或一個區域板塊是處於順勢、守勢抑或跌勢？許多時候，用一個關鍵的宏觀數據，比用一打文化與政治的分析更為一目瞭然。
法國的“經濟病”，是歐美“經濟病”的又一個縮影。工業倒退、製造業空心化是法國“經濟病”的主要起始病灶。
從協和飛機到高速列車，從阿麗亞娜火箭到核電站，法國工業曾是引以為豪的“世界一極”。1975年至2007年期間的法國工業倒退不說也罷，僅說2008年起的最近十年，法國又流失製造業就業崗位75萬個，對於總人口僅6000餘萬的法國，這樣的流失無疑於“天文數字”。
最近十年，法國製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又下降了4個百分點，僅此一項，即導致法國全球貿易赤字年新增600億歐元。法國去年GDP不過2.4萬億美元，而每年新添貿易赤字就達600億歐元，那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1974年，法國製造業產出佔GDP的比重為33%，到去年已持續下滑至18%。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4～2015年國家競爭力報告》披露，法國競爭力排名已下滑至全球第23位。
上世紀末和新世紀之初，騰製造業之“籠”，換金融服務業之“鳥”，成為歐美去工業化的歷史時髦，也受到中國學界及部分經濟界人士的盲目羨慕與推崇。然而，美國“騰籠換鳥”換來全球金融危機不提也罷，法國“騰籠換鳥”，雖使法國服務業產出佔經濟總量的比例突破了75%，但除去其中的金融泡沫後，法國服務業同樣呈現出另類的“空心化”。
當中國的阿里、騰訊、百度強勢主導互聯網商業革命潮流之時，法國傳統服務業卻因缺乏資金更缺乏遠見卓識，而錯失“觸網嫁接”的歷史契機。上世紀九十年代始發的大國經濟調整升級的中國經驗和歐美教訓正告人們，大國一旦施行“去工業化”的機會主義政策，只能依賴於和服務於現代製造業才能發展繁榮的生產型現代服務業，必因缺乏廣泛的服務對象而最終在金融領域內“氾濫成災”。以法國為例，一方而，其傳統服務業錯失“信息化轉型”之機會，另一方而，其製造業崗位的流失無法從現代服務業得到替補，導致法國最近十年，其經濟增幅在歐元區大國中最低，失業率在歐元區內最高，公共債務比例在歐元區大國中最高。
經濟不振必引發社會衝突與治安惡化
經濟出問題，失業率必攀升。至去年，法國的失業率近10%，其中35歲以下年青人的失業為25%，再其中，非洲裔等外來移民（法國少數族裔）後代的失業率為40%。如此一來，法國淪落為歐洲大國中社會族群衝突最為高發、治安惡化最具可比性的國家乃勢所必然。
最近這十年，法國城鄉尤其是巴黎這樣的世界級大都市，暴力、搶劫、焚燒事件迭出，非理性的“社會運動”層出不窮，讓世界很難將這一切，與曾經讓法蘭西原住民引以為豪的偉大法國文明相匹配。
法蘭西是個極善於自我陶醉的“高貴民族”，針對法國嚴酷的社會現狀與法國文明的巨大落差，法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民意，很少作認真和痛苦的反思，反而將法國當下面臨的“種種不幸”，歸咎為恐怖勢力的滋生和氾濫。
毋庸諱言，最近這十年，法國的確是遭受恐怖主義危害最重的歐洲大國，歷次恐怖襲擊，法國累計死亡人數就達253人。然而，從政府到民間----法國主流社會包括主流輿論，卻不屑於、還完全喪失了正常反思自覺和能力：即，什麼是法國恐怖主義氾濫的溫床？這樣的溫床是由誰提供的？
社會衝突加速，法蘭西認同被撕裂
經濟不振，青壯年失業人口增加，所帶來的直接與間接後果，首先向兩個最易看到、最可觸摸的方向聚集：
一是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突出表現為富者愈富、貧者愈。法國的基尼係數原本在歐洲大國中就十分刺眼，失業率尤其是少數族裔青壯年失業率高企，使法國的基尼系統在近十年間又擴大了0.1個百分點，刺激法國中下層尤其是底層社會對政府的更大不滿，直接和間接壓縮政府進行經濟社會變革的可操作空間。奧朗德政府“新勞工法案”所引發的巨大而持續的政治風波及社會騷亂，即為特嚴酷的大體量實例。
法國全國大罷工引發的社會 衝突
二是富者的不安全感被持續放大，大量本可用於重振國內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的大資本，加速流向海外為他國經濟發展作“嫁衣”，據世界銀行統計，近十年，法國資本的外流程度從五成躥升至七成。與此同時，用工量超過萬人的法國骨幹企業，80%的用工在海外，80%的利潤也流在海外不願迴歸法國。這兩個80%，從中長期看，必進一步加劇法國製造業的空心化和現代服務業的泡沫化。
所謂“法蘭西認同”，本質上就是國家認同，對國家發展前景的看好就是最樸素的國家認同。法國社會對國家的認同，是繼英國之後西方大國中的又一個“反例”。
“享受第一”的法國當代文化致國家坐吃山空
勞動創造財富，處處量入為出，是中國發展的樸素經驗。在歐洲大國中，法國周工作只有35小時，政府公共預算佔GDP的57%，由是，法國的高福利，一度成為世界羨慕法國的“光鮮”之一。
