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搬不走盟友沒得挑，德國的悲哀就在於此
德國是一個“讓人敬佩”的國家。哲學和對工業技術地嚴格要求以及近代軍事能力，恐怕是我這種對德國曆史並不瞭解的人，都會有深刻印象的地方。德國以巴掌大的地方，橫掃大半個歐洲大陸，打得老牌帝國法國投降、英國龜縮在島上、強大的蘇聯也是在初期連連敗退。以“一國之力”挑戰所有世界頭牌強國。
這就好像是評書中的項羽，在百萬軍中殺進殺出，取上將人頭如探囊取物一般。
好一個孤膽英雄，好一個男兒漢。
然而，戰爭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爭。國家間的戰爭也並非單個的而是集團性的，特別是德國面對著“英美或美英為主導的國際秩序”。有些人一會兒怪挑錯了朋友意大利，一會兒怪這個那個，其實本質上都是心態過於急迫。
（1）挑戰、修正“國際秩序”是正常現象，不是什麼“罪過”，德國的方式顯然是錯誤乃至“二戰”的作為成為一種罪惡
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崛起路上的兩次“世界大戰”就顯得過於急迫、過於心急了。
正如我在問答“德國一戰和二戰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歐洲嗎”，所說的那樣。德國先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一戰是為了打破“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二戰則是雙面目的，一者“打破英美主導的國際秩序”、一者“消滅蘇聯主導的一個全新國際秩序”。
而其根本都是本國資本主義為了擴大自身發展，其目的都是一個德國挑戰“國際秩序”，打破某個或某幾個國家掌控的國際秩序。
本國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對本國不利的“秩序”進行調整。但是，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情況下，採取了急躁態度。在短時間內挑動“兩次世界大戰”，很顯然已經超過了作為“小國”的德國的國力。如果，它的領土足夠大、人數足夠多，再加上德國的科技實力夠強大、軍事戰略和戰術思想夠先進且有效的話，那麼，這種“國際秩序”必然被打破。
就如同當年的英國打敗荷蘭、西班牙一樣主導了“國際秩序”一樣。
當然，現實的國際社會已經發展到各大國不敢打的地步，因此，國際秩序便成為用不斷地政治、小規模軍事擠壓他國成為“經濟附屬”，從而擴大自身國際影響力，進而掌控“國際秩序”的地步。很難想象，美國和俄羅斯能夠真的打起來，結果是沒有輸贏的，只能人類毀滅。因此，經濟擴張便成了根本方式。
（2）急迫地表現是朋友太少，敵人太多：不能急於超越，要打好根基。
德國兩次走向歧途，許多人都認為是俾斯麥、威廉二世、希特勒等個人問題，其實，一個人是不可能控制方向的，必須要有團體地支持。
那麼，德國走上歧途的根本就是德國國內的大資本家勢力，過於看重“戰爭和軍事”，希望用一種最簡單快捷地方式，完成一種需要長期時間打磨的任務。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國也並非不知道“朋友”“戰略盟友”的重要性，在非洲、中東甚至拉美地區，都在儘可能地尋找朋友，利用“德系”去挑戰“英美系”。然而，時機未到，各個地方的朋友實力尚小，根本對德國崛起沒有支撐，反而需要德國去扶助他們。
在德國的諸多盟友中，“一戰”中的奧匈帝國、“二戰”中的意大利，其總體上都是表面上的強大。對於德國並沒有實質性幫助，反而扯了後腿。
雖然，德國是近現代“小而強”的典範。但他在“崛起”的路上的兩次“歧路”應該給後來者以借鑑價值。
德國很無奈。許多國家和德國的狀況類似，崛起之後，當你在上一層樓的時候，就面臨著天花板。這就好比在企業中你做到了副總經理職位，只要在上一個臺階就可以成為總經理。但你所面臨的將是什麼？很可能是全公司的抵制。除非你的同事更支持你，但與總經理一同竭誠利益共同體的人，你想都不要想去結交。結交也沒有用。
你的朋友註定要比被推翻的國家少。但這不是不可以改變的，就需要你用經濟、軍事援助慢慢地滲透。“彎道超車”思想是對的，但基礎不夠的話，“彎道超車”的次數就不宜過多。否則你的根基不穩。
當今時代，更是如此，根基不僅僅是朋友還有自主發展的能力，根基的根基就是科學技術的根基問題。
（3）俾斯麥帶領德國走上“殖民擴張”道路，威廉二世在鞏固中向更遠的路發展，這就是錯誤的
上篇文章“俾斯麥真認為殖民地是累贅嗎？思想不要這麼死板”中，我們談到俾斯麥對於殖民地態度的巨大轉變。
由此，我們破除了一種對俾斯麥的過度推崇，即俾斯麥不主張“殖民”，如果不是威廉二世把他趕下臺，德國肯定會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其實，不管你走哪條路，德國和英國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兩國的衝突是對“國際秩序”誰居主體的衝突。
