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製片人的電影江湖:夢想、理性與堅持

電影節 路邊野餐 藝術電影 東京電影節 21世紀經濟報道 201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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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製片人的電影江湖:夢想、理性與堅持

來源丨21世紀經濟報道(jjbd21)

記者丨吳燕雨 北京報道

各大國際電影節,似乎成了青年製片人追尋電影夢的必經之路。

戛納國際電影節開幕的第七天,北京下了一天的雨,製片人任江洲坐在雨天影業北京的辦公室,一臉頹態。他沒有前往戛納,而是剛剛從馬來西亞買了一部動畫片。

這家位於公寓樓閣樓中的小公司,做出了獲得2014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影評人最佳新銳導演,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劇本提名、伯爵優秀劇本獎的《心迷宮》。

這是新生製片公司的常態,租在商住兩用的公寓樓裡,大點的公司租一整套,小公司只有一間。他們在看不見的城市一角,追尋著與電影有關的夢。

雨天影業曾用名海平面影業,《心迷宮》是第一個項目,製作成本170萬、在內地創下1000萬的票房,這對於藝術片實屬不易。任江洲是《心迷宮》的製片人,也是發起人。

雖有《心迷宮》的光環,任江洲卻感到做電影越來越難。目前公司與一批新導演建立合作,同時有六七個項目成形,還成立了兒童片部門。面臨著電影和公司運作的雙重壓力,他顯然有些吃不消,正在尋找著出路。

國內電影產業同樣在尋找出路。產業向工業化生產方式過渡的當下,時代造人,入行幾年的青年製片人們找到了發光的土壤。他們有自己特有的標籤,在適應原有的市場形態時,也在無形中締造著新的遊戲規則。

一批青年電影製片人正在緩緩崛起。

藝術片“試煉”

“公司要換一個思路了。以後只聚焦一個類型的片子,把非線性敘事做到極致。”任江洲似乎為公司找到了一個方向。如他一樣,多數青年製片人都有自己的製片方向。

極端語境下,電影工作可分為導演中心制和製片人中心制,相比於導演的創作角色,製片人更像一個電影的管理者,完整的製片工作涉及劇本、融資、拍攝、宣發等全過程。專業的製片人對於保證電影生產的規範化有重要作用,但在國內電影過去幾十年裡,製片人並非被重視的職業。

多數人在現階段選擇了藝術片,並選擇獨立製片,有的出於興趣,有的則出於鍛鍊。

單佐龍是其中一個。去年成立蕩麥影業後,他就與導演畢贛一起來到上海,二人租住在一套兩居室內,節省成本,也方便溝通。“在他的才華面前,我要做的是幫他處理電影繁瑣的事情。”作為畢贛的製片人、合夥人,內容上他是畢贛的傾聽者,也思考這如何實現這些想法。

悶頭創作第二部長片《地球最後的夜晚》劇本的一年裡,畢贛是孤獨的。到了深夜,他常常興奮地與單佐龍分享靈感。這個過程裡,單佐龍也常常睡不好覺,導演創作的同時,作為製片人的他要思考得更多。

二人2014年結緣於《路邊野餐》,在另一位製片人李召玉的介紹下,時任出品方之一天畫畫天CEO的他加入劇組,承擔海外發行和金馬電影節的部分工作。

當時的他剛到北京一個多月,此前他拍過紀錄片、在杭州做過影展,《路邊野餐》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偏向於製片人。

這次合作後,兩個美學訴求極度相似的電影人確定了長期合作關係,單佐龍也在製片人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王子劍是《路邊野餐》的另一個製片人,在商業與藝術間找到了平衡的他發展不錯,公司黑鰭文化剛剛搬進一個新地址不久,似乎意味著又有了一些新的開始。

“我現階段對(商業)大項目不太感興趣。做藝術電影是出於喜歡。”這位80後製片人對藝術電影的追求,從他持續發力的狀態便一目瞭然。

除了《路邊野餐》,爾冬升監製、王學博導演的《清水裡的刀子》獲2016年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浪潮”獎、第16屆馬拉喀什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耿軍導演的《輕鬆+愉快》在2017年聖丹斯電影節“世界劇情長片單元”中獲得提名評委會獎;翟義祥的新作《馬賽克少女》在劇本階段獲得金馬創投百萬首獎……

