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前夕,山東福壽園新擴建的遺體捐獻紀念碑上,又新刻上了20個名字。據瞭解,山東省遺體捐獻累計登記報名8024人,實現捐獻1281人。雖然遺體捐獻數量逐年增加,但醫用遺體依然緊缺,有的學校解剖課上,學生只能看無法實際操作。
千餘遺體捐獻者只留名字在紀念碑上
4月1日,位於濟南長清區的山東福壽園,遺體紀念碑旁擺滿了鮮花和蠟燭等祭品。2009年建成的遺體紀念碑被雕刻成一本本打開的書,上面刻著捐獻者的名字、出生年月、捐獻年份等信息。周圍環繞著一座座剛建成的紀念碑,碑上新刻上了20位捐獻者的信息。
他們沒有骨灰沒有墓地,每一個名字背後都牽動著一個甚至是幾個家庭。每逢清明,遺體捐獻者的家屬們都來此緬懷祭奠他們。
已退休的陳銳坐了一個半小時的車來到這裡。陳銳的父親陳鬆之是一名遺體捐獻者,三年前,陳鬆之的名字被補刻上紀念碑。“父親是1982年捐獻的。”陳銳彎著腰,將手裡捧著的一束白玫瑰,貼在紀念碑最下部最後一行名字上。
據悉,我省遺體捐獻累計登記報名8024人,已實現捐獻1281人。
遺體捐獻逐年增加，目前仍然遠不夠用
遺體捐獻者在過世後,要進行防腐保存,用於科研和教學。臨床醫學生最好都要在最接近真實的人體上進行模擬手術訓練,以積累經驗。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是濟南三所志願捐獻遺體登記接收站之一,另兩所是山東大學醫學院和山東力明科技職業學院。
據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器官移植辦公室主任董來東介紹,2012年該院有了遺體接收資質,“2012年接收12例,此後逐年增加,2016年為55例。”
董來東說,儘管遺體捐獻數量逐年增加,遺體依然緊缺。“每年醫院有兩千多名學生來學習和培訓,接收的捐獻遺體數量卻不過50例,遠不能滿足需要。”山東大學醫學院和山東力明科技職業學院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力明學院實驗中心主任劉曉光說,解剖課都是老師解剖好之後學生去看,學生幾乎沒有實際操作的機會。
去哪捐獻遺體，不少人走了彎路
在遺體捐獻人數不足的同時,很多人想捐卻不知道怎樣捐。
2003年,山東省制定出臺遺體捐獻條例,具體程序為:捐獻人到縣級以上紅十字會,領取《山東省遺體捐獻登記表》,將填寫好的登記表交回。生前未辦理遺體捐獻登記手續的自然人死亡後,其近親屬可以持本人和死者身份證件及全部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近親屬一致同意的證明,辦理遺體捐獻登記手續。
今年47歲的樑先生,家住聊城高唐縣慶雲鎮,已經被小腦萎縮折磨了十幾年,不能自主行走,說話也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往外蹦。他說,早就想要捐獻遺體了,可是不知道該去哪裡捐。山東力明科技職業學院實驗中心主任劉曉光曾遇到一位遺體捐獻志願者家屬,輾轉問了好幾個地方,才打聽到捐獻途徑。
劉曉光說:“紅十字會、醫院、高校之間還是缺少配合,不少病人都是臨終表達捐獻意願,醫院也應開展遺體捐獻的宣傳工作,由他們告知患者及家屬更直接有效。”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王小蒙）
那些已留在或將來留在紀念廣場石碑上的名字：
他們常不被理解,但他們真的很偉大
每逢清明,全省各地數百位遺體和器官捐獻者家屬及志願者都會來到山東福壽園遺體捐獻紀念廣場追思親人、紀念逝者。捐獻者家屬此時難掩悲傷,他們有的承受著喪子之痛,有的是對父母之思,有的則是對逝去愛人的無限眷戀。
他生前未做貢獻，身後卻救了五人
這是劉志玉夫妻來看兒子的第五個年頭。
“在亮,我跟你媽來看你了。”劉志玉溫柔地撫摸著碑上的名字;妻子靜靜將一朵花粘在兒子名下,眼淚止不住地湧出。
劉在亮出生於1991年,12歲時查出腦瘤,2012年去世。患病期間,劉在亮與病友聊天時,得知了病友有準備捐獻器官的打算。為了不再給家裡增加經濟負擔,為了能在生命的最後發一次光,劉在亮決定死後捐獻器官。
