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上千家客棧關停,農戶三年禁漁,“最嚴禁令”消磨大理風花雪月

洱海 投資 銀魚 漁業 第一財經 2017-05-14
洱海上千家客棧關停,農戶三年禁漁,“最嚴禁令”消磨大理風花雪月

雲南大理,一艘輪渡上掛著“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洱海” 攝影/王曉東

洱海上千家客棧關停,農戶三年禁漁,“最嚴禁令”消磨大理風花雪月

對洱海區域生態保護的搶救性治理升級。3月31日,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祭出史上“最嚴禁令”。治理行動啟動一個月後,第一財經N+前往環洱海區探訪。通過對生態學研究者、客棧經營者、工程作業人員和農戶的採訪,記錄下人們正在經歷的陣痛與改變。

洱海上千家客棧關停,農戶三年禁漁,“最嚴禁令”消磨大理風花雪月

五月初,以往熙熙攘攘的環洱海村落變得冷清 攝影/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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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藻水華 攝影/王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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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藻水華 攝影/王曉東

從大理古城去雙廊,洱海西岸這一段公路,可選路徑有三條:214國道、大麗公路和離洱海最近的環海西路。它們分別穿過散佈在蒼山到洱海的緩坡上的田野和村莊,在一個叫“江尾”的地方匯合,進入環海路,通向雙廊鎮。

湖岸蜿蜒,連接市鎮和村莊,雲的形狀像卡帕勒的畫,倒映在高原湖泊特有的蔚藍裡,蒼山山脊線、洱海湖岸線與水底雲影,分割著天與地。迷宮般的道路網,像是這個旅遊小鎮地理意義上的隱喻,人們從四面八方積攢了投資或遠遊的熱情紛至沓來,出路似乎只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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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古稱“葉榆澤”、“昆彌川”,水域周長116公里,湖岸平直而狹長,南北長41.5公里,東西寬3到9公里,湖中央共有3島、4洲、5湖和9曲,面積約251平方公里,屬斷層湖泊,其形成時期與蒼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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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政府啟動洱海保護治理“七大行動” 攝影/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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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關停的餐館還未撤下門口的廣告牌 攝影/吳軍

2009年以前,雙廊是一個閉塞的漁村,零星的遊客從古城搭乘班車而來;再往前追溯,上世紀80年代,到達雙廊的方式,只能在洱海下游下關的西洱河乘坐渡船,一走就是大半日,漫長枯燥。這裡曾是走出去的本地人,不願再回來的地方。

2009年之後,旅遊業爆發式增長,雙廊儘管仍舊是市政設施簡單、功能容量相對小的區域,但地理優勢日益凸顯。環海公路貫通之後,雙廊開始進入城市人群視野,驢友們的分享和傳播也讓這個偏遠的小漁村聲名日盛,一時遊客熙攘。

最極端的數據顯示:2016年大年初三,雙廊遊客集中區的兩個村子,本地人與遊客數量達到3000:80000。大理籍媒體人趙一海告訴第一財經,那天雙廊被擠爆了,遊客沒住處。“他們去居民的堂屋裡,央求給睡一晚上,一房難求。”

與不久前的景況形成強烈反差,當下的雙廊及環洱海區域的村落,幾乎見不到遊客,鄉村空空蕩蕩,烈日與疾風擊打著狹長湖岸。

3月31日,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州政府發佈《關於開展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餐飲客棧服務業專項整治的通告》(下稱《通告》),位於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的餐飲、客棧經營者,在4月10日之前自行暫停營業、接受核查,直到環海截汙工程竣工後,審查合格方可繼續經營。竣工預期在2018年6月,這意味著,環洱海區域的1900個客棧中,很少一部分證照齊全的,樂觀估計關停的時間達14個月;另一部分陷於困局的經營者,何去何從,只能繼續等待“靴子落地”。

洱海環湖截汙工程作業現場,覆蓋了往日紛紜的生活氣息,工程佔據了公路和街道的一半,挖掘得坑窪泥濘的街市(工地)上,本地人零星擺起地攤,售賣山毛小菜,日常生活仍在雜沓中維繫著。

沿街或深入村莊的小巷裡,見縫插針佈滿客棧、餐館、雜貨鋪和文身店……乍看起來,這裡已經是一個個遍佈全球化符號的村落了,環湖岸上所有的客棧、餐館門上貼著藍色封條“保護洱海,從我做起,主動歇業,敬請諒解”。

蒼山十九峰,每兩座高峰之間是一條溪流,匯入洱海。蒼山到洱海的緩坡上,白族人環著洱海建造村莊,十八條溪流勻淨地分割村落邊際,白族人家散落在山下的平地上,平坦深闊,山水合抱。吳金鼎寫《蒼洱境古蹟考察總報告》,講大理先民一開始在蒼山坡地的高處居住,隨著人口增長,逐次向坡形和緩的平地發展,及至海邊。上了年紀的白族人說洱海周邊村落的形成歷史,念念不忘的是,洱海周圍的360多個村子。他們相信一年有365天,只有天與地相對應,才是一個圓融完整的世界。

