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東旭 編輯|孫楊

8月8日上午，西安反傳銷人士阮班軍和他的律師走進了西安市蓮湖區人民法院，他被一家疑似涉嫌傳銷的公司起訴。法院對雙方做了調解，阮班軍同意刪除“惹禍”的文章，原告也表示會撤訴。

過去的4個月，因為這場官司，阮班軍感到筋疲力盡。2019年4月，阮班軍在其“陝西西安反傳銷聯盟”網站上，發佈了一篇傳銷受害者傳給他的與傳銷有關的文章，其中提及了一家被受害者認為涉嫌傳銷的公司。此後，該公司多次找到阮班軍希望他能刪除文章，並提出付費或提供營業執照等，以證明該公司與傳銷無關，阮班軍沒有同意。

一個月前，阮班軍收到法院的傳票，因涉嫌侵犯名譽權被該公司起訴。理由是該公司沒有任何直銷經營點，也不存在任何非法傳銷模式，而阮班軍卻在“陝西西安反傳銷聯盟”網站上發表有關該公司涉嫌傳銷、直銷的信息。

阮班軍收到的法院傳票

這是阮班軍從事反傳銷行業以來，第一次碰到這樣的情況，即使在全國的反傳銷組織中，也極其罕見。

起初，阮班軍信誓旦旦，一定與這家公司槓到底，他深信他只是發佈了傳銷受害者的真實經歷，並未侵權任何公司。可隨著請律師、蒐集證據、找證人，不僅花費大，也讓阮班軍越來越感覺到無力和心寒。

十多年前，阮班軍也曾一度陷入傳銷組織，清醒後為了不讓更多的人受害，開始從事反傳銷工作。據他介紹，7年間，解救超過500名傳銷受害者，而33歲的他，沒有房子、沒有積蓄也沒有結婚。

同意和解後，這個案件雖然還有後續程序需要處理，但案件結果就此已確定。阮班軍也不想再繼續糾纏下去。他刪除了文章，註銷了自己的公司，決定在案子結束後，離開西安，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被告了！”

阮班軍今年4月20日發佈的文章，內容是揭露傳銷組織騙局及洗腦方法等。該文是一位傳銷受害者在陷入傳銷組織中時獲取的，他在網上找到了阮班軍，希望後者能在反傳銷網站上發佈出來，提醒更多的人不要上當受騙。阮班軍發佈了這篇文章，但未曾預料到，竟惹火上身。

阮班軍發現，他已不止一次接到傳銷受害者對該公司的舉報。第一位舉報人是在陝西渭南陷入傳銷組織的受害者，他花3890元買了一張該公司的“至尊教育卡”。4月中旬，阮班軍將這位受害者自己寫的傳銷經歷發佈在了“陝西西安反傳銷聯盟”網站上。

通過多位受害者的講述，阮班軍判斷這些傳銷組織就是運用三商法幾何倍增網絡營銷的方式發展成員，也就是俗稱的“拉人頭”。

幾天後，阮班軍接到了一個陌生男子的威脅電話，對方讓其刪除這篇傳銷受害者自述被騙經歷的文章。阮班軍沒有刪除。

之後，阮班軍又接到一個自稱是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電話。對方在電話中稱，阮班軍發佈的傳銷文章中提及的公司是冒充的，是打著該公司的旗號在做傳銷，並希望阮班軍能刪除這篇文章。

“北派傳銷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打著別人的旗號傳銷。”阮班軍說，因為沒有證據，他當時也怕真的影響到這家公司，並在網上查了一下，的確有這樣一家公司，就將文章中的涉事公司名稱前加了一個“假”字，並在文章中轉載了另一位傳銷受害者經歷。

5月23日，一個自稱是涉事公司的公關人員的人聯繫到阮班軍，希望其能刪除4月20日發佈的那篇文章。

“如果是真的被冒充了，公司肯定會希望社會幫助他們打假，但是他們反而想要刪除受害者的傳銷經歷，這點令人生疑。”阮班軍說，他沒有刪除文章。即便對方後來提出花錢或提供公司營業執照，阮班軍仍堅持不刪除文章。