得知兒子的決定,劉志玉夫妻不能理解,但瞭解到兒子真實想法後,夫妻倆流著眼淚同意了劉在亮的決定。
根據劉在亮遺願,在省紅十字會工作人員見證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成功獲取兩個腎臟、一個肝臟、兩個眼角膜。劉在亮所捐的器官分別在3家醫院移植給了3名危重的等待患者,角膜移植給了2名重症角膜病患者。“知道他救了5個人,我們都很為他驕傲。”劉志玉說。
為了完成兒子的遺願,劉志玉夫妻倆受盡了非議與白眼,“家中親戚不理解,村裡人說我們心太狠,說什麼難聽的都有。”
校醫苦口說服愛人，實現捐獻遺體願望
上個月2日,劉乃俊因病去世。妻子張麗(化名)遵循其遺願,捐獻了丈夫的角膜與遺體。他的眼角膜被山東省眼科醫院接收,用於挽救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至少能夠讓2位失明患者復明;遺體則由山東大學遺體接收中心接收。
劉乃俊的名字刻在紀念廣場東北角的一塊紀念牆上。“我跟閨女一起來看你了。”想起與丈夫的點滴歲月,張麗摟著女兒潸然淚下,泣不成聲。
劉乃俊於多年前罹患重症肌營養不良(漸凍人)。校醫出身的他,在患病之初就萌生了捐獻角膜和遺體的願望。“他總跟我們說他得的這個病是醫學難題,自己的遺體能幫助其他醫生進行相關的病理研究。”丈夫的苦口婆心最終說服了張麗,2013年4月5日,張麗陪著丈夫來到紅十字會做了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登記。
對於劉乃俊這樣的遺體捐獻志願者,醫學院的學生們都尊稱為“大體老師”。“‘大體老師’讓我們最大限度地瞭解了人體,更加意識到生命的偉大和脆弱。他們真的很偉大。”學生陳曉稱,自己跟眾多醫學院學生一樣都去紅十字會領了申請表,也想做一名遺體捐獻志願者,希望身後能為醫學事業做貢獻。
在紀念碑廣場,許多出生在最近幾年的嬰孩名字十分扎眼。每年都有許多嬰孩因先天性疾病而夭折,不少家人通過紅十字會自願將孩子的遺體捐獻。
張虹此次專門從青島趕來,如果兒子在世,就已經3歲了。孩子名字刻在紀念廣場南邊的第一塊浮雕處,石刻上的金漆久經風吹日晒後顏色暗淡,張虹拿出金色油筆,順著石刻筆跡小心翼翼地描著。動作是那麼溫柔,彷彿描的不是字,而是她的孩子。
除了金色名字,紀念碑上還有不少名字被描紅,很多夫妻倆一同登記捐獻,要求名字挨在一起,於是就以顏色來區別是否實現捐獻。張傳海、彭延秋便是如此,丈夫去世後,彭延秋不顧家人一再反對,堅持要完成倆人曾經商量好的遺體捐獻的願望。看到倆人名字緊挨一起,彭延秋欣慰地流著眼淚說:“他當卡車司機,我也去當。他做什麼我也做,我就是想一直跟他在一起。”
看了新聞他決定當志願者
2017年是王永新擔任紅十字會志願者的第二年。作為章丘區相公鎮的一位普普通通的農民,兩年前從電視新聞中得知國家器官移植的巨大缺口,王永新便決定要為此做出點貢獻——當年便前往章丘紅十字會簽下了捐獻協議。
據濟南市紅十字會統計,目前濟南市遺體捐獻登記報名2173人,已實現捐獻276人;捐獻比例不高的原因多種多樣,來自家庭方面的阻力是最關鍵原因。
王永新就遇到了類似情況。王永新的子女們表現出強烈反對。無奈之下,王永新只能反覆做子女的工作。兩年勸過無數次之後,王永新的女兒逐漸理解了父親的想法,但兒子仍固執己見。“這事不能急,慢慢勸,總有理解的那一天。”王永新說。
自從有了遺體捐獻的這個想法,王永新走到哪就宣傳到哪,希望別人也能將來捐獻遺體,但至今難有成功案例。出於對死亡的忌諱、對傳統喪葬習俗的遵守,很多村民都視王永新為“異類”。
如同當農民時要務好農一樣,對於眼下這份義務宣傳工作,他從未氣餒。“我現在正做女兒工作,她已經有了捐獻遺體的意向。”王永新笑著說。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王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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