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這兩樣東西，真不敢輕易見面。
善良，和金錢。
就眼下這一條。
明明是一條熱搜，卻偏偏讓人寒心。
“慰安婦子女向《二十二》導演郭柯討錢。”
對，說的就是17年那部，讓我們所有人關注的《二十二》。
兩年過去了。
它怎麼就變成了一地雞毛？
紀錄片《二十二》。
聚焦中國僅存的日軍“慰安婦”問題倖存者們。
片如其名，是對時間和生命流逝的無奈嘆息，也是搶救一段沉痛歷史的倒計時。
往大了說，它想向歷史討一個公道。
往小了說，它在向時間找一份溫柔。
拍攝時，導演郭柯做了一個口頭承諾：
如果電影有盈利，他會把盈利捐獻給受害者老人和家屬子女。
幾年前的承諾，讓他惹上了今天的麻煩。
一封由部分受害者子女聯名寫出的信，被公諸於媒體，第一句話開門見山：
“我們想討一個公道。”
別急著讀，全文太長，Sir先簡單總結一下——
1、不誠信了。
沒有履行承諾，《二十二》票房1.7億，關於影片盈利的捐獻並沒有落實到自己手中。
2、掙大錢了。
《二十二》票房1.7億，這麼多的收益，也應該給其他受害者及子女一個交代。
3、沒良心了。
用“慰安婦”題材掙錢，票房1.7億，卻“反而把錢給別人花”，“慰安婦”子女們沒得到切實的好處。
並且希望所有有同情心的人一起支持他們，讓郭柯給出一個交代。
一頭霧水是嗎？
繞不開的一點，就是錢。
很快，郭柯導演給出了“交代”。
在《二十二》拍攝時，這些受害者老人已經去世。整個拍攝工作，未曾與這些受害人及家屬有過聯繫，他們也未曾配合過拍攝工作。
並強調：“未在影片中出現的人，未給予我配合的人，於情於理，我也不該給他們錢。”
兩種說法，一邊激揚慷慨，一邊淡定迴應。
郭柯是不是老賴？
在2018年9月，郭柯方面早已貼出了《二十二》票房收益的捐款說明。
早在2018年春節，用於改善老人的生活援助金就已經送到了老人或家屬手中，並在9月設立了“慰安婦研究與救助”項目專項基金。
共計籌措善款1千萬元。
其中包括郭柯作為導演的個人收益，400萬元。
說明中確實寫道，獲得現金救助的老人，是影片中出現過的老人及家屬。
而這一說法，也在這次部分“討錢的”受害者子女的口中，得到了證實。
除了電影中出鏡的二十二位，甚至還包括了電影開始與尾聲時，兩位正在舉行葬禮的老人。
有這樣一段來自對方的證詞，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了：郭柯沒有食言，答應捐的，他捐了。
但他依舊將這封“討公道”的聯名信，轉發到自己的微博。
並且，留下了讓人看著寒心的兩個字：
留念
要錢的，因為一筆不捐自己的捐款，搞得急頭白臉；被要錢的，原本是一片赤誠，最後卻落得個心灰意冷。
一份出於情感、善良的救助，成了本應履行的義務。
這是誰的錯？
大概只能怪《二十二》1.7億票房太高了......
“慰安婦”問題受害者及家屬，值得我們全社會的理解與支持。
但這封“討公道”的公開信，卻讓網友讀出更多道德綁架的意味。
尤其是激揚慷慨的那幾句，各種含糊不清價值觀念也扭成了一團——
她們都是慰安婦，沒有她們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題材。沒有這個題材哪裡有你的電影。主要的是你的電影賺錢了，有這個必要給受害者和家屬這個錢。拿我們的母親名聲事實賺了錢，反而把錢給別人花。
為什麼？你的良心，你的承諾？
Sir不想一一挑錯，指責它的邏輯漏洞。
就聊聊感受：
“慰安婦”，這一本來沉重的歷史問題，在他們眼中成了一個投機創作者的熱門IP；郭柯及《二十二》，將這一段歷史整理、記錄，呼籲人們的關注的行為，變成了“蹭熱度”。
你在消費苦難，是消費就要掏錢。
要掏錢，就不能少了我的一份。
在信中，Sir看到最刺眼的一句，不是“她們的努力”“母親名聲”。
而是整個事件最關鍵的一句——
“主要的是你的電影賺錢了。”
1.7億，這個數字可不小。
但這1.7億，能夠被郭柯個人支配的部分有多少呢？
郭柯在接受@緊急呼叫 的採訪中迴應道：“全憑猜測寫的一封信。”
除了解釋的拍攝時間、捐款時間都對不上號。
更是詳細解釋了票房收入的去向：拋去製作成本、人員開支、影院分賬、出品方分成、稅款......
