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減水書生

圖/來源網絡

你好，我是減水書生，與您一同品味歷史、感悟思辨。

皇帝政治羸弱，士族政治崛起

秦漢以後的中國政治，一直都是中央集權。

形象一點兒說，就是皇帝政治。

以皇帝為中心，這是本質屬性。

而至於到底是丞相行政，還是大將軍執要，甚至內廷宦官掌權，都可以統歸為外在屬性和實踐樣式。

因為無論是丞相還是大將軍，甚至內廷宦官，都得依附於皇帝這個中心。

但是，這事到了西漢末年發生了變化：地方豪族逐漸做大，開始削弱中央。

地方豪族經過東漢一代的鞏固和發展，到了漢末便真正是一發不可收拾。

所謂袁紹、曹操、孫權以及劉備，等等這些三國英雄，表面觀之，他們都是一方雄主；深刻察之，他們都可以看作是地方勢力的代理人，背後是地方豪族。

於是，魏晉以來便正式建立了士族政治。

九品中正制，可以看作是豪強大族，完成了“實至名歸”的合法性制度安排。

士族做大、皇權羸弱，從西晉建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所以，司馬炎大封司馬王，也是不得已的選擇，指望士族鞏固皇權太難，只能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了。

但是，掌兵權的司馬王們，比世家大族更可怕。

西漢有七王之亂，而西晉則更甚之，來了個八王之亂，。

闇昧而羸弱的司馬皇室根本就招架不住這種亂。

大封司馬王，是主動的政治洗牌；八王之亂，是被動的政治洗牌；永嘉之亂，則是整個中原華夏的秩序洗牌。

而無論怎麼洗牌，士族政治就是沒有被洗出權力核心，反而愈演愈烈。

衣冠南渡的東晉，就是在這個背景上建立起來的。

當軸士族是士族政治的發展高潮

士族政治發展的高潮，就是當軸士族。

東晉以前，是一個集權的朝廷面對滿天下的地方士族，是一家之姓的皇帝面對整個朝堂的士族大臣。

但是，東晉之後卻發生了變化。

士族大家，在明爭暗鬥中產生了當軸士族；士族大臣，在爾虞我詐中產生了執政領袖。

皇帝政治，可以說被徹底顛覆了。

誰當皇帝不重要，即便是呆傻如晉惠帝也不重要，甚至會更好，因為當軸士族和執政領袖幾乎壟斷了全部的國家權力。

從國家運行的角度來說，皇帝已經可有可無了。

當軸士族的開端，就是“王與馬共天下”。

第一個當軸士族就是琅琊王家，而士族領袖就是大臣王導。

當軸士族的形成，是一個非常快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皇帝政治再遭削弱。

西晉還有皇帝政治，因為畢竟軍隊掌握在司馬皇室手中。

掌兵的，不見得掌政，但軍隊這個硬權力從來沒人敢小瞧，即便是大權在握的士族。

所以，八王之亂的歷史得由掌兵的司馬王們來書寫。

但是，經歷了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中原，徹底失序。

中原局勢大大超出了權力鬥爭和政治洗牌的掌控範圍，這不是權力遊戲而是天下失序。

八王之亂的勝出者，或者說僅算是倖存者的司馬越，看透了中原局勢已經徹底崩潰，所以提前籌謀，為司馬皇室安排了後路：派琅琊王司馬睿出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把皇室權力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南方。