洱海屬斷層湖泊,湖岸狹長,湖水深度平均10.5米,最深處20.5米,沒有大江大河流通,水源補充幾乎全部依賴匯水面積2565平方公里範圍內的降水,源近流短——這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洱海水體自更新緩慢的生態特性,加上發展的急速推進,環境超負荷運轉,使這裡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更加敏感。2016年底,大理地區的暖冬天氣,是洱海大面積藍藻水華暴發的主要氣候條件,這一年,藍藻的沉積長達5個月之久。

2017年初,政府啟動包括“流域‘兩違’整治、村鎮‘兩汙’治理、面源汙染減量、節水治水生態修復、截汙治汙工程提速、流域綜合執法監管、全民保護洱海”在內的洱海保護治理搶救模式的“七大行動”。

不久之後,《通告》發佈,客棧和餐館自行停止經營活動,從發佈到全面實施的時間,是十天。客棧經營者邵元(化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通告》發佈)對我心理層面的影響比較大,我們曾樂觀地估計是6月開始實施,很多人已經在著手預案了,沒想到4月就出臺了。”“被告知關停客棧的頭三天,都有點兒蒙”,這是大部分客棧經營者的反應。一位在路邊遛狗的客棧經營者說,“這幾天,我的很多做客棧的朋友都上無為寺了,方丈告訴我們,這是人生必經的一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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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工人在打撈藻類 攝影/王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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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廊街頭“保護洱海”的宣傳牌已有些年代 攝影/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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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過節,白族人都要祭拜本主(神) 攝影/吳軍

才村碼頭周邊的作業船,正在打撈綠藻門下的一些藻種混合生長的藻類。一位上了年紀的工人比畫著告訴我們他負責的湖域,一艘作業船由三名工人操作,一天打撈約兩噸藻類,東南風繼續吹來大量的浮游生物,堆積在才村背風的湖彎,綿長的湖岸、不斷吹來的風,讓這類工作顯得杯水車薪。

“洱海得病了,”臨湖岸上一戶趙姓人家的主人說,“我們世代生活在這裡,沒有本事走出去的,我們的子孫也只能在這裡。”對於世居於洱海沿岸的很多白族農戶,打魚曾是他們重要的經濟來源,但今年起,要面臨三年的“禁漁期”。

趙一海的微博簽名:祖上造船,一世島民。說是以前瞎文藝時候寫的,現在文藝不動了。趙一海的祖父曾是鎮上造船的工匠。“我爺爺負責去山上找適合造船的木頭,改成可以制船的木板。20年前打銀魚一晚上一萬多元都有,我父親上班只有幾百元;20年前,銀魚出口日本,四十五塊錢一斤,現在日本人不吃了,只賣十塊錢。”上世紀90年代,為治理洱海水體生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針對機動漁船無序擴增的環境壓力,實施“雙取消”政策,取消網箱養魚,取消機動船。“當時很多人投船舶的木料,打算大幹一場,結果政策下來了。雙廊就是這樣,時機對了,發展上幾年,政策下來,沉寂幾年,歷史總是很相似。”

雲南大學生態學與環境學院院長段昌群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談道:“洱海總體上是一個富營養化初期、水質依然比較優良的高原湖泊,如果從較長的時間尺度來看,上世紀末後期湖泊水質很差,2000年以來水質總體上是向好的方面在變化,或者說,水質惡化的速度在減緩,逐步呈現趨穩向好的趨勢,特別是2006年以來,趨穩向好的趨勢更加明顯一些,從2014年以來,基本在Ⅱ類水質和Ⅲ類之間。在近20來年的變化過程中,也不排除在某個時間段或者某一局部地區,會出現波動,時好時壞一些,有時會出現藍藻水華。”

也是在2014年,李偉帶領西南林業大學雲南生物多樣性研究院的研究團隊,主持編制了《大理州生物多樣性保護實施方案》。他在接受第一財經郵件採訪時追溯了最近一段時期,洱海生態惡化的一個主要時間點。“我所知道的主要事件,始於(上世紀)80年代,經濟魚類的引入對洱海土著魚類的影響,經濟魚類與土著魚類之間強烈的物種競爭關係。土著魚類普遍對生存環境質量有比較嚴格的要求,抵抗外界干擾的能力相對較弱,在生境遭受人為活動干擾造成的破壞以後(如銀魚等外來種的引入、洄游通道的破碎化),很容易處於瀕危滅絕的狀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洱海中生活的18種土著魚類中,洱海特有的種類包括:洱海四須䰾、油四須䰾、洱海鯉、春鯉、大理鯉、大眼鯉、大理裂腹魚和洱海副鰍八種。

