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安嶺特大火災30週年 記者葉研談“三色報道”

30年前的1987年5月6日,在大興安嶺地區人們的記憶中是熾熱通紅的。

一場特大森林火災席捲了這片土地。這是一把“令5萬同胞流離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燒過100萬公頃土地,焚燬85萬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5萬餘軍民圍剿25個晝夜的火”。這把火炎炎燒了近一個月。

黑龍江大興安嶺5.6火災紀念館

視覺中國

1987年,大興安嶺北麓林區發生的“5.6”特大森林火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毀林面積最大、傷亡人員最多、損失最慘重的森林大火。28個晝夜的燃燒,使漠河縣、塔河縣境內相繼受災。

大火吞沒了大興安嶺五分之一的林地,火災過火面積124萬公頃,其中有林地面積104萬公頃。其中燒燬了漠河縣境內的西林吉、圖強、阿木爾3個林業局,燒燬活立木蓄積高達3780萬立方米。大火造成了數百人傷亡,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約10億元。

1987年,水,可找到水了。在烈火中穿行一晝夜,撲滅了五處山火的森警戰士,在一條小溪邊趴下就喝。

本報記者 李偉中/攝

火災令全國揪心之時,火災發生的原因、過程也令人生疑。中國青年報記者葉研、雷收麥、李偉中以及實習記者賈永在火災發生後奔赴火場。

歷時30多天的採訪,他們換回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組經典篇章。從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三篇整版調查性報道《紅色的警告》、《黑色的詠歎》和《綠色的悲哀》刊登在《中國青年報》醒目的位置。

1987年6月2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紅色的警告》。

1987年6月27日《中國青年報》刊登《黑色的詠歎》。

1987年7月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綠色的悲哀》。

山火還在燃燒,漠河縣卻讓縣裡各單位派車派人打掃市容衛生,以“迎接”上級領導的視察。

本報記者 葉研/攝

在內地可派大用的好木材,在大興安嶺林區被劈成燒柴柈子,堆在家家戶戶門前。這成了大興安嶺城鎮特有的景觀,以至稱為“柈子城”。大興安嶺居民每年要燒掉約六十萬立方米這樣的“柈子”。這些柈子在火災中成了引火燒身的主要燃物。

賈永/攝

2011年,葉研接受專訪時表示,這組報道的意義與價值是“絕對不歌功頌德”:“我們為公眾貢獻了完整真實的過程,公眾迫切需要這個完整過程的敘述。”

值此火災30週年之際,我們再次回顧葉研講述“三色”報道背後的故事以及後續的思考。

原標題為:《中國青年報》著名“三極記者”葉研談“紅色的警告”

(原文刊載於2011年7月7日中青在線網站,內容有所刪減)

葉研,1971年參加新聞工作,曾任《中國青年報》新聞採訪中心副主任。1987年獲全國好新聞特別獎、1998年獲全國抗洪好新聞獎、2000年獲範長江新聞獎。

他曾先後去過北極、南極、珠峰等地區,被人稱為“三極記者”。1985、1986年兩次趕赴老山前線,多次通過炮火封鎖區和“生死線”。他採訪過大興安嶺火災,參加並參與指揮了1998年的長江抗洪報道,還是第一個去南沙採訪的軍外記者。

問=記者

葉=葉研

問:請問葉老師,當您聽說大興安嶺火災發生時第一感受是什麼?

葉:火情的消息是從新聞聯播後的天氣預報中的泰勒斯氣象衛星雲圖上看到的,很焦心,因為中國本來森林資源就短缺,經不起這麼大面積的燒。

報社總編輯徐祝慶得到文件後叫了車直接從北京趕到唐山記者全會上去傳達,意識到要馬上派人趕赴重大新聞現場——大興安嶺火場。這時楊浪想到了我,在一個上午給我打電話,我和同事們下午就出發了。這時其他新聞單位許多人已經趕到現場。

問:當時全國有100多名記者採訪,沒有經過事先的命令和部署安排,就自發去採訪。那麼當時您和中青報的另外兩名記者一起採訪之前做了哪些工作?