6月，阮班軍接到西安市蓮湖區人民法院打來的電話，他被該公司起訴了，讓其去法院取傳票。

可當阮班軍聘請了律師並去到法院取傳票時，法院的工作人員稱，因為原告沒有交訴訟費，所以取不了傳票。這讓阮班軍感到十分不解。

“我猜當時可能是嚇唬我吧，要是刪了就不會起訴我了。我當時決定，他要是不告我，我就告他，一定和他槓到底。”阮班軍說。7月8日，他的律師再次來到法院，取到了傳票。

8月8日，阮班軍及其名下公司因涉嫌侵犯名譽權而被告的訴訟，正式進入庭審階段。

8月8日上午，阮班軍（左）和律師在法院門前

在民事起訴狀中，原告方認為，陝西西安反傳銷聯盟多次大量發表的有關該公司涉嫌傳銷、直銷的信息嚴重不屬實，沒有認真核實事實真相，收集各種不實虛假信息，擅自在該網站或者其他網站對該公司的聲譽進行惡意擴散，構成侵權，給該公司的企業聲譽、形象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和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

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為：刪除網絡上與原告有關的傳銷、直銷等不實鏈接信息，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1萬元。

兩個證人

8月7日下午，71歲的趙怡康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從江蘇南通到了陝西西安。除了出庭作證，他此行的最大目的就是試圖要回曾被傳銷組織騙走的6萬元積蓄，並和那段不到5個月的“忘年戀”做一個徹底的了結。

趙怡康有一個兒子，但他卻在老年婚戀交友網上填寫的資料中寫著“無兒無女”。他覺得兒子極不孝順，已經記不得最後一次叫他爸爸是在什麼時候了。

1999年，還在橡膠廠工作的趙怡康和妻子離婚。離婚後，他一個人生活近20年，始終未能找到合適的人在一起。

2018年9月，阿紫的出現，讓趙怡康有了想要結婚的想法。阿紫45歲，外貌雖不出眾，但比趙怡康小25歲。在網上認識一個月後，趙怡康從江蘇南通前往山西長治找阿紫。在火車站前見到阿紫的那一刻，趙怡康深信自己即將迎來幸福的晚年生活。

趙怡康被阿紫帶到離火車站不遠的一間出租房內，這裡住了十幾個人，也包括阿紫。

除了戀人關係，在工作上，“科長”阿紫還是“業務員”趙怡康的領導。為了縮小和阿紫在級別上的差距，也為了讓阿紫看到自己想要和她結婚的誠意。10月30日，趙怡康從中國銀行長治城西支行取出6萬元，買了15張“至尊教育卡”，每張3890元。

趙怡康在山西長治買的15張“至尊教育卡，花費近6萬元。以及“買官兒”成功，主任佩戴的工牌

趙怡康通過購買產品，迅速晉升為“主任”，還獲得了一個只有領導才會佩戴的綠色工牌，工牌上沒有照片，除了姓名、職務、編號外，還有他的公司名稱。

趙怡康去長治，賺錢並不是他的目的。當他想要約阿紫出去逛街時，遭到拒絕。他很生氣，在出租屋內發火大鬧。為了照顧他的臉面，阿紫陪他出去了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第一個月，趙怡康拿到了8000元工資，還被拍下視頻作為幹這行能賺大錢的證明，給其他業務員觀看。

因為找不到新人進公司，沒有業績，隨著阿紫和自己的關係逐漸疏離，趙怡康在今年年初，回到了江蘇南通，人錢兩空的趙怡康只能靠撿廢品為生。但他至今還留著自己從銀行取出6萬元現金的取款單和那15張嶄新的帶著塑料袋的“至尊教育卡”。