段昌群認為,目前洱海治理最大的挑戰可能是,流域產生的環境負荷遠遠大於洱海的環境承載力。而“對於一個特定區域理想的環境容量是多少”,他迴應道,“這需要進行動態評估,亦即在衡量一個地區的環境承載力時,不僅要考慮人口和產業的數量規模、城市及產業發展的環境影響、湖泊的自淨能力等,還應引入產業佈局的合理性、管理水平和科技支撐水平是否到位、居住在這裡的人的環境意識、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能否做到利於環境等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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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農民插秧 攝影/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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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的白族老人 攝影/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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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邊的觀光客 攝影/吳軍

無論對於世居此地的人,還是新移民、遊客,洱海治理已是自下而上全民性的共識,但落到每人頭上的代價,各有各的沉重。

洱海生態保護核心區域的本地農戶,除了面臨三年洱海最長禁漁期,部分農戶賣掉作為家庭重要經濟來源的奶牛,大批的牲畜轉移到位於山地的劍川縣;為蒼山十八條溪水正常匯入洱海,長期無序採水的90%以上蒼山採水點封了起來,臨溪的經濟魚類養殖產業,轉移到蒼山西坡水質較好的漾濞縣;獨蒜之類耗水量和化肥施用大的經濟作物,在收割完最後一茬,將長期停止種植,土地以每畝2000元的價格流轉。

一位把帳篷搭在海邊等待日出、不願透露姓名的前客棧前臺告訴記者:客棧歇業後,員工都回家了,歲數大的本地員工,回到村裡,重新打起麻將。他因為習慣了大理的生活,留在古城朋友開的青年旅館,等待客棧重新開業。客棧具體什麼時候重張,這位前臺的老闆邵元自己也不知道。

邵元曾是某財經媒體跑房地產條線的記者,而今在洱海邊經營客棧。2011年,和妻子放棄了廣州的工作,賣掉房子,到大理找項目,一心想做實業,“想以誠實的心態活下去。”

2011年,洱海周邊只有才村和龍龕有少量的幾家客棧,很快就找到可以出租的房子。客棧於2012年開工,是村裡的第三家。周邊市場的成熟是在2014年下半年,房價開始有上漲趨勢,而客棧的投資規模在2012年下半年有明顯上升幅度,當時,一般的客棧投資規模在600萬以上。

在客棧經營者看來,客人看中的是這裡的自然山水和便利的人際交往,或單純是為了清靜清靜。早期來大理做客棧、後來定居下來的“新移民”,開始是被這裡四季宜人的氣候和放鬆的生活狀態吸引,開客棧常常是決定留下之後,為了生計琢磨出來的一種謀生方式,漸漸地他們喜歡上了這種生活。

《通告》發佈時,邵元在朋友圈寫:道一聲風險意識在大理的風花雪月裡消磨了。客棧停業後,安穩的生活被打斷,邵元開始一邊做電商一邊配合完成各項事宜,一邊等待官方的消息。這樣的等待,時間上他們耗不起,“很悲傷,很多事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與先規劃、後建設的標準化旅遊區域發展模式不同。早期,洱海周邊的客棧經營者,很多是自發地帶著有限的資本進來,從項目選址到建設、運營,所關注的是經營者本身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小而美的經營模式,自發地慢慢生長,成就了洱海周邊客棧多樣性格局,這一格局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團隊旅遊集中在景區有限的旅行方式,實現了大理地區全境式旅遊的可能。

“環洱海的小客棧,一字排開,很多客人為體驗不同的居住方式過來,一天換一個,不過洱海周邊的湖景客棧價格確實高。”據趙一海觀察,客棧定價高取決於,一是建造成本高出古城兩到三成,二是受制於產權條件,都是租來的房子,產權帶來的不穩定因素,促使人們希望儘快收回成本。“這是產權條件決定的,房東有可能三五年就要漲房租。”

這是一個在市場和政策的犬牙交錯的現實矛盾中,抱著日拱一卒的耐力,慢慢成長的經營者群體。客棧關停後,一部分經營者得以空閒到外面走走,一部分尋思著轉做電商,尋找支撐在這裡生活的可能。居住在金梭島上的澤木說,“以前聽人說,在大理生活過的人,離開後還會想念這裡,以前不信,沒想到現在自己也成了這樣的人。”

春季,洱海常出現即刻令狂風發作的雲層,本地人叫“望夫雲”,熟悉天氣現象的漁民,把望夫雲稱為“無渡雲”,意指望夫雲出現的時候,激流奔湧,不能再渡船了。海邊的日出日落,依舊吸引著年輕的旅行者,他們踏上觀望角度最好的礁石,其中一位說,“大理是烏托邦,大家是為尋找同類來的,這裡能遇到城市裡遇不到的人。”身後,環海路上,跑步的人的收音機播放著中丹高層會晤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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