最終他所承諾的票房盈餘，確實已經全部捐出。
“我不想指責這些家屬，也不想證明自己多清白。我只是儘量做到了我所能做的。”
然而，在一些人眼中。
他們能看到的，只有這票房數額的1.7億。
在國外，也有太多同樣“慰安婦”題材的影視作品，卻沒有發生過同樣的事；
一部《鬼鄉》、一部《我能說》，風格迥異，卻先後成為了韓國電影的票房冠軍。
但比起商業成績更重要的，是它們為我們記錄下的、保存下的，那些痛苦歷史的留下的、活生生的“證據”。
在國內，以往如此多以“慰安婦”為題材的紀錄片、商業片也同樣不追究，唯獨就盯準了你《二十二》。
和那一個億的票房。
但Sir想問。
《二十二》創造的價值，就真的只有1.7個億？
票房，是衡量一部電影商業價值的客觀數據。
1.7億，對於劇情片並不多。
對於國產紀錄片，《二十二》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奇蹟。
簡直不敢想象。
它居然在《戰狼2》熱血沸騰的觀影浪潮中，撐起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首日票房300萬；次日，突破1200萬；六天破億。
成就了國內首部票房過億的紀錄片。
但這樣的奇蹟，屬於導演郭柯。
在完成《三十二》後，與母親商議，決定押上自己的房子拍攝《二十二》。
奇蹟，也屬於慷慨解囊的張歆藝。
拿100萬贊助拍攝《二十二》，並且拒絕了出品人身份，僅僅出現在“特別鳴謝”裡。
“以後無論什麼場合，只要提到這部片子，我就要感謝一次張老師。”
奇蹟，也屬於32099名愛心人士。
籌集了100萬元，用於影片的公映宣發。
在《二十二》的結尾，密密麻麻的鳴謝名單，字幕滾動了將近三分鐘。
當然，奇蹟也一定屬於那些自願轉發，充當自來水的明星，和各路影評人、媒體人。
從上映當天，1.5%的排片量。
到上映第3天，10.9%的排片量。
最終1.7億的收官，這樣的奇蹟，屬於每一個買票進場的你。
說到底，它屬於我們所有人——
這是我們對一段沉痛歷史後知後覺的捕撈。
也是我們向那些歷經非人磨難，卻仍願守護溫暖的靈魂，致敬。
它在時間中挽救歷史。
它在苦難中尋找希望。
這樣的奇蹟，怎麼只值這1.7億？
事實上，這奇蹟到現在都沒有停下。
時隔兩年，@紀錄電影二十二 的官方微博至今仍在運營——
它持續公開著由捐款設立的“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申請援助渠道，和相關的志願活動。
持續著公益紀念品的售賣，與活動分享。
但Sir最不忍看，卻又不忍不看的，還是那一次又一次的倒數，提醒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那段歷史。
就在今年5月份，“二十二”已經落到了個位數。
離開我們的，就是留下那句“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的韋紹蘭老人。
△ 其實只剩下了4人，另一名劉改蓮老人，因家屬意願，在去世數月後才公佈去世信息
這個世界給她們那麼少，虧欠她們那麼多。
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只有記住他們的名字。
對於歷史與我們，《二十二》無價。
並不是多少票房可以衡量。
以上，我們只說清楚了，郭柯是一個“被誤會的好人”。
但還有一個沒解決的問題：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些討錢的“慰安婦”子女？
網上幾乎一邊倒的罵聲——
Sir心裡也並不是滋味。
並不是贊同他們討錢的做法，而是說，我們很難輕易揣測他們討錢的內心。
你能肯定他們完全是見錢眼開嗎？
別忘了。
他們也的的確確是被虧欠過的人。
雖然現在，聲援“慰安婦”站出來為歷史作證已經成為了主流的態度。
但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她們的待遇並不是這樣的。
歧視、排擠、不公，更可能是常態。
袁竹林：1958年，居委會的幹部指責我是日本婊子，勒令去黑龍江北大荒。我不肯去，居委會主任就騙我說要查核戶口本和購糧證，結果，就被吊銷了。戶籍警察勒令我下放，我被迫去了黑龍江。房子也被沒收了。
來源：新浪網
即使是“慰安婦”的子女，也可能長期遭到身份的困擾。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我能說》。
主人公正心奶奶，父母為了避免被她“慰安婦”的身份玷汙名聲，帶著弟弟移民美國。
而她也隱瞞身份，在國家統計“慰安婦”受害者時沒有登記，最後在法庭上被日方質疑說謊。
在向《二十二》“逼捐”的事件中。
當我們指出“慰安婦”和子女們訴求的不妥時。
也不該忘記他們訴求背後，更深刻的訴求。
他們常常環顧四周，卻不知道要向誰言說，去哪裡找到一雙援手。
國家補助？向日本政府索賠？還是等待民間NGO?
理論上是沒錯。
這些都太過於理想。
許多歷史受害者，就是長期在匱乏的現實中度過的。
缺乏理解，缺乏關懷，缺乏援助。
而郭柯，就成為了在四顧茫茫中，被錯亂抓起的最後一根稻草。
旁觀者的我們清楚，他不該為此負責，1.7億的票房也並非他個人收入。
但切身的當事者未必。
一邊是長期的冷落和排擠，一邊是突如其來的巨大收益，以他們的觀念，太難調和這二者之間巨大的撕裂——
如果說沒錢，那1.7億票房從哪來？
如果說有錢，那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慰安婦”們總處於無人問津的境遇？
就比如《三十二》的韋紹蘭老人。
紀錄片中有一幕，她車也不捨得坐，從村裡走到鎮上，去領一筆低保金。
90塊，3個月的。
在《二十二》的事件中。
郭柯不該成為被討債的人。
但你也得知道。
找錯了人，不代表這筆債從來不存在。
誰欠他們的？
首先是始作俑者。
然後，還有那些自以為與己無關的人。
作為歷史受害者的“慰安婦”和子女們需要經濟補償。
但Sir也相信。
他們眼裡並非只有錢。
最後，請記住這個小故事，忘了那些雞毛蒜皮。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