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秀
2018年5月至6月，我在映秀、汶川和都江堰採訪。
汶川地震時，常住人口加流動人口共一萬多人的映秀小鎮，死傷過半，房屋垮塌所剩無幾。部分活下來的人忍受不了繼續留在傷心之地的煎熬，紛紛遷往都江堰、成都或者其他稍微平坦的地方。尤其是映秀灣水電站和幾家工廠非一線生產人員及家屬遷離。如今生活在映秀鎮的人，大部分是附近移民安置的村民，還有無法離開的公務員、教師等政府工作人員。地震把映秀進行了大洗牌，如今的生態小鎮早已舊貌換新顏。
到達映秀鎮，深感賓至如歸的同時，不禁悵然。舉目四望，彩旗、燈籠掛滿街道、小巷，客棧、飯館、商店依次比肩。
一位獨臂中年女士非常健談，她說唯一做不了的是扎頭髮，能愉快地生活要感謝老公，對她不離不棄，一如既往地呵護。一位病友就沒有她幸運，被部隊人員從廢墟中救出來，乘專列到外省住院治療半年，回到映秀的當天，斷了音訊的老公拿來離婚協議書讓她簽字，她一分鐘都沒有猶豫就簽了。末了又說，地震以後許多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注重當下、懶得遠慮，最大的特點是有錢就花，存錢的人越來越少。是啊，人世間沒有什麼比過好自己的生活更值得的事了。
映秀並不大，處在漁子溪匯入岷江的河灘上。漁子溪發源於汶川縣臥龍鄉，八九十公里奔騰而來，沿途植被茂密，水量豐沛。
映秀震後由廣東東莞對口援建，具有明顯的羌藏風格。草長鶯飛的季節裡，我幾乎每天都要從漩口中學地震遺址前經過，儘管河灘荒草上建起了整齊的兩三層小樓，十年前的情景彷彿席捲而來，滔滔不竭。
2008年6月1日，我冒著餘震不斷的危險，從都江堰災民臨時安置點趕到這裡，還沒有從震驚中回過神，就被拽進帳篷給學生上課。
說是學校，實際上是把孩子看管好，好讓家長忙碌災後的爛攤子。學生一共十多個，小學生、高中生都有，鵝黃色的課桌和小靠背椅是志願者從漩口中學的廢墟中扒拉出來的。一個6歲的女孩總是低著頭，下課後她告訴我，妹妹在幼兒園沒有了，一個阿姨找到了自己的女兒，媽媽看見以後就說不找了，再也不找了。早晨，媽媽和她在岷江邊給妹妹燒了紙錢，還燒了一條新裙子和棒棒糖，棒棒糖好久才燒化。一個9歲的男孩講他從二樓教室跳到操場的情景，他把小一歲的堂弟抱在懷裡，依偎在旗杆底下，地面像波浪一樣滾來滾去。
志願者侯師傅50多歲，每天背個綠色噴霧器，給帳篷、廢墟、廁所定時噴灑消毒液，古銅色的臉龐在烈日下更加油亮。他是一位鄉村牙醫，災區沒有人找他看牙齒，而志願者大部分都很年輕，覺得噴灑消毒液的事枯燥、重複、沒人說話，沒有團隊感和儀式感，他就幹起了這個工作。
薑黃色的搪瓷碗近似臉盆，一天只開兩頓飯，上頓下頓都是有鹽的麵糊糊，如果筷子盪到幾個麵疙瘩或土豆塊，就會暗暗樂一下。
幾天以後，我從一頂正開飯的帳篷前經過，在那裡吃了一餐飯，離開的時候，打飯的師傅給我幾個蘋果、幾瓶啤酒，和一瓶白酒。回到帳篷，我把蘋果分給了學生，把啤酒給了年輕的志願者，白酒給了侯師傅。
幾個年輕人拿到啤酒以後興奮得睡不著，在帳篷群不遠的泥地上，三塊石頭支撐起一個鍋不像鍋、臉盆不像臉盆的器皿，下面燃著星點火苗。大家圍坐在一起，有人拿著勺子，有人拿著筷子；有人拿著紙杯，有人拿著碗，有人舉著茶缸；有人喝啤酒，有人喝礦泉水。我是被一位宜賓的小夥子叫去的，到了跟前，有人讓出一塊石頭，我坐了下來，問為什麼不把火燒旺一點。一個女孩說，怕火大了被人發現，說咱們開小灶，你看鍋裡煮的火腿腸是自己帶的，灰灰菜是山上找的，還是要注意影響，不能讓人家說志願者是“雜牌軍”。
