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上還有不能打的人?還別說 一旦動了這些人後果不堪設想

春秋戰國 宋襄公 軍事歷史 二戰 日本 諸葛小兵兵 2018-12-02

戰場上,消滅敵軍有生力量是軍人的天職。不過嘛,有這麼幾種敵人,在動手前卻要三思,因為殺了這幾類人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第一種是醫護兵,第二種是軍工科研人員,第三種是跳傘後的飛行員,第四種就是已經投降的敵人。這是為什麼呢?今天小兵兵就為大家詳細解讀。

首先,醫護兵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說了,他們是戰場上挽救生命的人,有時也是一支軍隊的精神依靠,對於醫護兵,任何軍隊都持尊重態度。如果在戰場上無差別地殺傷醫護人員,無疑會招致對方的極大憤怒。越戰時,美軍的精銳特種部隊SOG就曾對越南的戰地醫院發起過攻擊,雖然取得了一定戰果,但也招致了越軍的瘋狂報復,結果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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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輕易攻擊的,就是軍工科研人員,這一類人可以說是國之重器,一般不會出現在最前線,即使上了戰場,也會受到嚴密保護。如果殺傷了這一類人員,那可能就要做好擴大戰爭的準備了。對於已經跳傘的飛行員,理性的軍隊也不會輕易殺傷,而是要想辦法活捉。培養一個飛行員所花費的成本是極高的,而且飛行員一般也會掌握一些很有價值的情報。為了挽救己方跳傘的飛行員,一支軍隊有時可能會不惜代價。所以,活著的跳傘飛行員,價值要遠高於一具帶著降落傘的屍體。戰場上最後一種不能隨意殺傷的人,就是已經投降的敵人。至於為什麼,很多小夥伴的第一反應都是國際公約的限制,這是一個原因,但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任何公約都可以是廢紙。不殺戰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來,殺俘不祥,這不僅容易逼反俘虜,還會堅定敵軍作戰意志和復仇心理,今降亦死,戰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二來,就是戰俘可以為我所用,充當勞動力,協助修建公路、機場等設施,如果是內戰,敵方戰俘甚至可能直接倒戈,成為我軍戰士,比如解放戰爭時期,我人民解放軍就吸納了大量的敵軍戰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戰俘的政治意義。很多時候,為了安撫國內人心,一國政府都會想方設法去換回戰場上被敵軍俘獲的戰俘,於是一些意想不到的機會就出現了。比如我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先生,當時被美國政府扣押,無法回國,後來,正是朝鮮戰場上被我軍俘虜的上萬名美軍戰俘起了關鍵作用,幫助我國“換回”了錢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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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小夥伴們可能已經明白了,戰場上一些所謂的“規矩”,背後都綁定了很大的利益。不過嘛,在某些歷史時期,或者某些背景下,人類軍隊也經歷過一段時間的“純真年代”。彼時,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軍隊在作戰時都會很講“禮貌”和“規矩”。在我國春秋時代早期,各路軍隊都十分奉行“君子之風”,講究一對一的正面剛,很少玩陰謀詭計。比如公元前638年,當時的楚國與宋國打了一場著名的“泓水之戰”。當時,楚軍已經進至泓水南岸,與宋軍隔河相望。楚軍開始渡河時,宋軍也已經列好了陣。當時的宋軍大司馬公孫固建議宋襄公把握戰機,趁著敵軍渡河立即進攻,卻被宋襄公否決,說仁義之師“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等到楚軍渡河完畢,立足未穩時,公孫固再次請求進攻,又被宋襄公拒絕。直到楚軍也列陣完畢,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宋襄公才下達進攻令。當然,後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宋軍大敗,宋襄公負傷逃走,於第二年傷重不治,從此成為了千古笑柄。

其實,是我們後人誤會了,當時的軍隊確實相當講究“君子精神”,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眼光嘲笑春秋時期的宋襄公。當時的軍隊組成以貴族為主,作戰裝備都要自己出錢,甚至到了南北朝的府兵制時期,這種現象依然存在。著名北朝民歌《木蘭詩》中,就有“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這樣的描述,可以看出花木蘭的一身裝備都是自己買的,雖然花木蘭非貴族出身,但也繼承了一些上古的傳統。由此,春秋時的軍隊作戰方式可見一斑。

無獨有偶,中世紀的西方,軍隊作戰時同樣很講“騎士精神”。在中世紀後期,英法兩國打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英法百年戰爭。在116年的征戰過程中,不論前線拼殺得多麼激烈,兩軍後方被俘的軍官們都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些被俘軍官都受到了禮遇,不僅不用擔心被虐待或者處死,連衣食住行可能都不亞於被俘之前。而且,只要本國政府或者戰俘的親屬肯支付一定贖金,戰俘就可以被立即釋放,畫面非常和諧。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有時仍然能看到“君子”與“騎士”精神的殘存。比如2011年,我國在非洲利比亞的撤僑行動中,就有中企員工手持國旗通過危險區域,而沒有遭到攻擊的例子。後來在電影《戰狼2》中以此為原型,吳京飾演的冷鋒手舉國旗,順利通過了交戰區,頗有當年“貴族戰爭”的味道。當然,這背後依然綁定了政治利益,因為叛軍有政權需求,所以不能輕易得罪任何世界大國,這也是主角得以安全通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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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總體而言,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戰爭早已不再是貴族之間的遊戲了,戰爭規模也越來越大,利益開始至上,兵法乃至各種陰謀詭計逐漸成為了戰爭的主角,“君子之風”和“騎士精神”也紛紛被丟到了腦後。比如二戰時的日本軍隊,就已經完全沒有了道義可言。太平洋戰場上,日軍甚至專門射殺美軍的醫療兵,以至於醫療兵們為了自保,不得不摘下身上的紅十字標誌。在中國戰場上就更不用說了,日軍屠殺我軍戰俘乃至無辜平民數不勝數。我們經過無數次對日本以德報怨,對方卻毫不領情反咬一口的教訓。面對窮凶極惡的野獸,完全講究仁義道德已經不可取了,唯有以血還血給與對方最慘烈的打擊,才能獲得受虐狂們的體諒。不過,如果面對“文明”的對手,我們依然要從利益與“君子精神”之間找到平衡點,優待俘虜,不攻擊醫護兵等原則要堅決執行,對一個國家而言,維持崇高的聲望也是未來獲得長遠利益的重要保證。孟子說過:“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在小兵兵心中,以力服人的霸道太過剛猛,不可持久,以理服人的王道太過柔弱,又容易被欺之以方,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讓人又愛又怕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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