“儘可能的保證結果,在過程中讓錯誤更低,效率更高,並能持續保持收益的增長。”讓文藝片掙錢,這是他想要的。

“我很好奇,僅此而已。” 哪吒兄弟影業創始人、製片人楊城朋友圈的簽名大抵是他真實的性格。入行至今,他一直對沒有做過的事情保持好奇,追求自我更新,“像夏天想吃冰淇淋,這是一種本能的渴望。”

楊城對動畫長片《好極了》內容頗為自信,這幾乎符合他對一個好故事、好電影的所有判斷。“它非常新;導演的風格鮮明且特別;看到故事的時候,對它有藝術和商業上的雙重想象。”

“藝術片是商業片一個很好的試煉場。”1984年出生的製片人林晶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她的製片處女作《路過未來》剛剛入圍戛納“一種關注”單元,成為今年唯一一部入圍戛納的華語電影。

剛做完藝術片,但林晶並不把自己定義為藝術電影製片人,她下一步的方向是做好商業片。《布達佩斯大飯店》製片人Scott Rudin是她在製片領域的標杆,“他既做商業片又做文藝片,且做得好。其實國內最缺的是商業片製片人。好的商業片是很難駕馭的,也更考量視覺。”

原合一影業項目開發總監、工廠大門影業創始人黃旭峰同樣選擇藝術片+商業片共同開發。“做商業電影時我們會有一個所謂的美學追求叫做現實主義類型片。以當下生活的真實質感出發,在此基礎上再去做類型化的創造。”

坎坷融資路

2012年底,還在新人電影節工作的任江洲帶母親看了《失戀33天》,未出電影院,母親講了一個發生在老家河南平頂山的真實故事,即《心迷宮》故事的原型。

初次聽到這故事,他感到興奮。他迅速與青年導演忻鈺坤通電話,兩人當下便確定合作。之後,忻鈺坤開始了一年的劇本創作,任江洲便開始找錢,也因此經歷了最艱難的一次電影融資。

有了大綱資料後,任江洲與多個電影公司聯繫,但幾乎都被拒絕。由於農村題材+新人組合,任江洲每天都要被拒絕幾次。

2013年5月,任江洲拿到了第一筆資金100萬,來自做地產周邊生意的朋友,但由於對方資金週轉困難,開機前收回了50多萬。剩餘的40萬在支付了劇組主創人員的工資後所剩無幾。原本答應為他兜底、開礦的親戚也不見蹤影。

“開機前只剩二三萬,差點開不了。”催賬要來的10萬元解決了眼前的難題。

但很快就出現了資金斷裂,任江洲和忻鈺坤給劇組放了假,自己私下繼續找錢。無奈之下,他走了最後一條路:借。“賺到錢按投資分成,賺不到算借的。”

聯繫幾個企業家朋友遭到拒絕後,“走投無路”的任江洲在幾位工薪階層朋友的傾囊相助下,渡過了難關。

原本計劃40天的拍攝週期,27天就拍攝完成;由於成本限制,這個原本發生在1990年代的故事,也更改了背景。不過最終的結果令人欣喜,最終《心迷宮》實現了口碑和商業的雙盈利。

任江洲對最艱難時給予幫助的朋友感激又愧疚,他清楚靠朋友的融資顯然是不可持續的。但他終究不是個商人,為了儘快還錢,他甚至犧牲了在國內把電影賣到更高價的機會。如今,雖有《心迷宮》的加持,但他依然面臨融資和商業的壓力。這也是現階段不少藝術片製片人面臨的共同難題。

隨著產業擴容,資本近幾年在電影圈進進出出,由於缺乏溝通橋樑,電影與資本的關係一直處在磨合期,專業的製片人可以更好地處理二者關係。

與任江洲不同,王子劍認為融資並非最令人犯愁的。他與任江洲是好哥們,一行人還包括黃旭峰、哪吒兄弟影業創始人楊城、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策展人高一天。

在王子劍看來,想在市場內找到錢並不難,但能找到的錢分很多種,想要良性發展,就需要與優質資本合作,每個梯隊資本的佔股比例也要嚴格控制:“主投一般在40%,第二梯隊20%-30%,自己留20%-30%做分期溢價。”

