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文一直說的吳國的正面人物，今天來說說一個反面的。他迷惑吳王夫差，害死忠臣伍子胥，葬送了強大的吳國。 這個人就是吳國的大奸臣伯嚭。伯嚭鼻上的白粉是在他後半生漸漸塗上的，在當初他可不是這種人。
早年的伯嚭，其經歷和伍子胥差不多。他本是楚國人，父親伯郤宛位居高官，頗有賢名，因遭迫害而自殺，他逃往吳國。父死之仇，家毀之恨，共同的深仇大恨，使他到了吳國，和伍子胥一拍即合，一致希望對楚報仇雪恨。
他來吳來得正是時候：吳把戰略矛頭划向了楚。他出身名門，深諳楚國國情，吳國需要他。吳國的需要，加上伍子胥的保薦，他轉眼成了吳國的要人。
伯嚭能成為吳國的核心人物，除了上述兩個因素外，關鍵靠的是自己，靠自己的才幹，靠自己的做人。
論才幹，他有著出眾的政治頭腦，有著不錯的軍事水平，搞政治、搞軍事，都拿得起、放得下。論做人，他機巧，能屈能伸，有分寸，知道什麼人在什麼時候用得著，什麼時候該踢開，知道什麼場合說什麼話。他發威時能讓人感到大人物的氣派，恭順時能讓人感到極其的舒服。
伯嚭是個道地的政客，一個非常有水平的政客。這個政客在入吳後的前段生涯中，應該說對吳是真心實意的，他無家可依，無國可歸，也只能在吳安家，以吳為國了。攻楚，他是方面主將，盡智盡力地帶好隊伍，衝鋒陷陣，拿下不少城池，取後配合主力直搗楚都，成功地完成了統帥部交給他的戰略任務。
根據史書記載： 對楚平王掘墓鞭屍，是他和伍子胥一起幹的。“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屍以報父仇。”遺憾的是，當秦兵遠征救楚時，他低估了對方的實力，盲目恃勇出戰，結果被秦軍合圍，若無伍子胥的相援，後果不堪設想。
功過相比，他還是有功的，而且是建了大功的。這一功，是他向吳王獻上的見面禮，為他在吳安身立命提供了紮實的基礎。這一功，使他了結了血海深仇，出了胸中的怨氣，盡了孝道。
伯嚭有上乘的表現，吳王看重他，伍子胥欣賞他，唯獨孫武不以為然，斷言：“伯嚭為人矜功自任，日久必為吳國大患！”
伍子胥不信孫武的話，依然把伯嚭當做親密無間的好朋友，當做志同道合的好夥伴。
可伍子胥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好朋友、好夥伴會走向另一個方向，變成水火難容的政敵，變成將自己置於死地的殺手。伍子胥估計失誤，他倆終於分道揚鑣。
變化點起於攻越的勝利，問題出在是否接受越投，是否讓越繼續存在下去。和伍子胥堅決滅越的主張相反，伯嚭在拿了越國給的好處後，積極為越國生存出力，為勾踐復活奔走。他用“仁義道德”說動夫差，用人生享受打動夫差，把越國從絕境中解救了出來。
步履維艱走過大苦大難的伯嚭，“看透”了世界，“看透”了人際關係，相信的是及時行樂、自己過得好。他翻雲覆雨，始終把自己按在一個“利”的位置上。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他逢迎吳王；為了留一條後路，他姑息越王；為消除政治障礙，他不得不打擊伍子胥。躺在越國送來的美女懷中，他以為自己將永遠會處於主動。不過，他失算了。
與伍子胥相比，他死得更慘，遭到族滅。他的下場，應了一句“惡有惡報”的民諺。
在吳國滅亡後，他以為對勾踐有保護、周旋之功，帶著得意的神情走進了越廷，坦蕩地準備投靠新主子，接受豐厚的賞賜。然他太不瞭解曾經向他磕過頭的勾踐，不知道他從前的“仁慈”行為，已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勾踐看不起這類謀私叛國、賣主求榮的“小人”，他借伯嚭的人頭，對他的臣下作了一次血淋淋活生生的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