葉:出發前的物質準備不說了,到塔河後每人買了一塊草綠色塑料布,雨天當傘,露宿當鋪蓋,忘了四個人中的哪一位還補充說,“死了裹屍”。

和別人不同的是思想準備。出發前到楊浪辦公室開了個準備會,提出進入災難現場的記者應該是受眾獲得信息的最前端的傳感器,“大火背景下的社會”、“社會背景下的火災”的視角成為大家共識,形成了一定要突破大災大勝利、小災小凱歌模式的決心。當時也是血氣方剛,有一種真正的新聞記者必然是官僚主義的天敵的感覺。

問:您也提到說在正式採訪之前,要避免說之前一直採取大災大勝利,小災小凱歌的思路。您真正到火災現場的時候,遇到了哪些障礙呢?

葉:一切都是非常規操作。用加蓋空軍作戰部章的團中央的介紹信乘軍用飛機到齊齊哈爾,轉乘軍方直升機到塔河。

展開採訪的第一件事是在塔河撲火救災指揮部搞地圖。切入一個地域廣闊的新聞現場,第一位的判斷是向哪裡跑動,哪裡是新聞事件的中心,哪裡的信息最有價值。連東部火場和西部火場空間概念都沒有,不知哪裡是第一批起火點,重災區在哪裡,撲火最較勁兒的地段在哪裡,那一定抓瞎。圖紙經過複製,四個人人手一套。這樣,才有了雷收麥和我到西部火場(漠河及古蓮林場)、李偉中和賈永到東部火場(秀峰林場)的分工。

問:您當時去大興安嶺採訪時,您覺得當時在採訪過程中,您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你們是怎麼克服的?

葉:第一個困難是信息傳遞。當地實行了新聞審查,稿子要他們簽了字才能發。而且當時通訊手段只是郵電局發電報。連傳真都沒有。長途電話要人工一站一站地撥叫。

第二個困難是信息的發掘。如果一定要列出一個新聞操作的順序,那第一步是前提性的,前提是確立瞭解事件的全部真相的理念。把握事件全貌,確定重點。

捕捉不到核心信息而僅僅停留在表象,至今仍是新聞報道的弊病。我們在許多重大事件報道中看到的仍然只是表象。

在大興安嶺火災採訪中,困難的是客觀準確地還原事件的整個過程。我們要聞、動態類信息、局部情況介紹也發了不少,仍屬於表象信息。一個多月後火都撲滅了,還是沒有一個記者來告訴公眾這次大火的來龍去脈。也有的記者試圖寫出全景式的報道,但採訪不深入,一旦遇到關鍵情節,就用“聽說”、“據說”來回避報告確鑿的、真實的信息的職責。

明確了前提,接下來就是信息的挖掘。信息的挖掘是記者的天職。我們在災區呆了很久,多數記者都撤退了,我們還在調查採訪。李偉中直接闖進縣消防隊瞭解那幾天消防車撲火的路線,這種單刀直入的做法,有快捷直接的一面,也會遭致激烈的反彈。因為進入小餐廳拍照一些人吃喝,我們幾個人受到圍打。打人的沒事兒,我們倒被叫到公安局問了兩天。當時情況有些微妙,可能是我們挖掘真相的執著勁頭引起周圍人注意,也可能是我們蓋有空軍作戰部和團中央公章(還有第三個什麼公章,資料沒在手邊,記不清是哪個大單位了)給了當地人一種神祕印象,好像我們負有某種特殊使命,染上一點上面派來作內部調查之類的色彩。縣公安局長沒問我們什麼話,倒是從頭到尾把自己火災期間的行為反應過程作了詳細的說明。後來,竟然把一大疊材料放在桌上,自己尋個藉口出去了。公安局長出去的時間一長,我們就不客氣了,翻看那一大疊材料,並作了抄錄、翻拍。這是所有副縣級以上幹部在火災過程中的詳細在位情況,是每位幹部自己寫的。當時還涉過老槽河到焚燬林地考察,能夠了解情況的場合、能夠深入延展的線索都不放過。官員、災民、留守人員、轉移人員、店主、警察、消防隊員、撲火官兵、學生等等能訪的都要訪到。

為了復原事件總體過程,凡需要做的,我們就儘可能做。到了我們連每一臺消防車的開行路線、多數幹部的表現過程都掌握的時候,就離事件的總體真相很近了。所以大興安嶺特大火災報道也是典型的調查性採訪。

問:這個系列報道是4個人合作完成的,當時是如何分工的?