但是，要兵沒兵、要錢沒錢的司馬睿，別說開拓江南了，就是在江南站腳立足都費勁。

司馬皇室做不到，但中原士族卻可以做到，於是琅琊王氏與司馬睿共度時艱、南渡江東。

司馬皇室利用琅琊王氏的力量資源，而琅琊王氏利用司馬皇室的政治資源。

王導和司馬睿，建立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權力格局。

在這種情況下，琅琊王家變成了第一代的當軸士族，王導變成了士族領袖。

不斷更迭的當軸士族

東晉政權，直接面臨內外兩大矛盾。

對外，是自己一個面對北方一群異族政權。

異族政權不僅彪悍而且林立，佔據了北方中原而且虎視南方。

在內，是南方士族與司馬皇室、北方士族間的天然矛盾。

南方士族不僅瞧不起司馬皇室，也瞧不上北方士族，你們丟了中原還怎麼好意思跑到南方作威作福。

在內外兩種矛盾交織的情況下，穩定便真得壓倒了一切，攘外真得不能必先安內。

司馬皇室，面對北方異族慫，面對士族豪門只能更慫，時事所迫，這個皇室只能不斷放低身段。

而當軸士族琅琊王家，也不能壟斷全部的權力，既要爭取南方大族的勉強支持和相安無事，又要拉攏北方大族壓制南方大族的各種不服。

因此，當軸士族，只是掌握了管理國家的權力，但無法壟斷全部的政治權力。

這種局面的結果就是：士族之間有競爭，當軸士族是可以流動更迭的。

先是王導、王敦兄弟為代表的琅琊王家，作為當軸士族、執政朝堂。

王敦造反兵敗，王家遭到疏遠；王導病逝，王家失去領軍人物。

於是，琅琊王氏便淡出了權力核心。

再是潁川庾氏的成為當軸士族，領袖庾亮掌握了朝堂的軍政大權。

庾亮、庾翼的北伐相繼只見雷聲不見風雨，家族領袖人物再又相繼離世。

於是，庾氏家族便淡出了權力中心。

接著便是桓溫為領袖的桓氏家族成為當軸士族，讓士族政治更上一層樓。

藉助不斷地北伐，桓溫可以說壟斷了全部的朝堂權力，連司馬家的皇帝，都能想換就換。

但是，皇帝可以換、皇室可以欺，士族卻不能。桓溫到死都未敢取司馬而自代之，原因就是其他士族不答應。

桓溫死後，譙郡桓氏便走了下坡路，朝堂便又換了新士族。

之後，便是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再領風騷，成為東晉的當軸士族。

陳郡謝氏的巔峰之作便是淝水之戰。

謝安、謝玄叔侄，領導東晉擊潰了前秦的百萬大軍。

但是，隨著謝安和謝玄的相繼離世，謝氏家族在高潮之後便收場落幕。

英雄難再、士族歸於平凡

當軸士族之所以不斷更迭，有三個原因：

一個是任一士族豪門都無法實現徹底的獨強，士族矛盾伴隨始終，即便是桓溫和桓氏家族也不能做到。

另一個是有士族英雄才有當軸士族，在內安定國家、在外鎮撫異族，這樣的士族英雄才能帶領整個家族成為當軸士族，而英雄落幕，當軸士族便只能結束風流。

第三個是司馬皇室也在不斷地伸張皇權，利用士族之間的矛盾鬥爭，以圖實現皇帝政治。

所以，當軸士族的輪流更迭，是士族鬥爭、士族英雄以及司馬皇室三方角力的結果。

當軸士族的政治生態結束，也與這三個因素密切相關，最重要的就是士族英雄凋零和司馬皇室伸張皇權。

謝安、謝玄之後，士族大家出現了人才凋零的情況，士族裡面難以再誕生出領袖級的人物。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對於王敦、桓溫這種心懷篡位的士族大臣，晉孝武帝確實不滿意，所以說其“酷非所須”，但又不得不承認這些人是“磊砢之流”，他們都是才氣卓越的人物。

對於士族英雄，司馬皇室是既愛又恨，愛是因為這些人能夠鎮撫國家，恨是因為這些人顛覆了皇帝政治。

但是，這之後便不再用司馬皇帝操心了，因為幾大士族裡面已經難再誕楚王導、庾亮、桓溫和謝安之類的領袖級英雄。

為什麼士族英雄就不再了？

是因為皇權伸張後的壓制嗎？

皇權得以伸張，與士族英雄得逞風流，可能是一對此消彼長的關係。

但是，首先得理清一個認識：英雄不世出，士族英雄自然也不世出。

侷限在幾大家族的狹小範圍，英雄不出，才是是常態。

所以，風流之後便總會歸於平凡，王、庾、桓、謝四大家族只能很正常地迴歸平凡。

士族英雄不再，與之士族相伴相生的皇室，在淝水之戰後開始展露頭角了。

司馬皇室沒能抓住崛起的機遇

皇帝政治確實是被顛覆了，但沒有消亡。

因為皇帝政治的底子還在、皇帝符號的意義還在，所以司馬家的皇帝們從來不是日本天皇。

他們不僅在當軸士族的更迭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而且一直在試圖恢復皇帝政治，再現皇室雄風。

煽動翅膀的蝴蝶引不起大颶風，大事件才能引發改變局勢的大動盪。

淝水之戰，就是一個大事件。

在戰場上，謝安、謝玄叔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擊潰了前秦的百萬大軍。

在戰場外，得利最多的不是謝氏家族，而是司馬皇室。

藉助淝水之戰的戰前準備，晉孝武帝以其同母弟司馬道子錄尚書事，

（公元383年）九月，詔司徒、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武帝設內朝之後，尚書檯逐漸成為核心決策部門，外臣“錄尚書事”，基本上就是在執掌了國家最高決策權。

司馬皇室開始取代士族，接手朝堂權力。

而此時的士族正在集體走了下坡路。

淝水之戰後，謝安有功不賞，再後避禍廣陵，兩年後病逝。

謝玄北伐中原，但難有成效，謝安有功尚且不賞，更別說北伐無功了。

謝氏家族在謝安之後出現了人才危機，於是謝氏凋零。

而其他士族，同樣面臨謝氏窘境，出不來領袖級的家族英雄，而且無功於朝堂、建不了功勳威望。

所以，司馬皇室終於可以伸展皇權了。

皇室“奪權”，大體採取了三大措施：

第一個是重用皇室成員、掌控相權。

司馬道子開始掌執樞要，後來司馬道子的兒子司馬元顯及宗室成員都被委以重任。

第二個是重用外戚、遏制士族。

而代表就是新外戚太原王氏，開始在四大家族之外觸碰國家權力。

第三個是重用儒生、興辦儒學。

範寧、徐邈以及王雅等一眾儒生，得到重用。雖然這些人也屬士族，但難同王謝大族並論。

興辦儒學的目的就是要在意識形態層面把皇帝和皇帝政治建立起來，儒學與皇權相伴相生。

歷史是一系列偶然的交織集合，偶然給了機會、偶然也製造了困境。

司馬皇室觸摸到了崛起的機遇，也確實準備幹一番大事業，但司馬皇室始終有個“死症結”。

那就是：士族還能出英雄，而司馬皇室卻一個英雄也出不來。

扭轉權力格局的大事情需要大機遇，但也需要大英雄，起碼也得有風流人物來操盤。

但是，司馬家不僅出不來大英雄和風流人物，就是一般資質的人物都少有，而且淨出敗類。

皇帝不是霸氣豪邁的雄主，宗室沒有擔當重任的能臣，而昏君庸臣卻是接二連三。

於是，皇室崛起的機遇並未讓司馬皇室實現崛起，而且出現了比當軸士族執政更混亂的局勢。

新一波內亂即將上演，沒有英雄的士族，加上依舊羸弱的皇室，其結果只能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