和趙怡康的情況有些相似，1988年出生的李瀾最終也未能和陷入傳銷組織的女友結婚。

李瀾有著一米八的個子、帥氣的外表。通過“漂流瓶”，2018年6月，在雲南昭通生活的李瀾和四川成都的女友相識，並確定了戀愛關係。

“我覺得她是那種適合結婚的對象。”李瀾說。網戀一年多後，李瀾決定去成都和女友見面。李瀾的女友1994年出生，長相甜美，自稱在成都一家銷售法國乾紅葡萄酒和雲南普洱茶的商貿公司做主管。

第一天去到公司男女混住的宿舍的那一刻，李瀾就察覺到這是一家傳銷組織。他馬上告訴了女友，但女友並未相信他，甚至在辦公室負責人找李瀾談話時，當面戳穿李瀾認為這個公司是在做傳銷的事情，讓李瀾感到吃驚。

但李瀾太喜歡這個女朋友了，他決定冒險解救女友。但他首先要成為公司員工，前提就是要做成一單，他自己花4180元買了公司一套產品，包括兩瓶紅酒和兩盒茶葉。接下來的時間裡，李瀾因為沒有業績，和女友經常吵架。李瀾也經常被女友“踩”，“他總說我賺不到錢，沒有能力娶她做老婆。”李瀾說。

兩個月後，公司為了“發展”需要，從成都搬到了山東臨沂。公司從銷售紅酒、茶葉也轉變成了銷售“至尊教育卡”。

為了獲取繼續留在公司工作的資格，李瀾向表姐借了1.6萬元，買了4張“至尊教育卡”，每張3890元。他只向家人謊稱自己在“做事”，並未說實話。

每次兩人約會，李瀾和女友的話題，總會少不了“多做幾單”。李瀾的女友業績突出，很快做到了總監的位置，這也意味著她做成功了85單，並且手底下有兩名主管。

“我走的時候她都沒送我。”李瀾說，今年1月，他謊稱回家為奶奶祝壽“請假”離開了公司，她始終因未能把女友從傳銷組織中解救出來而感到惋惜。

李瀾回家後，仍繼續通過微信勸說女友離開傳銷組織。三個月後，女友將其拉黑。

得知阮班軍的遭遇，李瀾願意出庭作證，他希望害人的傳銷組織能夠瓦解，也幻想著女友能再次回到他的身邊。

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則選擇了迴避。“如果你們受害者都不願意提供證據，都不給力，以後我就不管這些事了。”7月22日，阮班軍在受害者微信群中說。即使阮班軍承諾負責受害者前往西安吃住行的所有費用，但多數受害者並不願意為阮班軍出庭作證，這讓阮班軍感到心寒。

黯然收場

“第一步先詢問和介紹各自生活情況，產生對比，之後就是吸引、打壓和要求上鉤者在指定時間前往傳銷地。”阮班軍說。這是傳銷組織“拉人頭”的步驟。他很熟悉這個套路，感同身受。他第一次進入傳銷組織，也經歷了同樣的步驟。

初中畢業後，阮班軍在工地幹過活，學過汽修也做過銷售。2006年，在西安打工的阮班軍接到了久未聯繫的初中同學電話，兩人上學時關係就十分要好。阮班軍那時打工每月不到600元，而在山東日照造船廠工作的同學就不同了，做焊工每月能賺1200多元。雙方詢問了各自的生活狀況後，掛掉了電話。

3天后，阮班軍再次接到了同學的電話，稱造船廠裡有人辭職不幹了，通過找領導可以給阮班軍安排到廠子裡也學焊工，學三個月就能出徒，並指定日期必須趕到。

為了學到一技之長，加上薪水很高，坐了一夜火車，阮班軍到了山東日照。他的同學領著一個女孩來到車站接他。見到同學的他很高興。

回到住處休息時，房子裡的人都打地鋪。阮班軍的同學解釋說：“跟家裡不一樣，這是特色。”阮班軍也就相信了。

連續上了7天課，阮班軍學著和電焊毫不相干的知識，甚至造船廠在哪裡他都不清楚。阮班軍的同學只得承認，他並沒有做焊工，而是做了更賺錢的工作，投入2900元買一套化妝品，能賺290萬，包括他的姑姑和哥哥也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因為關係要好，阮班軍也並未責怪對方。