有著豐富的從業經驗,人脈深廣的黃旭峰同樣對資本結構和選擇有把控。他告訴記者,一般自己分兩個階段找錢,大綱階段和劇本階段。第一齣品方會選擇有行業資源、對影片後期和宣發工作有幫助的資方;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也是資源優先。但除了第一齣品方,影片的各項工作對其他投資方都是階段性的彙報告知。

“借道”海外

與前輩製片人相比,新一代製片人深諳國際電影節之道,似乎更懂海外發行的門道。小成本電影先到海外發行、拿獎,口碑發酵後,再回國內上映,這似乎成了一種通路。

《路過未來》在初期就有了去國際電影節報獎的想法,但林晶坦言,此次入圍戛納是在意料之外。

去年5月,安樂影業確定了該片的投資;6月,林晶確定了北京啟泰遠洋文化的投資合作。10月15日,電影開機,經過50天的拍攝;今年2月,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他們將初剪版本報給戛納;3月中旬戛納回覆詢問是否有其他的剪輯版本。直到公佈入圍、在戛納首映,整個流程都非常緊張。

戛納首映後,《路過未來》獲得了國外主流行業媒體的關注,並很快與知名電影公司MK2(合作影片《私人採購員》、賈樟柯《山河故人》、《天註定》)確定合作,負責該片的海外業務。

6月1日記者截稿前一天,剛從戛納回京的林晶還在倒時差,但難掩戛納行的興奮。一絲小確幸的背後,是入行不久的林晶紮實的基本功。此前她曾參與《萬物生長》、《百鳥朝鳳》、《乘風破浪》的電影工作,對電影內容生產的各環節工作、流程如數家珍。戛納入圍的經歷也讓她有了更高的起點。

同樣在戛納待滿12天,單佐龍雖然沒有項目入圍,卻是有備而來。籌備了兩年的《地球最後的夜晚》,目前該片成本達數千萬,湯唯、黃覺、張艾嘉出演,幾乎達到藝術片最高水準,作為製片人,單佐龍希望把格局做得更大。

來戛納前,他已和法國著名電影公司Wild Bunch(合作影片《阿黛爾的生活》、《一代宗師》等)確定合作,對方將負責影片的國際宣發業務。

兩年前,《地球最後的夜晚》在金馬獎拿到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資助體系現金獎,而CNC是做中法合拍片無法繞開的一環,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做一部中法合拍片的想法在他腦海裡反覆出現,連續兩年前往戛納,帶著“畢贛製片人”光環的他尋找最合適的合作伙伴、擔任新片的法國聯合制片人,這對於影片在歐洲藝術電影市場有著不言而喻的作用。

單佐龍性格安靜,甚至有些許自閉,並不擅長觥籌交錯,因此在去戛納前就安排好了大部分見面,做了詳細的日程表。在他的戛納行程表中,有大約30項事宜。

楊城作為“吳天明基金”青年製片人扶持計劃的一員來到戛納,每天上課、看片、開會。生於1985年的他是圈內公認的“厲害”角色,年紀輕輕,卻是電影節的“常客”。

2014年和2015年,其製片作品《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我的青春期》接連入圍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競爭最佳電影;今年,又有一部影片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這樣的經歷,讓他與多個電影節選片人熟絡起來。

“這個領域太熟了,不用別人幫,我們甚至可以幫別人做。但這不是最重要的,贏得國內觀眾更有價值。”

王子劍也是具備海外發行能力的製片人之一。2015年,《路邊野餐》獲得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新導演獎、最佳處女作特別提名。這是黑鰭文化嚴格意義上首次國際電影節經歷。

在自己老師的介紹下,他認識了洛迦諾電影節的選片人。“要用一切方法找到選片人,其實就是硬著頭皮去找。很多時候笨方法是最有效的。”他說。每年電影節開始前的固定時間段內,很多電影節的選片人都會來到中國。

正值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選片人來中國,王子劍為好友黃旭峰4年磨一劍的真實電影《大三兒》做了推薦。“我們是抱團取暖的。”黃旭峰說。

這部影片講述了生活在內蒙古赤峰市,一個叫大三兒的人想去拉薩和珠峰大本營的故事:一名身高一米、46歲的中年男人,如何在重複的日常生活裡,有計劃的尋求突破,並最終回到生活裡的真實經歷。經過1年多的準備、2年的拍攝,進入了最後剪輯和製作。這是工廠大門的首部影片,此外,他還儲備了7個電影項目。

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當天,正是《大三正傳》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選片人看片的日子,雖是第一次嘗試國際電影節,但黃旭峰並不太擔心。除了平和的心態,更多的是對影片內容的自信。

當然,在國際電影節的道路上,方法固然重要,但好的內容永遠是打動選片人的第一塊也是唯一一塊敲門磚。

3月1日,《電影產業促進法》正式實施,規定攝製完成的電影取得公映許可證後,方可參加電影節。擬參加境外電影節的,需向主管部門備案。本質上,審核難度並沒有加大,只是去國際電影節,必須先過了這關。

如何平衡電影本身的突破性和當下的電影政策環境?

