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清末新政時期，鑑於革命黨“排滿”之風的興起，清廷內部也有很多有識之士認識到滿漢畛域問題的嚴重性。
如1905年考察憲政五大臣出訪回國後，即向清廷提出的“平滿漢”舉措。
其中，皇族載澤提出不能以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為代價來顧及滿人的狹隘利益，中國需要團結而不是分裂。在上奏中，載澤要求結束滿漢共治和族群隔離。
此外，慶親王之子、後來因“妓賄”而去職的商務部尚書載振也曾提出，以能力而不是族群背景來任命官員才是唯一的正確之途。
載澤
另一位出使大臣端方則提出，滿漢關係類似於奧匈帝國的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他們的爭鬥分裂了哈布斯堡王朝。
儘管目前滿人漢人的語言、信仰、和風俗已經大為接近，但滿漢之間仍保留了一定的族群差異，革命黨人正是利用這一差異誤導了大批聽眾。
然而，鎮壓不是解決辦法，在那些君主與民眾對立的國家，君主或許能贏得首次勝利，但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民眾的。
因此，要想平息革命黨的反滿言論，最好的補救就是實行立憲來燃起被疏遠的年輕人的希望。
身為旗人的端方對本族人的生計問題關注多年，早在新政之初，他就提議“民旗雜居，耕作與共，婚嫁相聯，可融滿漢畛域之見”，這次更是請求明降詔旨，“舉行滿漢一家之實，以定民志而固國本”。
端方特別強調，“平滿漢畛域”為消餌革命的必要措施，其中又以“官員任免不分滿漢”及“撤各省駐防旗丁編入民籍”為最要。
端方
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事件引起了慈禧太后對“滿漢畛域”問題的高度重視。
徐錫麟出身官宦世家，鄉試中名列副榜，他曾於1903年留學日本，後在表叔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撫，恩銘為其門生）的推薦下出任安徽警察處總辦、巡警學堂監督等職。
被殺的安徽巡撫恩銘系荊州八旗人，舉人出身，他在推行新政過程中不遺餘力，口碑甚佳，對徐錫麟也頗為倚重，他或許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會莫名其妙地喪命徐的槍下。
徐錫麟被擒後，他在供詞中承認恩銘對漢人並無特別的敵意，自己對恩銘也無個人私怨，但他的仇恨卻是針對全體滿人的：
“滿人虜我漢族將近三百年矣，……撫臺是好官，待我甚厚，誠然，但我既以排滿為宗旨，即不能問滿人作官之好壞。至於撫臺厚我，系屬個人私意，我殺撫臺乃是排滿公理”。
在審問中，徐錫麟揚言蓄志排滿已有十餘年，計劃在刺殺恩銘後，再殺端方、鐵良、良弼，為漢人報仇。
事後，徐錫麟被凌遲處死（據說此係其家族害怕株連而主動提出，也有說是恩銘親兵為報復而執行私刑的）
在徐錫麟無理由的仇恨情緒面前，慈禧太后也頗感委屈，她對外務部尚書呂海寰說，“悍匪徐錫麟聲稱滿漢之間存在歧視，但我們選任各省大員時並不存在什麼偏見”。
然而，這一事件對慈禧太后觸動很大，清廷在隨後一個月內連下兩詔，允許各級官員及普通士人通過都察院就滿漢問題各抒己見。
在這次“改善旗人生計、化除滿漢畛域”的大討論中，兩江總督端方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四條有針對性的建議:
一是旗人編入旗籍，與漢人一律歸地方官管理；
二是旗丁分年裁撤，發給十年錢糧，使自謀生計；
三是移駐京旗屯墾東三省曠地；
四為旗籍臣僚一律報效廉俸，補助移屯經費。
曾任巡警部右侍郎的趙秉鈞則提出三個步驟以逐步取消八旗制度：
首先是徹底核定旗人數目，確定領俸之人；
其次是向有功的旗人家庭授予特殊榮譽（但非金錢）；
再次是招募年富力強的旗人擔任新軍士兵、警察和宮廷雜役，年老和孱弱的旗人可以支付薪水直至他們死亡。
至於旗中的年輕人，應被送到學校和工廠學習技藝，那些無薪而懶惰之人，將被送到東北去耕種旗地。
然而，這些建議，都都遭到了旗人們的強烈反對，尤其什麼搬出北京、前往東北當農民，這更是他們絕不會答應的。
說來也是，那些旗人在京城做了這麼久的市民，讓他們去下鄉當農民，誰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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