“發展才是硬道理，加入不是目的。”“今天睡地板，明天當老闆。”阮班軍至今仍清楚記得，當時上課、開會時，喊過的那些激勵人心的口號。

阮班軍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父母在家中務農。為了支持兒子，家裡還是拿出了3000元錢。

發展業務員有三條線：至親、至友和至愛，阮班軍發展的第一個人是他打工時認識的朋友。對方到日照一看，就告訴阮班軍是在從事傳銷活動，兩天後就離開了日照。當時的阮班軍想不明白，雖然心裡產生了一些疑惑，但因為沒證據，所以他繼續留了下來。

轉眼快到冬天了，將近半年時間裡，阮班軍沒有發展一個業務員。他將目光轉向了父親和姐姐，兩人很快被說服並拿錢加入。阮班軍的父親和姐姐只是拿錢，但人仍在陝西老家，他們也很相信阮班軍所做的事情是對的，能賺到錢。

直到阮班軍所在的傳銷窩點被工商、警方打擊後，阮班軍才漸漸感覺到不對勁。一次打擊中，他被收走了手機和100元錢，負責人稱：“上面有關係，會把東西拿回來的。”可最終卻沒有歸還。春節前，他回了家，知道了那就是傳銷。

此後幾年，阮班軍又被小學同學和朋友兩次叫到甘肅和廣西考察項目做投資，雖然形式不同，但換湯不換藥，他一眼就看出是傳銷，投資最高的金額已經到了69800元。

他的小學同學甚至一家人都在做傳銷，賣了家裡的房子、土地。當阮班軍試圖向同學解釋時，兩人吵了一架。對方甚至撂下狠話，等兩年之後，一定開奔馳車回老家見阮班軍。阮班軍說，他的同學堅信自己能做到。

“傳銷一直在演變、更新，危害性太大。”2012年，阮班軍開始研究傳銷，試著做一些反傳銷諮詢，並義務解救傳銷受害者。兩年後，他去武漢的一個反傳銷組織學習了一年，學習解救、反洗腦技巧、勸說等。

阮班軍曾解救過的傳銷受害者的照片，已被他從公司的牆上撕下

2017年，為了讓更多的人不再受到傳銷的危害，阮班軍成立公司並註冊了“陝西西安反傳銷聯盟”的網站，發佈與傳銷有關的案例、轉載有關傳銷的新聞，併為傳銷受害者及家屬提供幫助。7年多時間裡，阮班軍統計，他幫忙解救了超過500位傳銷受害者，幫家屬找到了親人。

“不被社會認可是最大的問題。”阮班軍坦言，作為反傳銷人士，始終沒能得到社會的認可，甚至在相親時，對方一看到他在做反傳銷相關的事情，也都不再聯繫了。

幾個月前，阮班軍在解救一位山西的傳銷受害者時，與受害者家屬簽訂瞭解救協議，解救前需支付2000元，解救成功後再支付剩下的1.8萬元。當阮班軍找到人等待家屬時，卻被家屬以“敲詐”報警，其向警方解釋清楚後才回到家。

“去解救傳銷受害者也是有成本的，而且公司也要運營下去。”阮班軍說，有時解救還要自己貼錢，也曾經因為解救傳銷受害者被打傷。但解救成功後，他仍覺得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的。有時政府部門在尋找傳銷受害者時，也會向阮班軍求助。

一個月前，阮班軍清空了公司租住的房屋，並著手辦理公司註銷手續。33歲的他決定做出改變，想找一個穩定的工作，成家生子。

“反傳銷，這是一個不應該存在的行業。”阮班軍說完，搖了搖頭。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趙怡康、阿紫、李瀾均為化名。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鳳凰WEEKLY】創作，獨家發佈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