葉:在採訪和寫作中,我從李偉中和老記者雷收麥那裡學到很多東西。雷收麥後來寫文章回憶說,“合作是幸福的”。在李偉中身上,我看到的是犀利的突破能力、勇氣和決心。雷收麥的工作經驗和沉穩作派,也留給我極深的印象。《三色》是四個人集體勞動的結晶,是整個編輯出版部門各工序共同努力的結果。寫作分工上,《紅》是李偉中和我執筆,《黑》是雷收麥和賈永執筆,《綠》是李偉中單獨完成。

問:採訪總共經歷了多長時間?整個採訪過程中,你們覺得最應該關注的問題是什麼?

葉:現場採訪時間多長,日記沒在手邊,大概三四十天吧。總之是高炮預備師利用天氣條件實施好幾天人工催雨,山林的闇火最後熄滅了以後,離開了漠河的災民們。

關注是多方向的。比如環境和環境觀念,比如人們在災難中的心理和行為,比如事件經過的所有細節等等。但最揪心的是災民。我們在廢墟堆裡採訪一對老年夫婦,手裡只剩半口缸米。那心裡真是難過。說到底,我認為在理論上新聞的立場是客觀、公正、準確、均衡,同時記者是有感情的,記者的感情立場是大眾立場、公眾的立場。正是這種公眾的立場決定了我們對官僚主義的態度、決定了我們對保護環境的態度、決定了我們對災難的視角和透析力。

問:“三色報道”是您去採訪了一個月之後才刊發的,那麼從時效性來說不及其他媒體的報道。但是多年過去,大多數讀者記得住的只有三色報道。三色報道和其他報道比起來能夠被人記住的原因在哪裡?和其他報道不同的區別在哪裡?

葉:最大的區別是我們為公眾貢獻了完整真實的過程,公眾迫切需要這個完整過程的敘述。全景式、回顧性的重大事件報道,人們還是愛看的。尤其是沒有這樣的報道的時候,這種需求更迫切。光寫動態的、局部的表象報道,絕對不能滿足受眾的需求,差遠了。

另一方面是,核心事實的性質上的把握。新聞報道有時並不裁定事件的性質,新聞主要提供事實信息。下結論、做評判是官方的事情,或者是廣大讀者的事情。但只有提供了足夠的事實信息,公眾才能對事件性質作出自己的判斷。正因為我們提供了事實的全貌,受眾自己得出了那件事兒終究怎麼回事兒的最終判斷,報道才給受眾留下印象。

問:這組報道,在幾十年來災難報道的發展歷史上,它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

葉:這組報道的意義與價值是絕對不歌功頌德。這是由我們的職業意識、大眾情懷和平民立場所決定的。我在有關三色報道的體會文章中曾經歸納過,災難就是災難,A就是A,不是“非A”,不是B。就這麼簡單。把A說成“非A”是人為的更大的災難。三色報道估計是第一次集中地體現了絕對不歌功頌德觀念,所以受到民意的肯定和歡迎。像有些人說的,這也算是開了個頭兒。此前國內災難新聞多數是凱歌式的,也許有過一些真實報道,但報道規模上不像三色那麼集中,沒做到全景式的報道,所以影響力不理想。

中國新聞界除了把災害說成是勝利,即把A說成“非A”；還出現過把不是災害說成災害,即把“非A”說成A的事。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甚囂塵上,各省糧食產量爭放衛星,導致中國餓死了很多人。其中新聞界在鼓吹虛誇的糧食產量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了“高產量”才有後來的高徵購。試問:煌煌數千年人類史上還有比這更慘痛的事件嗎?還有比這更大規模的逼人致死的事件嗎?事件的始作俑者罪孽深重,新聞界也難逃其咎。事先說大話、吹大牛,引起糧食高徵購；事後把一切說成是自然災害所致,為責任者推卸責任,顛倒黑白,掩蓋真相,粉飾太平。這就是把非自然災害說成是自然災害,把“非A”說成A。這同樣是更大的人為災難。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新聞界是有原罪的,也是人格分裂的,心裡明白裝糊塗。當代的媒體人繼承了新聞界的遺產,同時就繼承了新聞界的債務。

編輯 | 王婷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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