這個問題考驗著很多人,也考驗著楊城。不過,他說他的困惑已經不是外在的挑戰,而是對自己思考力、創造力的不滿足,他希望自己是一個學者型的製片人,並努力以這種理念在建設公司。

他喜歡自我反省。“以前有一些虛榮心,第一次去大的電影節的時候,我特別興奮;遇到問題也會特別焦慮,現在想想覺得可笑。”

“事情本身就是一個事情,想著去解決就行了,焦慮難免,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他告訴記者,自創辦哪吒兄弟影業以來,他改變了很多。創業經歷和對哲學學習感悟,讓他如今對很多事都能平和看待。

“任何事都有ABCD的可能性,做最好的想象,也做最壞的打算,這樣任何結果的發生都可以平靜接受。”

商業化探索

每個人都面臨著不同困難,他們對於電影工業和商業的理解也愈發深刻。

電影《桃姐》中有過嘲諷類的場景,劉德華飾演的製片人在電影超支後,用各種說辭和手段,說服博納董事長於冬客串的投資人增加投資。這一場景在真實的電影拍攝中其實很常見。

但在採訪過程中,幾乎每一位受訪人都表示,做好預算、控制成本是製片人基本功,與曾經的超支常態相比,這顯然是一種進步。

“我們的電影絕對不可能出現超支的情況。”林晶告訴記者,她瞭解最大的成本是人力,對如何做預算有自己的方法論,也明白藝術片和商業片的股權結構和融資思路完全不同。

王子劍有一套相對成熟的藝術片製片體系。包括完整的預算、回收計劃等。在黑鰭的會議室裡,整牆的黑板上寫滿了一部電影所需要的各個環節,並作好了分類。他對各環節的人力成本稔熟於心,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做出精確的預算。

影片賣得好才可能保證不賠錢,包括海外發行、國內票房、網絡版權等多個渠道,王子劍在幾個項目之後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回收體系。往往在前期籌備時,就要分階段為項目做好回收方案。

同時,他形成了股權溢價模型,這是當下產業環境裡,製片人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保證製片公司可以持續運營的手段之一。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部影片中自己會留有部分股權,在主投方確定後、拿出10%左右做第一次溢價;片子第一個版本出來後,做第二次;電影節、發行之前,進行第三次溢價,並視情況決定是否將手裡的股份留用。

同是創作型製片人,任江洲不掩飾對王子劍商業能力的佩服,自己雖擅長創作,但電影終究是個名利場,他也要為找到一個合適的財務負責人。

任江洲性格內斂,談及困難會接連嘆氣,像洩了氣的氣球。結束《心迷宮》創作後,他回老家做了一個農場,在電影集中拿獎的2014年,他除了飛去領獎,其餘時間都在老家種地。

“有了這個收入,起碼夠我生活。我不能連吃飯都吃不起,卻還要堅持夢想。”

採訪結束已是正常公司下班的時間,任江洲與幾個製片人繼續開會,談及新項目,他多次興奮起來,似乎剛才說的困難都不復存在了。

走出雨天影業侷促的辦公室,下了大半天的雨停了。雨水洗過的城市格外乾淨,如任江洲的電影夢一樣清晰。

“做電影的千萬不要說自己偉大,也不要總宣稱自己苦哈哈,這只是一個工作。現在電影是我最喜歡的事情,但如果哪天我更喜歡別的事業,或許就離開電影行業只做一個觀眾了。”楊城悠悠地說著;而有些疲於社交的單佐龍也為自己找了後路,“說不定以後去做個木匠。”

話雖如此,縱有千般無奈,他們依然在當下堅守著。隨著這批青年製片人對電影江湖有了更深的感悟,在新規則形成之前,他們或許會催生出更大的能量。

(編輯 張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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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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