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聲，山東大漢，豪爽熱情，而又溫文爾雅，

楊振聲因五四運動兩次被捕，在監獄中收到家書：兒子出生了

劉宜慶

“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利！”

聲勢浩大的學生遊行隊伍，正向東交民巷進發，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山東大漢，口號喊得格外響亮。這個心中燃燒著一團怒火的青年人，就是楊振聲。五四運動爆發時，楊振聲29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五月四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的風雲。”五四運動過去35年後，楊振聲在《回憶五四》文中寫道。

1918年，這是一個醞釀著新思潮的季節。1918年12月3日，“新潮”社成立。《新潮》編輯部由傅斯年、羅家倫和楊振聲三人組成，傅斯年擔任主任編輯，羅家倫擔任編輯，楊振聲擔任書記。據俞平伯回憶說：“新潮社設在沙灘北大紅樓東北角的一個小房間裡，與北大圖書館毗鄰。參加新潮社的有：法科同學汪敬熙、何思源；文科的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江紹原、康白情、李小峰、孫伏園、俞平伯。我們辦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資助（每月大洋四百）。校長蔡元培先生親自為我們的刊物題寫‘新潮’兩字。英文名Renaissance是‘文藝復興’的意思。”

新文化運動中，北大學子創辦《新潮》雜誌，校長蔡元培特批2000元。

《新潮》創刊號問世後，轉眼間，銷售一空，以至於連印三版，銷售3萬多冊，比現在的純文學雜誌銷量還大。青年學子們奔走相告，一本雜誌“已經翻閱得破破碎碎了，還是郵寄來，郵寄去。”

1919年5月4日，楊振聲和《新潮》雜誌的同仁們一起衝破軍警重圍，衝進緊閉的曹汝霖家的大門，痛打陸宗輿，火燒趙家樓。“火燒趙家樓”這是五四運動中驚險的一幕，細節是怎樣的？楊振聲的兒子楊起在《關於我的父親——楊振聲》文中勾勒出翔實的歷史場景。楊振聲在緊閉的趙家樓大門前憑身材高大與另幾個高個子同學率先攀進曹宅，打開大門。隨後，大群學生一擁而入。火燒趙家樓後，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軍統領李長泰率大隊軍警趕到，武力驅散群眾，隨即以“學生殺人放火”罪名捕人。其時，大批學生已經撤離，楊振聲等少數想維持秩序的學生被捕。楊振聲在回憶《回憶五四》文中說：“當時還是無經驗，若大家整隊而入，整隊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五四運動中，軍警抓捕學生。

5月6日，蔡元培親自到警察廳以身作保，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次日，被捕學生被釋放，北大全體學生在紅樓北面廣場迎接，蔡元培和被捕歸來的學生合影。據被捕的學生回憶：“我們分別坐著3輛小汽車回到學校。廣場放著5張方桌，我們被捕的同學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學們見面。蔡校長也在場。大家的情緒都萬分激動，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蔡元培校長講了幾句安慰並勉勵的話，大家激動得熱淚交流。”請注意，楊振聲和被捕釋放的北大同學，站在方桌上與師生見面。楊振聲是高人中的高人。同學們都很崇拜地望著他們。北大師生對被抓捕的學生，如此禮遇，可謂英雄凱旋，勇士歸來。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當日被捕、剛剛釋放幾天的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生楊振聲，受北京學生聯合會委託，與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師警察總廳辦交涉，要求歸還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警察當局拒絕了學生代表的要求。楊振聲《回憶五四》寫道：“警察總監吳炳湘又長又臭，夾軟帶硬地訓了我們一頓，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你們煽動軍警造反！’我們知道這是因為學生在街頭講演時，也有軍警站在人群中聽，而且在最近週刊上有一篇《告軍警書》。他們有些惴惴不安起來。我們還是要他還我們的報。‘怎麼？’他的臉紅漲得像灌腸，大叫：‘給我扣下！’我們就被押送到一間陰溼發黴的小屋子裡去了。”

楊振聲（前排，中）與羅家倫等在美國留學時合影。

楊振聲又被捕了，在監獄中，與世隔絕，但他放心不下外面的運動。他閉上眼睛，“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會上熱烈的發言，天安門前勝利的會師，大隊卷向趙家樓的壯舉……一幕幕就浮現在他的眼前。一個星期之後，楊振聲被釋放出來。

就在楊振聲被捕期間，他的兒子楊起出生了。在他出獄後寫的家書中，充滿了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賊的痛恨之情，在以後的家書中，他鼓勵孩子好好唸書，長大為國效力，給國家爭氣……

新文化運動期間，楊振聲憑藉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玉君》，揚名文壇。1930年4月，楊振聲被任命為國立青島大學校長，他是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學者，現在成了教育家，他為國立青大聘請了大批的文科、理科方面的教授，趙太侔、張道藩、梁實秋、聞一多、沈從文、黃際遇、黃敬思、湯騰漢、曾省等，師資陣容強大，大師雲集。楊振聲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方針辦學，因地制宜，奠定了山大在人文學科和海洋科學方面的根基，這也成為青島的文化命脈。楊振聲是蓬萊人，山東大漢，一米八六，身材魁梧，豪爽正直，但他又溫文爾雅，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寫一手漂亮的書法，作的近體詩很有情味和韻味，長於書畫鑑定，曾被故宮博物院聘請為字畫方面的鑑定專家。楊振聲豪於酒，在國立青大期間，酒中八仙的聚餐、會飲，聞名遐邇，成為一段文人詩酒風流的佳話。

1937年，七七事變後，長沙臨時大學成立，楊振聲是代表教育部的祕書主任，是臨時大學除了三位校長之外，最重要的行政領導。楊振聲在西南聯大，擔任了多個要職，曾任聯大敘永分校的負責人，但他最大的功績就是堅定不移地把新文學帶入聯大課堂，他主編的聯大語文教科書，吸收了魯迅、徐志摩、林徽因等作家的新文學名作。

抗戰勝利後，楊振聲為學生諸友瓊證婚，婚宴後合影。諸友瓊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得到了恩師楊振聲的贈詩。

1950年，楊振聲發表《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換句話說，便是無批判地反對中國文化，而又無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外抗強權，而又欲學其致強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內傷貧弱，而又欲消滅其貧弱的來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結論是：“雖矯枉過正，勢有必然；但到底是過正了。”

1956年，楊振聲病逝於北京，終年66歲。楊去世前，唯一的遺囑是將其全部藏書（2379冊）捐給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書還在人間，人已經逝世六十年。縱觀楊振聲的一生，他的身上留下鮮明的時代特色，他身體裡湧動著新文化運動的新潮，帶著五四運動的風雲。他是作家，學者，教育家，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筆者對這位豪爽而又文雅的山東人，抱有一種莫名的好感。不知小夥伴們對他有什麼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