高福利必須先有高產出，沒有高產出作為基礎，高福利終難持久。前有“希臘神話”破滅，今有法國步其後塵。
然而，西方政治乃典型的“選票政治”。它一代代滋生能言善辯、空談誤國、不尚實幹的政客和政客集團，卻不能培育有擔當的政治家和政治家集團。“選票政治”制定國家經濟社會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被“選票”牽著鼻子走，直至發展到利用制定國家政策之權力，為謀取更多“選票”服務。當下的法國就是歐洲“選票政治”的又一典型，日本則是亞洲之典型。
法國的“選票政治”，致使此前的薩科奇政府及當下的奧朗德政府，為了維持本執政黨的既得利益，一次次向選票“妥協”，以至於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減稅，增加勞動就業時間，減少政府僱員壓縮政府開支，節制公共福利共渡難關等一系列緩解“法國病”的治標藥，一味都無法服用。相反，十年前，法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佔GDP的68.1%，去年則躥升至96.5%……現如今，馬克龍誇下重振法國經濟之海口，錢從哪兒出？
虛幻的“價值觀輸出”令法國雪上加霜
2010年，法國正深陷於全球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本國金融泡沫及製造業大幅萎縮的的“四重夾擊”，於情於理，法國政府理當集中一切可集中之資源，用於應對二戰後法國面臨的最大危機。可未曾想，法國卻誤以為“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自告奮勇卻自不量力地當起了顛覆利比亞政府之“廖化”。之後，由法國積極參與的“顏色革命”，一度席捲北非和中東……
數年之後，此輪“顏色革命”以失敗告終，法國不光啥也沒有撈到，反倒進一步消耗了國家的“元氣”。當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抽身而退”時，虛幻的“價值觀輸出”，卻為法國和整個歐洲，留下了迄今令束手無策的難民危機。而危機的人為疊加，又致使法國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社會衝突、恐怖主義、族群撕裂與難民問題互相交織。
法國及歐美的矛盾是結構性的，非換個總統可治
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促成因素很多，但最核心最直白的也就三條：一是工業革命及相應的文化輸出由西方引領；二是用炮艦開道的殖民掠奪；三是在二戰後制定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不平等貿易及結算體系。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炮艦開道和殖民掠奪已成歷史。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深度融入並開始引領全球化走向，已然成為新一輪“經濟文明”的主導性力量。這股力量之崛起，正在改寫並重塑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和運行規則。放在這一客觀真實存在的宏觀時代大背景下，據實審視和剖析法國及整個歐美面臨的困境，人們應該不難得出下述結論性分析：
第一，當年促成西方文明崛起發展的宏觀世界環境已不復存在，試圖採重新採用舊有做法，複製過往經驗，來遏制西方文明漸趨沒落，此路不通！
第二，法國乃至整個歐美，眼下所面臨的各種矛盾，看似系破碎化的，實乃結構性的。究其本源，它的“病相”由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制在歐美面臨的發展極限所致，決非在“左、中、右”三派中選擇哪一派執政就能治癒。具體到法國，無論是馬克龍還是勒龐上臺，依靠“修修補補”已治癒不了“法國病”。
不到被逼上絕路時不搞真刀真槍之改革，是所有民族和所有國家的“政治惰性”。就歐美而言，目前的現狀依然尚可維持，遠沒有被逼到非背水一戰之程度，所以，有中國媒體發出“拿什麼拯救法蘭西？”的提問，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仍然無解。
第三，鑑於西方社會各既得利益集團和群體彼此糾纏之深的結構性矛盾與衝突，已很難正常孕育出偉大政治家的法蘭西，乃至整個歐美社會，總統或總理，國會或議會，儘可繼續走馬燈式的換，但無論誰掌權，其真實身份只能是個“維持會長”而做不成改革家。
好在瘦死的駱比馬大，法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仍將在現有的“衰落軌道”上繼續吃老本來“維持”上數十年。不到老本吃光日，真正的變革很難啟動。具體到法國，馬克龍掌權的五年，很可能是“繼續爭執、內耗、空耗之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