俾斯麥所走的路其實就是“悶聲發大財、暗中積蓄力量，時機一到，厚積薄發”的戰略。按照我國的古代案例就是“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然而，作為統治階層的一員，俾斯麥的個人意志要符合整個階層的意志，特別是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意志。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和本國的經濟危機，逼迫俾斯麥必須改變自己對殖民地的觀點。也就是，德國需要殖民地，必須要做兩個改變：
第一：迎合本國資本家對外擴充地區，打破“英法美主導的國際秩序”；
第二：迎合本國底層通過對外殖民擴張——掠奪財富。
再加上“德國殖民協會”的遊說，俾斯麥已經改變了自己一二十年前的想法。
德國不具備英國和美國走向“金融帝國主義”的條件，它必須要有廣闊的殖民地，獲取資源和勞動力。德國太小了，走殖民的路是沒有辦法的。
但問題是，德國的資本家系統過於著急，世間許多事情不是“一次機會沒了就不會再有”，否則，也不會有歷史上的各個國家的崛起。
為了提醒國人某個時間段很重要，而經常說的，千年大變局、機會失去不再反的觀點，除了製造焦慮外，好處是沒有的。
俾斯麥在國內資本家集團地鼓譟下，在1884年短短一年的時間就在非洲殖民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今天的坦桑尼亞、盧旺達、布隆迪、喀麥隆、多哥、納米比亞等。很顯然，這種做法使得英國對德國的戒心開始提高了，從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結果。
本來，俾斯麥和威廉二世還可以繼續挽回這種態勢。但威廉二世對法國復仇的警惕與俾斯麥並不同，俾斯麥將目光一直聚焦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上，威廉二世則更躍進，他希望在全世界有所動作。
由此，德國在亞洲、美國的後院拉美地區頻頻出擊，雖然有人說，德國並沒有擴張多少殖民地，例如太平洋地區的德屬薩摩亞、德屬新幾內亞、加羅林群島、馬里亞納群島等。
但問題是，亞洲、拉美已經整合完畢，德國能插手的地方几乎沒有。如果插手那麼就是實打實地鬥爭了。
雖然沒有更多的殖民地，但德國在世界勢力擴張上確實有了成果。例如在中國，德系武器就逐漸佔有較大比重，打破了英國系的統治地位；在拉美地區進展幅度較大，通過經濟和軍事援助和拉美各國關係較好，在政治上拉美的一些國家比較親德，即使“二戰”後這種氛圍仍然保持著。
但在中國，仍然是英美日有巨大影響力，兩次世界大戰中國都是德國的反對者，特別是“二戰”更是敵人；在拉美只能是拉拉隊；在非洲，協助力量太小了。
在大本營歐洲地區，德國仍然如此！
（4）無論德國如何破解，它仍然被“孤立”
即使如此，德國仍然很孤立。包括俾斯麥一直看重的“三國同盟”“三皇同盟”“德法俄同盟”，德國、奧匈、沙俄、意大利、法國五國之間矛盾太複雜了。其中，德國和奧匈的關係最為緊密。意大利則經常被後人恥笑，說什麼最有名的“某隊友”“最愛投降”的國家。
以三國關係為例，德國、奧匈、意大利這個組合內部問題非常嚴重。德國與法國關係矛盾、意大利則和英國關係非常好。因此，在挑選“三國盟友”的時候，本身就要理解各個盟友間的需求。
再早的“三皇同盟”也是這個問題。
德國國內一直有很強的勢力希望吞併奧地利，從而將整個德意志民族整合起來。因此，奧地利為此也非常傷腦筋。俾斯麥親自告訴奧地利：在我們的議會中，有些勢力要把奧地利併入德國，但這並非是我們的政策目標。
正是在俾斯麥地大力斡旋下，1873年“三皇同盟”才正式形成。但隨著保加利亞危機出現，奧匈和沙俄之間的矛盾根本無法緩解。德國目的是抑制法國、沙俄為了對付奧匈帝國則對法國表示支持。從而，法國和沙俄關係較為緊密，沙俄順勢又搞了一個“俄德法同盟”，在1880年代、1890年代都有這一“不穩定同盟”存在，但法國最終還是在“日俄戰爭”後主動與該同盟疏遠，重回“英法緊密關係”狀態。
英國國王喬治六世（1936—1952在位）
在整個“一戰”前的二三十年裡，德國主要與法國、英國為主要矛盾，但與沙俄、奧匈在中歐和東歐仍然有矛盾，德國仍然處在“孤立”狀態中。
“一戰”前，德國向拉美地區發展資本，直接衝擊了英國和美國的利益，特別是與墨西哥打得火熱，直接傷害到美國的核心利益。同樣，在歐洲、亞洲，英國居主、法國居輔的政治格局，德國硬生生地去插手，例如那一時期，德國在中國是“最活躍”的外國侵略者。這些必然引發英法的不滿。
在“一戰”中，德國並沒有和意大利做盟友，德國的盟友是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保加利亞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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