次日，宜賓小夥子讓我跟他帳篷裡的一位志願者說說話，不知道什麼原因，三天了，只幹活不說話，問他什麼，理也不理，恐怕心理上出了問題。趁大家到山裡送糧食的時候，我跟那位小夥子在帳篷裡坐了許久，直升機轟鳴著，一會兒飛來了，一會兒飛走了。他說起自己的經歷。他從外省到都江堰見一個網友，車還沒有進城就地震了，便就近參加了救災隊伍，刨出來了四個死人，終於救出一個活著的女生，女生的爸爸哭著給他下跪，並脫下自己的襯衣讓他換上，身上這件就是，自己的衣服血汙得沒法看了。忙完以後找到網友的單位，門口已經拉起了警戒線，抬出的第三具屍體就是網友，他跟著去了火葬場。停頓了好一會兒，又說，我承受不住那一跪，承受不住……
當天晚上，宜賓小夥子高興地對我說，他能說話了，太好了！
多日以後，我被醫院的120車救走，打了兩天吊瓶以後回到標有“危樓”的旅館，宜賓那位小夥子打來報平安的電話，他問了我的情況，一個小時以後，兩個更加年輕的小夥子敲門進來，給我送來水果，說在QQ群裡知道我生病了，就來看望我。我想，一定是他發的消息，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也沒有任何聯繫方式，當年數十萬像我們這樣的人，擁有同一個名字——志願者。
時間再次回到2018年5月底，我一次又一次從熟悉又陌生的映秀走過。
在震中標誌巨石附近，與一位年輕女子打招呼，剛學會走路的孩子在跌跌撞撞地玩耍。我掏出手機給她看十年前的照片，她認出了帳篷學校的男孩，她說好巧啊，現在他和她的老公一起開挖掘機……
北川
在梔子花飄香的都江堰，一位朋友真誠地對我說，你到北川不要隨便問來問去。到北川以後，我便嚴格遵循她的指導。
一個傍晚，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後，站在街邊打出租車。寬寬的街道香樟婆娑，蕙蘭飄香，路燈通明。掏出手機看了一下時間，9點半。晚風輕撫，站在整齊的冬青樹叢旁邊，一直站著，沒有出租車，沒有行人，街邊的店鋪、房屋影影綽綽，沉浸在寥落的夜色裡。
我聽到了車輪聲，來自遠方，極目遠眺，除了燈光還是燈光，直到望不到的盡頭。
無望，空寂，我採訪過的眾多地震傷殘人員和重創家庭，不就是這樣向我傾訴的嗎？
“在廢墟的夾縫中苦苦等了兩天兩夜，我是根據隱約有人喊叫判斷是白天，大段大段的安靜判斷是夜晚，一直不敢閤眼，怕一旦閉上眼睛就永遠醒不來，看不到一點活下去的跡象……”
“兒子不在了，我和丈夫連站一秒鐘都困難，更不用說再生育了，如果有一隻好腳該多好啊，後面的日子不知道是一大片，還是小小一段，睜開眼睛就起床，合上眼睛就睡覺，不想，啥也不想……”
“四肢，只剩一隻胳膊了，十年中沒有一天不痛的，還得活下去噢，如果不好好活著，就對不起救助過我的人，也對不起老公和兒子，我快快樂樂地活著，兒子就健康陽光地成長，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了，這就是我活著的動力……”
是啊，希望，所有人都是為希望而活著。沒有熱情的行為，好比機器人進餐；沒有目的的行走，永遠抵達不了；希望一旦消失，如同行屍走肉。
米蘭的芳香迎面撲來，嗅覺是全新的，感知是全新的，空氣愈加沁涼，期待愈加堅定。
開啟滴滴打車功能，幾分鐘以後，上了一輛白色小轎車。司機溫和地說，這裡是辦公區，晚上人自然少。
巧合的是，次日打車去北川縣醫院採訪，還沒有走到車旁邊，司機伸出頭說，嗨，又是你。仔細看時，正是昨天晚上載我的那位中年男士。他說，兒子9歲的時候沒有出來，現在的兒子也9歲了。
自此，我知道了一個詞，“沒有出來”，這是北川人對遇難者的專用術語。
在爾瑪小區和禹龍小區旁邊的菜市場，有水靈靈的小蔥、豔紅的蘿蔔、新鮮的口菇，我時不時和攤主聊幾句。近處有一位推嬰兒車的中年婦女，嬰兒胖嘟嘟的特別可愛。想問是女兒還是孫女，還是忍住了。幾天前採訪一位50多歲的失獨媽媽，手牽著一個5歲的女孩，女孩叫她媽媽。
陪同採訪的一位老師邀請我到她家吃飯。小區樓房大多五六層高，每棟樓排列有序，標註清晰，玉蘭、槐樹、紅杏李鬱鬱蔥蔥。
前面走著兩位女子，身姿婀娜，嫋嫋婷婷。老師與她們打了招呼，兩人粉黛優雅，笑容滿面。轉過一個彎，她告訴我，一位是幼兒園老師，丈夫遇難，後來重組家庭，另一位兒子遇難。人人一把辛酸淚。並說自己也是被從廢墟中掏出來的，住了半年院，做過幾次手術，二級殘疾，十年來總出現幻覺，忘性大，手機明明放在包裡，還以為丟了，怎麼打都打不通；手握不穩東西，抖動得厲害，拍出來的照片模糊不清。
吃飯的時候，她緊挨我坐，見我話稠，趴在我耳朵上說，大姑子和那位男士是重組家庭，家裡都受過創傷，你別問他們家事哈。
再次想起來之前朋友的告誡，陣陣心酸，現實比想象還要殘酷。
一天上午，坐在小區的木亭子裡，水杉挺拔，芙蓉正豔，桃子尖兒已經泛紅，合歡在輕風中微微點頭。兩位女士走了過來，一位手裡拎著蔬菜，問豆角多少錢一斤。兩位側過臉，並不驚詫，一位答兩塊五，說完便轉身離開了。
我迎著一位老太太微笑，她問我是哪裡人，這麼遠來幹啥。她右手拍著左手拎的小塑料袋，說：機器壓的麵條，今天女兒下鄉扶貧去了，女婿中午不在家吃飯，我和孫子吃米飯，老頭愛吃麵，給他一個人買的。我們家三兄妹，我是老大，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弟弟的一個兒子沒有了，妹妹的一個女兒沒有了，前幾年還難受，現在想開了。只有一個女兒，我們老兩口跟女兒住。女兒運氣好，地震的時候在鄉下，離她半米遠的同事都沒有出來。我們家算好的，一個熟人一兒一女都沒了，只剩老兩口。另一對老人兒子、媳婦沒了，只剩一個孫子，有個孫子好噢，有個孫子就有指望，想不開沒法呀，還得生活嘛。
孫子在北川中學讀書，今天大考，初中升高中考試。老人邊說邊呵呵笑著，牙齒整齊潔白，看不出是假牙。我說是中考。她說，是哦，中考。
我問她哪裡有賣長筒襪的商店。她指著不遠處的小區大門說，那裡有個商店，你去看看。我揮揮手，說，阿姨謝謝您，祝您長命百歲！
在一個公交車站，兩個女孩在等車。
大女孩說，北川街道好像一直這樣寬闊空曠，房屋整齊，綠化漂亮。班上可能有同學失去了哥哥、姐姐或父母，但大家都不說，也不問，平時每個人都快快樂樂、開開心心。
小女孩說，對不起，我對地震沒有記憶。
公交車來了，又走了，兩個女孩隨車而去，好像從來不曾見過，昨日的彩虹一般。
我望了一眼湛藍的六月天空，無論是幸福還是苦難，無論是汶川還是北川，終將如同此刻的光芒，融進歷史的滾滾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